读城 | 试论黄泛平原古城的环形护城堤|古城|护城堤|河堤|黄河|黄泛

导读

在城市外围修筑封闭的环形护城堤是古代城市防治水患的重要措施之一，普遍见于黄泛平原。根据方志记载，建造环形护城堤的做法可上溯至宋金时期。伴随护运､护陵等需求在明代中后期逐渐普及，成为黄泛平原城市的主要防洪措施之一。环形护城堤作为单纯的防洪设施，虽然在平面形态､建造方法上与城墙有相似之处，却与城郭存在本质区别。环形护城堤对防治黄河水患有明显功效，影响了城市的功能与布局，也塑造着城市周边的地貌和景观。

本文字数：875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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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天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南泛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改道北流后基本形成今日河道，并在今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频繁泛滥迁徙，形成今人习称的黄泛平原，以其“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塑造了黄泛平原古城独特的城市形态和景观。这些古城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城墙外围修筑防洪用的护城堤。

学界对黄泛平原古城的护城堤早有关注，如章生道指出：“在华北，某些城市城墙的外围是或多或少呈环状的防御土堤，其半径平均为城墙半径的两倍。……这种地物标志是淮河和黄河下游沿岸许多城市郊区的特征。”[1]近年来，有学者将护城堤与居高､城墙和蓄水坑塘等归纳为“洪涝适应性景观”体系，探讨黄泛平原古城景观的形成机理[2]。其中，张蕾在对归德府七城的研究中归纳了该区域古城护城堤的功能､形制和修筑及管理措施，是目前对护城堤着力最多的研究[3]。在有关淮阳､商丘､虞城等多座古城的案例研究中，护城堤亦受到关注[4]。但既有研究多集中在分析护城堤的防洪作用及其在黄泛平原古城景观形成过程中的角色，较少关注护城堤本身及其与城市的关系。基于此，本文选择以黄泛平原古城的环形护城堤为研究对象，即黄泛平原地区城市为应对洪水侵袭而在城墙外围一定距离环绕城市围筑的环形大堤，与仅在某一方向构筑的护城堤堰相比，其四周围合的平面布局和内部空间的相对封闭性与城墙更为相似，在景观上也更加具有独特性与代表性。本文首先统计黄泛平原古城环形护城堤的时空分布情况，随后考察其形制､平面布局及建造过程，并进一步对护城堤与黄泛平原城市的关系加以探讨。

方志记载中的黄泛平原城市环形护城堤

笔者通过全面梳理黄泛平原地区城市的方志材料，以文献为基础考察了该区域城市环形护城堤的建造情况。(表一)在黄泛平原内，修筑环形护城堤的城市分布广泛(图一)，北达鲁北､南达淮河､西自河南中部，东到泰沂山脉以西皆有。其中地处鲁西南的(清)曹州府和归德府所辖范围内最为密集。在鲁北区域大体呈沿河道的线性分布。

自唐末五代起，黄河下游河患逐渐频繁。就筑堤时间来看，在该区域城市外围修筑环形护城堤的治水行为至迟可以追溯至宋金时期。对于遭受严重水患的城市，北宋政府主要采取迁城避水的方法，仅在1034年河决横陇埽以前，今山东省北部的“京东故道”沿线便有至少六座城市因河患迁治[5]。但迁城避水并非一劳永逸之法，如郓城县在迁新城后仍“水如故城”，由于靠近巨野泽，境内亦没有能够远水久安之地，最终选择以借民力“环城筑长堤”来替代“劳民而再迁”，长堤“高二十尺，厚九尺，足以捍城，足以御水矣”[6]。自庆历八年(1048年)始，黄河在东流与北流间徙移不定，河患愈演愈烈。元丰四年(1081年)黄河再次决而北流，神宗诏:“东行河道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以闻，其干涉州县修护城堤，并听立之处分。”[7]已将修筑护城堤作为防治河患的一项重要策略，但目前尚未发现可靠的因此诏而修筑环形护城堤的证据。金代则有在山东黄河下游沿岸城市大规模修筑护城堤的动议。《金史·河渠志》载明昌五年(1194年)正月“奏差德州防御史李献可､尚书户部郎中焦旭于山东当水所经州县筑护城堤”，三月时山东“水所经城邑已劝率作护城堤矣”[8]。虽然史料中并未确切记载此次实际完成护城堤修筑的城市数量和名称，但从方志记载中的后人推测来看，应确有部分城市建设了环形护城堤并沿用至后代，如明嘉靖《武定州志》的编纂者即将武定州的护城堤视作这次筑堤行为的产物[9]，万历《滨州志》亦载:“护城堤在城池外，按《金史》，明昌五年都水监丞田栎因河决议水所经城邑作护城堤，今不修葺，而其堤尚存。”[10]

统计数据明显反映出，明代是黄泛平原城市修筑环形护城堤的高峰期，尤其是明弘治至万历时期，约占所有建造环形护城堤城市的五分之三。(图二)在这一时期筑堤的城市广泛分布于黄泛平原内的各省，从城市层级上看涵盖府､州､县各级城市，总体上呈现出西早东晚的分布态势。(图三)万历二十年(1592年)右都御史潘季驯即言:“查得滨河州县，河高于地者，在南直隶，则有徐､邳､泗三州，宿迁､桃源､清河三县;在山东，则有曹､单､金乡､城武四县;在河南，则有虞城､夏邑､永城三县;而河南省城，则河高于地丈余矣。惟宿迁一县，已于万历七年改迁山麓，其余州县，则全恃护城一堤，以为保障，各处久已相安，并无他说。”[11]

明代中后期黄泛平原城市普遍修筑环形护城堤的行为，与这一时期严重的河患和明廷的治水政策有关。黄河下游水患在明代日趋严重，决徙频繁与河道紊乱更甚以往。在黄泛平原上各府州县的方志中，几乎都能见到对黄河水患的记载。有学者统计，明代黄河决口和改道达四百五十六次，其中较大的改道即有七次，大多发生在河南和山东，特别是开封府和兖州府境内[12]。有明一代，治理黄河始终以保漕运为首要目标，由此决定治河方策以及维持哪条河道､河堤的布局和重点治理区域等重要问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黄河决溢的区域和波及的城市。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漕运成为急要之务，而明代运河与黄河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黄河徐州至淮阴段即为运河的一部分，治黄即治运；另一方面黄河若在豫东或鲁南苏北段决口，将有冲击运河､截断运道的风险[13]。明代前期，河患多发生于河南境内，特别是省城开封一带，屡受水患的开封在正统至景泰年间便完成了护城大堤的修筑[14]。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在原武至开封段大决，下游形成了较固定的以汴道为正流的汴､涡､颍三道，白昂､刘大夏以“北堤南分”为方针治理河道，塞筑黄陵岗等水口，并筑北岸太行堤和新堤，保证了张秋运河的畅通[15]。加之嘉靖以后，南行诸河道淤塞，在“筑堤束水”方策的影响下，黄河主流大致固定在由泗入淮的今废黄河一线，黄河决溢的主要区域也由前期的河南开封段､山东西北部转移至东南方向的归德府､兖州府西南部及徐州､淮安府一带，在曹､单､金乡至丰､沛､徐､砀间窜扰[16]。明中叶以后，水患危及泗州祖陵，保陵即是保护国本，亦为要务，而对黄河水患影响下的民生问题的关注，只能居于运道､陵寝之后。

遭受严重河患时，黄河下游城市也会采取迁城避水的方法来应对。据蔡泰彬､韩昭庆､王俊清､段伟等学者统计，明代这一区域因黄患迁移治所的城市有近30座之多。但治所迁移是一项涉及许多因素的大工程，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有些城市便在权衡多方因素后选择以成本相对低的修筑护城堤来代替迁城。如封丘县，弘治六年黄河横溢，城郭“几近荡没”，即议“迁城远害”，新城选址规划都已初有成果，但知县以民疲财竭､安土重迁为由，提议以筑河堤和护城堤代替迁城，“周城之堤卫民，亦宜急筑，其为劳也小，其为费也省，其救害也速”，并劝说民众筑堤与筑新城“出此入彼，劳费殆相什百千万焉”，终免“迁改城邑之役”[17]。曹县在正德年间亦曾欲迁城避水，但因“念民贫极弗任，且河流交横，遍观无嘉壤”，退而选择重修城垣并环城筑堤。根据前述学者的迁城统计结果，还可发现在持“束水攻沙”论的潘季驯治河后，城池迁徙的次数明显减少。潘季驯所持治河观反对迁城避患，而是主张通过修筑护城堤的方式来保护城池[18]。作为四次主持治河者，潘季驯的观念必然也会影响到黄泛平原城市应对河患的策略选择，如地处黄､漕交汇处的徐州城，是明后期水患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万历十八年(1590年)遭河水灌城，士民议迁城或改河道，但在潘季驯的反对下改行垫高､泄水､筑护城堤[19]。此外，已筑堤城市作为前例，也会影响其他城市的决策，如濮州在清同治年间修筑护城堤便是“援照菏范成法”[20]。

在此背景下，修筑护城堤成为明代中后期黄泛平原城市普遍选择的治水方式。同时，由于大部分城市位于地形低平的平原地区，“地势平衍，无高山大泽以为阻”[21]，河水决溢时常漫流四境，并不只从河流一面单方向冲击城池，与修筑单面向的护城堤相比，围绕城池四周修筑环形护城堤能够起到更有力的防洪作用。

及至清代和民国时期，黄河溃决仍然十分频繁，亦有城市受此影响新建环形护城堤，而此前已经建堤的许多城市在清代都多次重筑､加筑护城堤以抵御洪水。在咸丰五年河决铜瓦厢改道后，新河道沿线也有城市新筑护城堤。

环形护城堤的形制､平面布局与建造过程

相对于独立的河堤而言，封闭的环形护城堤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黄河水患对城市的威胁，同时与城墙等设施一道构建出黄泛平原古城的特殊形态。环形护城堤作为城墙之外的附属设施，其形制､平面布局及建造过程均与城墙不同。

1. 环形护城堤的形制和平面布局

就方志中记载的各地护城堤尺寸来看，似乎并不存在十分统一的护城堤样式。但总体而言，与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兼顾防洪功能的城墙相比，仅具有单一的防洪功能的护城堤“堤制厚而不高，坦而不耸”[22]，与城墙相比高度相对低矮､宽阔､收分较大，附属设施相对简单[23]。保护和加固城堤夯土的措施则与河堤相似，多为在堤两侧或堤顶种植柳､榆等树木，如曹县护城堤“外下椿橛如雁行，防风浪漰湃，不令侵土也;内树杨柳如局道，令根蒂盘结交错，土不易崩也”[24]，单县“劝民两涯植柳，俾根枝纠结，以固岸土”[25];仅有少数城市如徐州､泗州等使用了石材砌筑。

明清方志在形容环形护城堤时，常常使用“环城筑堤”“作大堤环护”“四外环绕”等表述，即平面布局呈现为以城墙内的城市为中心的围合环形。在方志城图和一些明清舆图中，其形状也常常表现为在城墙外围的较规整的圆形､圆角方形或城墙形状的相似形。实际上，从仍保留历史时期格局的古城实例来看，这些环形护城堤大多呈不规则的近圆形，与其环抱的相对规整方正的城池一起，构成了今人认知中最为典型的“外圆内方”布局，如商丘､夏邑､虞城(图四)､菏泽等。还有一些城市的护城堤呈现出极不规整的平面形态，通常与建造过程中对旧有城墙或堤防等设施的利用有关，如柘城县，嘉靖年间因旧城沦于水而迁治于旧城南关，万历三十一年因水患创筑新城护城堤[26]，其北段便利用了旧城城墙，形成了北方南圆的特殊形态。

2. 环形护城堤与“城”“郭”

从与城墙的位置关系和平面布局的封闭性来看，环形护城堤与城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方志中也有将护城堤与郭并称的现象，如顺治《封丘县志》载“筑外郭以御水患，今护城堤是也”[27]，康熙《单县志》则称“古者城外有郭，今有城无郭者多矣。惟逼近黄河之处有护城堤，亦郭之遗意欤”[28]，民国《东明县新志》亦称护城堤是“堤以护城者也，故名，盖古代郭郛类耳”。但究其原意，在当时人看来，二者仍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城市设施，除形制差异外，功能是二者最为核心的差异，郭是城墙之外的防御设施，兼具防洪功能，但护城堤仅仅作为防洪设施。

但在有需要时，护城堤也可以经过改造，实现从“堤”到“城”或“郭”的转换以承担军事防御的功能。德平县的外城，原本是内城的护城堤，“明正德七年，流氛骤起，知县朱冕因其土增垒为城”[29]，到民国时已是“内城破坏不堪，外城较为可恃”[30]。兰阳县则在明弘治年间筑堤时便又在堤上筑墙，“于堤防之上修外郭，以为捍卫也”[31]，到了清乾嘉年间城垣被毁，“捻军乱时，就城外护城堤砌筑砖城”[32]，后来便沿用为县城。封丘县则于嘉靖二年在护城堤西､北堤口置望楼二座，“以备兵患”，万历时期又“树栅栏大门七座”并悬匾额，还在堤外砌筑石桥，当时人亦感叹其“名曰护城堤，实与重城无异矣”[33]，到了民国时期，封丘护城堤还成为了驻军“操练对击”的场所[34]。利用旧城筑护城堤，与利用护城堤改筑城墙的现象在黄泛平原古城中均较为多见，这无疑体现了二者在形态､修筑技术和功能上的相似性。

此外，作为能够限定空间的实体边界，环形护城堤也会随着城市发展被赋予新的意义。到民国时，出现了以护城堤作为行政区划边界的现象，如鱼台县，分为一个城区和七个乡区共八个行政区，其中城区“在县境西南人和乡中，以城外环堤为界”[35]。

3. 环形护城堤的建造过程

环形护城堤的建造过程大致可分为一次建成､多次接续建成､城堤与河堤围合而成三类。其中绝大多数城市的护城堤为经规划一次建成。多次接续建成如河南省城开封，其护城堤雏形可追溯到元延祐六年在城北创筑的一道护城堤[36]，正统年间筑东､西､北三面，景泰二年又补筑南面，连接为长四十余里的完整环形护城堤[37]。偃师县的护城堤西北一段始筑于元元统年间，东南段则迟至明隆庆年间方筑，二者“环围县城如抱”[38]。还有些城市因距河较近，便以河堤充作一至三面堤防，余下再筑护堤，同样形成了环城堤堰的形态，如西华县城，东､西､北三面被贾鲁河环抱，三面近城之堤“与城南乾堤俱为护城堤”[39]。

就护城堤建造与城市建造的时间关系看，大部分城市的护城堤都是在后期按需增筑，滞后于城墙及其他城市设施的建设，仅有少数城市在建城的同时便预先规划建造护城堤，如砀山县在万历年间因水患迁城时，便在规划时对县城防洪问题多加考虑，“是以城建而堤亦建，为其籍以捍卫者尤重”，并且在草创方完之时再次遭遇洪水，“新城赖以无虞”[40]。有条件的城市还会根据修筑材料和堤防所处地段的水况､地势来预先设计护城堤的具体形制，如徐州的护城堤，绝大部分为夯土筑成，在部分地段以石甃，“其尺度之高下，基面之广狭，石者与土异，当水冲者与浸流处异，地势高者与卑下者异。若堤之近水者，多用汉人筑瓠子法，以竹笼贮石盘护堤根，以防冲啮”[41]。具体到修筑时，也有在大规模开工前先修筑样堤以为式的情况，如金乡县在崇祯年间重修护城堤，开工时堤外“土未尽出”，于是“先将园土用夫一百七十五名，修样堤九十二丈，顶阔若干，高若干，示式也”[42]。

有学者将当下黄泛平原古城表现出的“外圆内方”平面形态视作古人“天圆地方”观念和“天人合一､阴阳结合”思想的设计典范[43]。但考察方志中的相关记载，时人在修筑环形护城堤时主要关注和保证其防洪效果，并未体现出对某种平面形态的刻意追求，考虑到圆形的堤坝在抵御和分散河水冲击力时比方形更为有利，这种不规则近圆形的平面布局应该是为实现防洪效果而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客观效果。时人对于护城堤的概念也有相对明确的界定，即使同样是具有封闭性的环形设施，环形护城堤也与真正的“重城”和外郭明显不同，人们不以其作为城市的边界，也并不将其平面形态视作城市的形态。

环形护城堤的功效及其影响

护城堤最基本且首要的功能是防洪。吴庆洲将中国古代城市的防洪方略总结为“防､导､蓄､高､坚､护､管､迁”八策，其中护城堤作为障水系统的一部分，发挥“防”水护城的效用[44]。对于护城堤抵御洪水的效果，方志中不乏记载，如曹县正德九年筑护城堤成，“其年秋七月至九月，河四五涨，至堤而止，水去城渐远，城中渐爽垲可定居”[45]。鱼台县万历三十二年筑堤，“已而伏霖暴涨，水大至，几与堤平，城卒赖以无虞”。张蕾曾统计归德府七座城池护城堤的防洪效率，在明清民国时期，该区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洪水被护城堤直接阻挡在外[46]。康熙年间任河南河道总督的杨茂勋在在上疏中言:“近河则筑缕堤，稍进则筑月堤，稍远又筑遥堤，附郭则筑护城堤，犹恐水势暴横，又筑格堤及减水石坝，以泄水势，前人良法，具载纪志。”[47]明确将护城堤置于治河的堤防体系中，足见其防洪功能得到了时人认可。当洪水过大冲入护城堤､淹没城池，护城堤作为相对的高地，可以提供逃生避洪的场所与通道，泗州在康熙年间沦没后，州署及众多居民还曾长期在护城堤上办公和生存，以至于又再加筑新堤二道以保护护城堤及其上的民众[48]。

但在应对高强度降水和洪水漫堤造成的涝灾时，封闭性的环形护城堤反而可能阻碍洪水和积水外泄，造成负面影响。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西华县贾鲁河决溢，冲入堤内，由于城南有护城堤阻隔，水无去路，只得将护城堤扒开泻水[49]。由于护城堤在阻挡洪水的同时也阻截了洪水所携带的泥沙，堤外地势逐渐淤高，堤内､城内地势相对低下，形成城内如“釜底”的“城市盆地”[50]。正是“筑堤护城，其来盖已久矣。夫土疏固易迁徙，而流杂泥沙，又易淤淀，以其故，水载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51]。内低外高的地势，使得洪水与雨水更容易潴留不消，“山水雨水均无出路，内外浸灌”[52]，这也是黄泛平原古城城湖的成因之一。

黄河泛滥和人类活动共同塑造了黄泛平原城市“护城堤—城墙—城湖”的“洪涝适应性景观”体系，在这个地区形成了一批拥有广阔水域的“水城”。这些城市坑塘通常分布在城内四角和城堤之间的低洼之处，其成因大抵离不开地势的变化和人类主动的取土､开浚行为导致的洪水蓄积。古城水体的形成往往晚于城市甚至护城堤的建造。这些水体所占据的空间大多都曾作为生产生活用地。城堤之间的土地大多为田地，如夏邑“自城根量起八丈，外至堤根，皆民田也”[53]，鱼台县旧城“堤内民田五十余顷，今冲决为潴”[54]。但其中也不乏包入坛壝､关厢的情况。再向前追溯，对于一些沿用时间较长的城市，在筑护城堤､水体形成之前，城外土地也常常被用作营建墓葬之所。而后代若有缩筑城池或就近迁城之举，城外土地往往是属于早期城池内部的遗迹，如淮阳[55]､城武[56]､商丘[57]的城湖之下，都保存着可早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迹，淮阳在开发周边城湖的时候，还曾于各湖区内发现大量汉至元时期的墓葬以及窑址､窖藏和古遗址等[58]。极端情况则是原有城市彻底淹没，沦入水底，如睢县北湖和柘城县北旧湖，其下皆为旧城，近如蒲台县，1976年遭黄水灌城，现已改建为蒲城水库[59]。

小结

为应对严重的黄河水患，位于今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的黄泛平原古城普遍采用了在城市外围修筑环形护城堤的治水方式。这种举措至少可以追溯至宋金时期，并且在明代中后期得到普遍应用。环形护城堤看似在平面上与城墙构成一种重城的形态，但作为单一的城市防洪设施，与城郭有本质区别。不过，因其在形态､修筑技术和功能上与城墙具有相似性，在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改造实现二者的相互转换。随着城市的历史发展，环形护城堤的意义得到扩展，开始成为新的行政区划的边界。

注释（上滑查看全部）

[1]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C]//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89.类似的研究亦见于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下册)[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3;郑连第.古代城市水利[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

[2]俞孔坚，张蕾.黄泛平原古城镇洪涝经验及其适应性景观[J].城市规划学刊，2007(5);张蕾.与洪涝共生——黄泛平原古城的传统治水经验[J].景观设计学，2009(2);吴宏岐，张志迎.黄泛平原古城镇水域景观历史地理成因初探[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1).

[3][23]张蕾.黄泛平原古城洪涝灾害经验与适应性景观——以明清归德府七城为例[D].北京: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如陈琳.明代泗州城考[C]//历史地理(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84-196;周建山，韩利锋.从考古发现看淮阳环城湖的形成[C]//中原文物考古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293-295;张庆.黄河影响下的商丘古城空间格局探微[D].郑州: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李娟.1128年-1855年黄河南泛对杞县城市形态的影响[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陈隆文.黄河水患与历代睢县城址的变迁[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3);纪朝荣.1128年-1855年黄河南泛对虞城县城市形态的影响[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4);魏明洁.1128年-1855年黄河南泛对柘城县城市形态的影响[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崔松松.黄河变迁对夏邑县城市形态的影响[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古帅.水患､治水与城址变迁——以明代以来的鱼台县城为中心[J].地方文化研究，2017(3);吴朋飞.黄河变迁与开封城市兴衰关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5]王子奇.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建制城市的考古学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169-173;李大旗.北宋黄河河患与城市的迁移[J].史志学刊，2017(1).

[6]石介著，陈植锷点校.郓城县新堤记[M]//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232-234.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四年六月戊午(卷313)[M].北京:中华书局，2004:7583.

[8]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675-677.[9]郑希侨修，刘继先纂.武定州志(卷8)[M].明嘉靖刻本.[10]艾梅修，毛似徐纂.滨州志(卷1)[M].明万历十一年刻本.

[11]潘季驯.河上易惑浮言疏[M]//河防一览.台北:广文书局，1969:389-390.

[12][13]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4:10-20;于云洪，李法杰.明清时期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城市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6-42;邹逸麟.明代治理黄运思想的变迁及其背景[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14]吴朋飞.黄河变迁与开封城市兴衰关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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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33]余缙修，李嵩阳纂.封丘县志(卷7､卷2).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18][19]蔡泰彬.晚明黄河水患与潘季驯治河[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12-19;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233-241;王俊清.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水灾与城市变迁[D].郑州: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24-27;段伟，李幸.明清时期水患对苏北政区治所迁移的影响[J].国学学刊，2017(3).

[20]王希孟.上抚宪创修夹堤护城堤状[M]//濮州志(卷8).清宣统元年刻本.

[21][42]李垒纂修.金乡县志(卷2)[M].清同治元年刊本.[22][25][28]王镛修，秦寅纂.单县志(卷2)[M].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24][45]陈嗣良修，孟广来纂.曹县志(卷2)[M].清光绪十年刻本.

[26]李藩，元淮纂修.柘城县志(卷2)[M].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29]凌锡祺修，李敬熙纂.德平县志(卷2)[M].清光绪十九年刊本.

[30]吕学元修，严绥之等纂.德平县续志(卷2)[M].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31]褚宦修，李希臣纂.兰阳县志(卷3)[M].明嘉靖刻本.

[32]兰考县志总编室.兰考旧志汇编(中册)[M]，1984:787-788.

[34]姚家望修，黄荫柟纂.封丘县续志(卷5)[M].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35]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直隶州续志(卷4)[M].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36]吴朋飞，邓玉娜.黄河变迁对元代开封的影响[C]//城市史研究(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5.

[37][51]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