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这一年，康生的妻子曹轶欧进入北大“蹲点”。在北大“蹲点”期间，曹轶欧不断找人谈话，希望他们能主动站出来揭发学校以及教育系统的干部。在这种背景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北大食堂张贴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张贴这张大字报后不久，《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张大字报，在这之后，十年特殊时期走向了高潮，很多干部受到迫害。值得一提的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一共批判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人名叫彭珮云，她后来的成就很高，成为副国级干部。不仅彭珮云是副国级干部，她的丈夫也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彭珮云丈夫的故事。

彭珮云的丈夫名叫王汉斌，王汉斌出生于1925年，福建惠安人，青少年时期的王汉斌生活在缅甸，并在缅甸接受了教育。王汉斌天资聪颖，读书成绩很好，也是在读书过程中，他觉醒了救国救民的意识，开始主动探索革命的道路。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王汉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1年，王汉斌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正式加入了我党，此后他奉命在当地组织战时支援活动，号召广大华侨为抗日战争捐款捐物，为国家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2年，王汉斌返回国内，进入西南联大学习，也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王汉斌在我党的带领下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6年，王汉斌从西南联大毕业，此后他前往北平，在北平担任了《平明日报》社的编辑，领导北师大与清华的地下工作。那段时期，王汉斌积极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为后续迎接北平解放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新中国成立后，王汉斌留在北京工作，担任了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致力于北京的建设与发展。然而，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作为干部的王汉斌也受到冲击。当时不仅王汉斌受到冲击，他的妻子彭珮云也被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夫妻两人都被暂停了工作，并被下放到外地劳动。

在被下放劳动期间，王汉斌与妻子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他们坚信组织，以大无畏的勇气同造反派斗争。1975年，王汉斌与妻子结束下放劳动，重新复出工作。在这之后，王汉斌担任了北京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中科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等职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汉斌受到重用，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那段时期，王汉斌还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香港顺利回归奠定了基础。1988年，王汉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新中国的副国级干部。此后王汉斌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继续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值得一提的是，王汉斌的妻子彭珮云也非常优秀，改革开放之后，彭珮云长期从事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担任了全国妇联主席等职务，1993年，彭珮云当选为国务委员，也成为新中国的副国级干部。夫妻双双都是副国级干部，在我国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