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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俄派到中国南方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孙中山生命所剩无几的时候，他不能不考虑到自己的来华使命，不能不考虑到国民党的未来，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国民革命的前景。

加拉罕也是如此。

他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

没有孙中山，苏俄的地位和代表还能在广州那样的政治和军事困境中存在下去吗？

继续实施莫斯科的“东方战略”，就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寻找新的孙中山，寻找孙中山的继承人。

1924年底至1925年初的冯玉祥，使莫斯科觉得他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人。

1、冯玉祥其人

冯玉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人。

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青县兴集镇一个下级军官的家庭。其父原是安徽巢县竹柯村人，由于家境贫寒，加上战乱、灾荒，因此每天在穷困中挣扎。

年轻时背井离乡，逃难到外地，后在一个地主家里当佣工。冯父个性严正古板，生性勇武，酷好武艺，在地主家一边当佣工，一边偷偷向地主为其儿子聘请的武师潜修苦学武艺。

不久，他由雇工而考取武庠（即武秀才），开始从军。到冯玉祥出生时，他们家的生活既不稳定也不富裕。

家里生计艰难，因此冯玉祥自幼在贫困家庭中长大。艰苦的生活与生存环境，深切地影响到冯玉祥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他处理日常事务的习惯以及训练军队的方法。

1892年，由于冯父所在的军营缺额，年仅11岁的冯玉祥顶名补缺。

但补上兵后，他并没有随营操练，而是在一家学塾里读书。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冯玉祥14岁时正式入保定五营当兵，开始接受军事操练，经历军队生活。

1901年，冯玉祥所在的部队接到改编为淮军的命令，归李鸿章节制。

1902年，冯玉祥离开淮军，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1912年，冯玉祥投身北洋军，1914年7月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

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5年冯玉祥在奉命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期间，喑中与蔡锷联络，并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1917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不久出任陕西督军。

1922年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率部出陕援助直系，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但由于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

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的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锟）、吴（佩孚）军阀统治。

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他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并将清朝逊帝溥仪逐出紫禁城。

同时，冯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第二军军长、孙岳为第三军军长。

政变成功后，他电邀孙中山到京共商国是、主持大计。

但是还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尚未进京之前，由于形势所迫，冯玉祥很快又同反直军阀张作霖、段祺瑞达成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

2、孙中山的继承人为何是冯玉祥？

随着冯玉祥地位的骤然改变，冯和他的国民军一下子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华政策中的新重点。

同时，冯玉祥自幼进入军队生活，由一名普通士兵发展成为拥有一支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的首领，其多年的军事生涯以严治军、善练兵而著称。

他注重对军队进行爱国爱民的精神教育，将纪律视为军队生存的命脉，致力于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在关心爱护士兵的同时，严格训练部队，尤其重视对部队在近战、夜战以及恶劣气象条件下作战的艰苦耐劳锻炼。

另外，冯玉祥还有“基督将军”之称。

1917年圣诞节，冯玉祥经过受洗，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正式皈依基督教后，冯玉祥便严格按照圣经的要求治军做人。他用基督教的教义来管理官兵，在日常生活中，提倡节俭，反对奢华，要求官兵洁身自好。

他自己也与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睡稻草地铺，每餐仅一菜一汤，数十年如一日。在军队里，他严禁吃喝嫖赌、穿绸着缎，甚至严禁吸食香烟，他自己也从来不用烟酒待人。

正是这样一些鲜明的特点，使冯玉祥在北方的崛起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使莫斯科在孙中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寄希望于他。

同时，孙中山北上后，国民党的要人们在天津、北京等地受到了段祺瑞执政府的轻侮，也使他们感觉到必须有军事实力做后盾不可。

于是，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便成为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策划的主题之一。

冯玉祥的国民军建立后，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北方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李大钊既代表共产党又代表国民党，多次被派往华北，与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首领谈判。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国民军领导人更加明确地走上了反帝斗争的道路。

总之，北京政变后的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建立，使莫斯科在坚持对广州政府援助、将国民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全国、继续调解国民党与中共的矛盾、开展工农运动和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作用的同时，将以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代表的北部军政因素，纳入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策视野。

于是陪同孙中山北上的鲍罗廷又有了新的在华使命，即奉命开辟北方的红色基地。

3、孙中山与冯玉祥的交往

还在1923年12月，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就对冯玉祥投向了关注的目光。

加拉罕认为冯玉祥与孙中山可以实行“联合”，实际上，孙中山很早就与冯玉祥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还在二次革命讨袁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就曾派国民党上层骨干到冯玉祥驻地，劝说他加入革命队伍。

但冯玉祥对国民革命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那时所谓新兴社会科学，只在萌芽。三民主义在旧政治的压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开于世，因此社会人民对于新兴社会政治的知识，都很简陋。我那时读书，尚未脱离传统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
尤其许多术语和名词，我简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
我说：
“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是竭诚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我也是拥护的。但是国家政治，总还是选贤与能的好，若定要结党成派，在我看来，总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现在还不能赞同。

但尽管如此，冯玉祥对孙中山还是充满敬佩之情的。

1920年7月，他曾致信孙中山表示：“私衷仰慕，已非一日，今欲追随，乞多指示。”

而孙中山则不失时机地多次派人到冯玉祥部，给他写信，并送他《建国大纲》。

于是冯玉祥的政治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成为孙中山的信徒。

1923年12月，冯玉祥对孙中山派去动员他的代表马伯援表示：

“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行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终于寻机发动了北京政变，与直系分道扬镳，建立了国民军，做了一件对孙中山晚年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

但是，北京政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并没有变得比以往清明。

一方面段祺瑞执政后，正如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全都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班打闹，闹得昏天黑地”。

段祺瑞既宣言“外崇国信”、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又召集善后会议，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分赃攫利。

另一方面，冯玉祥遭到奉系、皖系的排挤，使他感到无论是国家前途还是个人前途都没有半点光明的气象，于是决定避入京郊天台山躲清静，以示消极。

天台山，位于北京香山东北方向，通往山上的路，虽不阔，但不陡，缓缓而上，直到山顶。住进天台山后，冯玉样每天开荒种地、接待朋友来访、读书习字。

到1925年初，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将其所辖国民军改称为西北军，分驻在京畿附近的古北口及察哈尔、绥远、热河等地，并请冯玉祥到张家口履职。于是，冯离开了天台山。

4、“红色丝绸之路”

在张家口，冯玉祥经常接待来自各方面朋友的造访，其中就包括鲍罗廷、加拉罕和李大钊等人。

其实，同冯玉祥接触，对冯部开展工作，加拉罕早在1924年春天就开始了。

1926年2月，加拉罕在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时说道：

在1924年春天以前我们就在有步骤地做冯的工作了。我们有经常不断的工作联系。几乎每天晚上充当我和冯之间传递员的鲍威尔都来我这里。

所以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偶然事变。

1925年1月，孙中山北上入京后不久，鲍罗廷曾在陈友仁等人的陪同下，到张家口与冯玉祥进行了第一次会晤。

鲍罗廷的这次张家口之行，到底是受加拉罕派遣还是受孙中山委托？

从当时莫斯科的“东方战略”意图以及国民党面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两种因素兼有。

而鲍罗廷与冯玉祥这次会晤所商谈的内容更是证明了这一推断。

这次被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描述为“长时间并且相当顺利的会谈”，主要是想通过国民党与冯玉祥西北军的联合，将国民革命的影响从中国南方推向中国西北，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基地，从而打通中国与苏俄相连接的一条新的通道。
这是一项涉及政治、军事战略的新计划，是打通“红色丝绸之路”的新设想。

这个设想既符合莫斯科的东方战略利益，又契合孙中山心中一直怀揣的军事战略意图。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就有关于发展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的思考。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他更是将俄国革命胜利与发展西北问题联系起来，统筹部署。

他在1918年1月28日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此后我国形势，应注重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

此后，他在与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外交官、顾问等的接触中，曾多次谈及这一思想。

1923年9月，孙中山派遣“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俄考察。9月10日，作为代表团团长的蒋介石在拜会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军事形势以及孙中山和吴佩孚的力量对比。

他说：孙逸仙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工业，南方军队长期装备不足。香港对孙逸仙军队的后方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南方军队的总参谋部和国民党在代表团动身来莫斯科前夕决定，把战场转移到中国另一个地区，即西北地区。为此目的才派出了本代表团”。

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进一步向苏俄军事领导人建议：

在库仑（今乌兰巴托)以南邻近蒙中边境地区建立一支孙逸仙的新军。由招募来的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从满洲西部招募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组成。
在这里按照红军的模式和样子组建军队。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国内致信加拉罕说：

“蒋将军正在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们接触，并提出一份关于我们军队在北京西北甚至更远地区之内及其附近进行军事活动的建议。”

正是因为孙中山一直关注西北的军事政治发展问题，特别是想打通与苏俄连接的通道，所以他一直注意派人与西北的冯玉祥、胡景翼等部联系，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

显然，鲍罗廷的张家口之行，以及与冯玉祥等人的会谈，是由于孙中山的设想得到了莫斯科高度重视的结果。

5、打通“红色丝绸之路”的实践

打通“红色丝绸之路”的设想，不仅仅只是与冯玉祥接触及支持冯的部队，还包括援助胡景翼及其部队。

由于形势所迫，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俄请求援助的人。1924年11月5日，胡景翼通过李大钊，向苏俄提出请求援助的要求。

12月底，胡景翼邀请加拉罕到开封他的官邸。之后，他又派出一个军官代表团到苏俄大使馆谈判。

据苏联国防部档案，当时苏俄驻华武官格克尔在给加拉罕的报告中陈述了这一情况。

他写道：

今年（1925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指于右任)，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指李大钊)来到我这里。
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他们希望苏联不会拒绝援助反帝的斗争。他们打算请求我们给部队提供教官。过一段时间，胡景翼没有等到苏联政府的答复，就向大使请求暂时给他派一些军事顾问，因为预料邻近的军阀即将向他的部队发动进攻。

1925年初，北方军阀果真进攻胡景翼部队。

于是，2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对胡景翼部队的紧急援助问题。鲍罗廷参加了会议。

通过会议，鲍罗廷摸清了胡景翼及其部队的主要情况：

（1）胡景翼的部队占据着四分之三的河南省，拥有人口达2000万。几乎所有穿过河南的铁路，如北京一汉口、锦州一汉阳、开封一苏州都掌握在胡景翼的手中。
（2）胡景翼军队的战略地位对其非常不利。他的北边驻扎着与其有着良好关系的孙岳和冯玉祥的军队，但在这两个人之间有直隶省督办李景林将军。张作霖千方百计要把孙岳从保定赶走，以此来加大胡景翼与冯玉祥之间的空隙。
显然，胡景翼在北边的后方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完全有保障的
（3）湖北省以南是萧耀南管辖的地区，胡景翼试图与他达成谅解，但眼下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4）在西边，即胡景翼的右翼，四分之一河南省和陕西的东南部处于刘镇华的管辖之下，而且最近由于洛阳的归属还发生了一些冲突。据胡景翼的参谋长刘守中将军的报告，曾打算加强驻扎在陕北的力量，并将它们调到陕南去对付刘镇华，这样就使胡景翼有可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湖北省。但是，由于缺乏加强陕北力量的资金，这一计划无法实现。
（5）胡景翼的东边面对的是张作霖的部下张宗昌。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意识到各方对胡景翼构成的威胁，认为国民党必须立即帮助胡景翼。

会上，胡景翼在北京的代表、政治局委员于右任表示，希望经过蒙古从俄国获得物资援助和武器弹药等援助。

但是，鲍罗廷认为，由于路途遥远，又缺乏运输工具，这样大量的物资援助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

而等援助条件具备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会议经过讨论，达成了对胡景翼军队援助方式的共识。

2月14日会议结束后，鲍罗廷及时向加拉罕撰写了书面报告。

他在报告中对俄国怎样援助胡景翼军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

（1）派一名顾问去指导胡景翼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对农民的组织工作等。
（2）派军事专家建立装甲车队，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帮助进行国内战争。
（3）在帮助胡景翼解决他所面临的非常复杂的战略任务时，我们的军事专家应该很好地熟悉整个情况，向胡景翼提出解决这一战略任务的方案。
表面上对胡景翼处情况的了解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首先胡景翼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西部战线上，以保证自己的陕西——绥远出口。
但这需要预先征求军事专家的权威意见。
（4）在加强北方战线方面，我们对他的援助就是接近冯玉祥。

根据鲍罗廷的报告，加拉罕在请示莫斯科后，决定满足胡景翼提出的向他的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

2月27日，苏俄军事专家和顾问从北京到郑州，主要是帮助领导和运用胡景翼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他们帮助胡景翼详细拟定了战略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胡的全部主力集结于郑州地区，而在东面对抗张作霖部队、在南面对抗湖北督军萧耀南，只留下人数不多的掩护部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把主要锋芒指向西面，并占领洛阳。

占领洛阳也就打开了通往陕西的道路，从而造成国民军一、二两军会合起来的可能性。

经过两周的顽强战斗，胡景翼军队击败了吴佩孚残部和憨玉琨部抵抗占领了洛阳。

接着，国民二军经郑州，进驻开封。洛阳的胜利是中国军队在苏俄军事专家的协助下在华北取得的首次胜利。

胡景翼及其他参加战斗的将领尝到了苏俄军事专家援助的甜头。

胡景翼非常高兴，他还亲自拍电报向病中的孙中山报喜。

总之，加拉罕、鲍罗廷和孙中山与国民党以及李大钊与共产党人对冯玉祥、胡景翼等北方国民军势力的接触、关注和援助，为冯玉祥等人后来加人国民党、国民军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组成部分埋下了伏笔。

而打通“红色丝绸之路”的设想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并没有停止，鲍罗廷仍在身体力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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