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也逐渐显露出了诸多社会矛盾，但印度电影并不刻意回避此类话题，反而通过暴露问题，提出了理想的解决方案，给印度民众提供了一种廉价的精神慰藉。

克拉考尔曾把电影看作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印度电影对于本土叙事的展现多以现实主义为底色，通过揭露和批判的方式进行刻画，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印度电影的典型风格之一，也是电影创作的美学延续。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印度电影就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

1954年拉兹·卡普尔自导自演的影片《流浪者》成为了印度现实主义题材的新起点，以萨蒂亚吉特·雷伊为代表的“印度新电影流派”或称“平行电影”又进一步延续了这一美学思想。

而21世纪以来，以在中国市场上映的影片为例，无论是暴露印度教育体制的《三傻大闹宝莱坞》还是揭露女性社会地位的《摔跤吧！爸爸》，都鲜明地刻画了目前印度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总的来看主要集中在种姓制度、贫富差距、教育落后以及女性地位等方面。

首先体现在对种姓制度的呈现。种姓制度早期也称瓦尔纳制度，是一种按照血统来区分社会阶级的方式。

“种姓”最初用以区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后在《摩奴法论》中又对四类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做出了严格的界定。

虽然印度独立之后种姓制度就被法律废除，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种姓制度已经成为了印度社会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2002年的歌舞剧情片《宝莱坞生死恋》就讲述了有情人因为种姓差异而被迫分离的故事，片中以主人公德夫达斯的抑郁而终表现了种姓制度的压迫。

此外，炫丽恢弘的印式建筑和美轮美奂的歌舞场景也打造了影片极强的视觉效果，该片揽获了诸多大奖并在世界多国上映，成为了宝莱坞当之无愧的一张名片。

而在影片《小萝莉与猴神大叔》中，也展现了种姓制度对认知观念的影响，虽然如今种姓制度仍然束缚着不少印度民众，但毕竟在建国之初种姓制度就已被明确废除，因而近年来印度影片中对于种姓制度的关注也开始逐渐被被阶级差距或贫富差距所替代，显然后者更适合在银幕上展现，也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状相契合。

其次，印度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还体现为对贫富差距的揭露。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曾以黑白的色彩，局促的构图表现了拉杜一家糟糕的生活状况，并通过与其他家庭进行对比反映了阶层之间的差异。

而2017年《起跑线》则将这种对比放置在了一个家庭的身上，借此展现了印度中产阶级、上层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不同生活现状。

影片中，生活小康的拉吉夫妇渴望让女儿进入名校读书，两人虽然生活富足，但却无法改变自身的阶级，因而在申请的过程屡屡受阻，为此两人试图充作上流人士，买房搬家，积极参加各类聚会，但并未奏效。

之后因为偶然得知了学校对贫困家庭的扶持政策，又搬到贫民窟，意图假装穷人，最终女儿顺利地被送进名校，但拉吉却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窃取行为，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通过捐款改善了公立学校的状况。

该片批判了印度当前的教育问题，这在中国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仅在中国市场就获得了超过2亿元的票房收入，多达其本土票房的三倍有余。

印度电影中对于社会问题的揭露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这“不仅不会影响国家形象的建构反而会推进电影的健康发展”，但也有不少学者将印度电影中对于现实的揭露看作是“后殖民主义”的情结体现，认为这是迎合西方“他者”想象的被动式创作。

但事实上这更是一种价值转喻的有效机制，因为“揭露”的根本目的在于重建，是意识形态的再缝合。虽然片中展现了社会发展的种种沟壑，但影片却总能通过本真的情感抚平裂痕，转移矛盾。

例如在《宝莱坞生死恋》当中，种姓制度的迫害在奇幻炫丽的歌舞场景下变成了对纯真爱情矢志不渝的坚守，而在《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贫富差距、种姓壁垒、教育失范的问题则被埋藏在了喜剧化的外壳之下，被跨越阶级的友情和真挚的爱情所取代，以致于使观众忽略了片中还曾出现了三起印度学生的自杀事件。

另外，虽然这些影片在揭露问题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理想化的解决方案，但醒醒吧，印度现实电影看似一针见血，其实是乌托邦式的幻象。

因为不论现实情况多么的悲惨，大多数印度影片往往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尾，然而这种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个人身上的方案，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象。

例如在《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兰彻的低微出身看似没有阻碍他实现梦想，但他之所以能成功，却是因为曾经享受到了超越阶层的高等教育，而片尾的这种逆袭，似乎却昭示着整个教育体系的焕然一新。

在《起跑线》当中亦是如此，片中拉吉被贫民好友的纯真善良所感动，唤醒了潜藏的良知，不仅与妻子一起赞助了条件落后的公立学校，甚至让女儿从名校退学，与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一起学习，影片以“降格”的方式实现了阶层之间教育的平等，但这种乌托邦式的化解方法，实际则遮蔽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其本质不过是对意识形态的再缝合。

而印度电影也正是通过对本土社会的层层刻画，彰显了文化主体意识，最终形成了一种自传式的民族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