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

在我受命组建海军领导机关以后，首先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海军领导机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一个战略决策单位还是军委总参的一个业务部门？是一个军种，还是一个兵种？二是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哪里?是设在北京，还是设在沿海的某一个城市？这两个问题不明确，不仅当时的许多筹建工作难以进行，而且关系到海军的长远建设。

我在考虑这两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苏联和美国海军的情况。它们都是大国，它们的海军都有各自的独立系统和领导机构。我国也是个大国，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海军的建设必须从长远着眼，而不能只顾眼前。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坚持海军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而不能是一个兵种，更不是一个业务部门。海军领导机关应该设在北京，这样才能同党中央和军委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得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同时，从海军的业务范围来说，与政务院许多部门，如外交、交通、水产、科委以及各工业部门，都有密切关联。设在北京，才便于及时洽商，及时解决问题。

但是，有的高级领导同志却认为，海军可以算作总参的一个部门，没有必要成立独立的领导机关，只要建立一个小小的领导班子就行了。有的主张，海军领导机关不设在北京，可以放在青岛、天津或别的沿海城市。

这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苏联访问。我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聂总往莫斯科给毛主席挂了长途电话。事后，他告诉我，毛主席回话说，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这样，这两个问题才算明确下来，筹建海军领导机关的工作便逐步展开。

但是，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直到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宣布成立以后，有位高级领导干部，还主张海军只是一个附属机构，而不应该单独成立领导机关。有的坚持说海直机关应该离开北京，搬到青岛，与青岛基地合并成一个机构。为这事，我又当面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问:“你们机关搞了多少人?’，我回答说:“大约九百多人。”毛主席听了，说:“人不多嘛。海军是个决策单位，应该在北京。没有房子，可以自己盖，你们写报告，我们来批钱。”

没有房子，在当时的确是个难题。偌大个机关，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嘛。北京解放一年多了.原有的公房，几乎全部让先进城的部队、机关住满了。在还没有定下海直机关设在哪里之前，我就派当时十二兵团供管处长景宜亭同志带着二三十人，先期到来。他们编成三个小组，两个组到天津、青岛，一个组留在北京，为成立海军领导机关找房子。在天津、青岛都很快找到了一些房子，唯有北京确实难找。

直到一九五O年二月中旬，我从长沙经武汉到达北京后，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后来还是通过政务院的有关部门，调拨给我们几处房屋;我们又花一笔钱买了一些私房，还租了几家旅馆，这才让先后到来的一些干部、战士住了下来。我开始住在东城的麻线胡同，不久搬到北新桥的大头条，在一个小院里，一直住了近三十年。司、政，后等机关和一些部队，分散住在西堂胡同、西观音寺胡同、官帽胡同、王家胡同、广宁伯街等处，几乎遍及半个北京城。后来，私房也买不到了，这才写报告，由周总理批款，在建国门内的一个叫贡院的地方盖了几座楼。从此，司政机关才相对集中起来，在一处办公了。

应该说，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哪里的问题，在当时是解决了的。但是，直到一九六三年，有位中央领导同志仍然重提这件事。他建议海军领导机关还是离开北京，搬到青岛或旅大去。我们不得不召开了一次党委会，就这事进行讨论。大家认真分析，权衡利弊，认为迁到沿海城市去，固然有一定的好处，如靠海，接近部队，还有利于战略疏散。但迁出去，远离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业务部门，许多事情实在不方便。我们对世界各主要海军国家海军领导机关的地理位置，进行了统计，发现除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很少几国以外.其余如苏、美、英、法、日本、西德、印尼、印度、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领导机构，都设在首都。我们以海军党委的名义，给军委、总参和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报告，提出“海军领导机关不迁为好”。打这以后，才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

我把这个问题的始末如实写出来，只是为了说明，在海军初创时期，确定某些问题，都有个统一汰识的过程，有的甚至要反复几次，持续很长时间，才能消除分歧，最后确定下来。

根据军委的决定，组建海军直属机构，主要从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直属队抽调部分机构和干部。抽调多少呢?上面规定的总的原则是，既要考虑海军建设的需要，又要保证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领导工作不受太大影响。我和黄克诚等同志商量。他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军区政委按军委指示，我调离湖南以后，军区司令员也由他兼任。

他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认为，组建海军是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需要抽调多少就抽多少，需要调谁就调谁去。随后，我又同干部、军务部门的领导同志商量，决定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来海军。科以上十部的名单，是由我逐个审定的。各科的干部则由科长们商定。随后将名单上报第四野战军领导审批，才最后确定下来。

当时调来海军的有十兵团兼湖南军区之司令部(含通信队)三百余人，政治部(含宣传队)二百余人，兵团卫生科及供管处全部三百余人，军政干校约七百人，还有警卫团两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总共两千余人。其中一部分来到北京组建海军直属队，其余都到青岛筹建后来的青岛基地。当时的海军后勤部，主要是以四野后勤二分部的人员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到一九五二年，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军部的部分机构和人员，又调来充实了海直机关。

海军领导机关需要设立哪些部门呢?最初我们还是沿用陆军的编制，只设立司、政、后、卫四大部。司令部由罗舜初任参谋长，下设作战、情报、机要、军训、军务、炮兵、通信、组织动员、管理等处;政治部由刘道生兼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保卫、文化、青年等二级部;后勤部由张汉承任部长，丁世芳为卫生部长。当时机构比较精悍，办事效率也比较高。有什么事情，常常采用集体办公的方式，几个领导人凑在一起一商量，定下来就分头去执行。

一九五0年的三月底、四月初，各路人马大体到齐。四月十四日，经报告军委同意，我们正式召开了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地点是借用的当时协和医院的礼堂，在北京的海军人员差不多都到会了。

我在会上讲了话。在讲话之前，我考虑了许多问题，写下了比较详细的讲话提纲。我讲了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分析了建立这支海军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对于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我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想法，只是讲了这样几点:我们要建立的是一支自卫的、防御的海军，而不是一支侵略别国的海军，要纠正那些单纯同英、美等海军强国比吨位的思想;我们的优键条件是靠近海岸，有众多的岛屿，要充分利用这个优越条件，把每一个岛屿变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把每一座海岸炮当作军舰上的一门主炮;我们这支海军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却是进攻的;我们不建重型的舰队，而是要建立起一支轻型的舰队。这些想法，是后来制定海军建设方针的一个雏形。

在讲话中，我还强调说了建设一支强失的海军，固然要重视物质条件的建设，要设法解决武器装备，建设基地、码头、阵地;但同时，还要重视建政治、建思想、建作风，要从各个方面打好海军建设的基础。我们要建立的是革命的海军、人民的海军，要用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海军建设。要保卫我们民族的利益，但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要保卫中国人民安全、中国国土的安全，同时，还要保卫世界的和平民主。这样的海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下才能建立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才见建党，把人民海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还要从战斗中来建设这支海军。这是因为:一方面，建设海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作战，离开战斗来谈海军建设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很繁重，我们只能一边打仗，边建设。边打边建，双管齐下。

最后，我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海军建设的几项紧迫任务:一是把现有战斗力量很好组织起来，参加海、陆两栖作战;二是开办学校，抓紧培养海军建设干部;三是要把一些重要的基地、码头、阵地等等尽快建设起来;四是要树立适用海军建设的新的思想、作风。

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军种，管理和指挥全国各地的海军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在海军领导机关宣告成立的时候，中央军委只任命了我和刘道生同志两位海军领导人。在四月下旬，军委任命了王宏坤同志任海军副司令员，随后又于六月任命了罗舜初同志为海军参谋长。王宏坤过去长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抗战初期，他任三八五旅旅长时，同我有过短时间的接触。渡江战役前，我率十二兵团进军武汉时，他任桐柏区司令员，又同他配合作战过一两次。调来海军前，他是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罗舜初过去也同我有过交往。解放战争时期，我和他都在东北野战军工作。部队南下时，他在十二兵团四十军先后任政治委员和军长。一九五二年三月，他被升任为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由周希汉同志接替他任海军参谋长。周最初也是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到海军前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军长兼滇南卫戍司令员。

一九五三年二月，原任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的方强同志，调海军任副政委后改任第三副司令员。我对他也是比较熟悉、了解的。长征期间，他在红军干部团团部工作，我任该团上干队队长。他受组织委托，曾为恢复我的党籍办理过组织手续。抗日战争后期，他曾一度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们有过接触。他调中南海军工作以后，彼此工作上的往来就更多了。

这年十一月下旬，苏振华同志调来海军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七年二月升任海军政治委员)。解放战争后期，他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委员，来海军前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上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七位主要领导干部。大家都怀着建设强大海军的共同目的，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来到了海军，组成了海军的领导班子，同广大指战员一道，为海军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光阴再往，一晃就是二三十年。

其中多数同志的后半生都是在海军度过的。今天，有的已经辞别了人世，长眠于地下，健在的也都已离开海军领导岗位。这些同志，尽管各自都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以至错误，也不管彼此之间有过什么争论和分歧，但他们为创建人民海军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想是不应该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