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琳

1974年2月，当廉政专员姬达爵士在电视上向公众宣布成立香港廉政公署（ICAC）时，他明确表明「绝大多数公务员没有贪污」。然后不久，廉政公署经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香港总警司葛柏的贪污案，这也是香港司法史上第一次以贪污罪将英籍高官送入监狱。

久在夹缝中生存的港人，经常被指摘缺乏政治警觉和行政经验，但这一次不同，大多数港人，包括1979年出生的导演翁子光，都能承认、接受并明白，ICAC的成立，是香港开埠以来的大事。

于是很自然地，翁子光的第三部长片《风再起时》似乎也炒起冷饭，把ICAC成立设为关键变局，用枭雄不敌时势的感怀，拾起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香港集体记忆。

在传记真实和浪漫猎奇的历史平衡中，枭雄一词充满了道德与政治上的矛盾。在狭义概念里，「枭雄」是指那些六、七十年代的毒贩，以及包庇他们的高级警察「四大探长」。

30多年影像社会的时代流转，枭雄片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91年廉政公署的地位已经确立，香港警察亦已经建立专业清廉的正面形象。60、70年代贪污横行、黑白不分的年代已是传说，变成某种怀旧符号，又恰逢跛豪原型吴锡豪因肝癌假释成为社会新闻，正中当时年轻观众的猎奇心态。

由此，监制麦当雄当仁不让抢下热点，首开香港真人真事改编的传电影先河，用一部为恶人作传的《跛豪》，让英雄片的次类型枭雄片横空出世，并最终收得3800万票房。

随后紧跟的刘国昌执导的《五亿探长雷洛传》，也是该阶段代表作，秉承着相似的对富人的「敬意」，这些影片的主人公不再是一手遮天的黑道人物，而是贪腐的警察，警职人员的道德、地位与财富画上等号。每一次雷洛升迁后的财富都会有字幕卡强调，并与当时物价形成悬殊对比：

「雷洛终于荣升探长，月薪二百八十元。当时九龙太子道一层千尺洋楼市值五万元。」

《跛豪》颇具黑帮实录的形式，在片头就大量使用黑白硬照来模拟记录片气氛，在鲍德熹宽银幕摄影的成熟打造下，跛豪从50到70年代的发家史，充斥着粗糙耸动的暴力和软色情风格。

更具煽动性的是吕良伟的表演，对比《疤面煞星》里的阿尔·帕西诺，吕良伟的紧绷感还多了一层更癫狂、更具体的贪婪感，下意识瞪眼、撇嘴的恶人风格，虽略显夸张却深得市井人心。此后张国荣、任达华等一众明星出演的《蓝江传只反飞组风云》《四大探长》等作品，都无法超越吕良伟的癫狂形象。

《跛豪》之后，其全套班底再度合作的《一九四九之劫后英雄传》仍以香港为背景，但主角不再是淘金新移民，而是解放后流落香港的国民党军人。本片最终票房不佳，并没有激起本土太多共鸣。毕竟在政治自觉上，香港长久以来都没有像好莱坞所谓《甘地传》一样狭义的政治电影，市井小人物的贪嗔痴念肯定是比遗老遗少夹缝生存的故事更有吸引力。

在电影神话中，枭雄是被小人物崇拜、令人敬畏的东亚大亨，纯粹靠胆量、进取心爬上高位的。ICAC在电影里的成立，不像是反贪揭腐的迟到正义，反而更像是巨星陨落的遗憾叙事。

但是在现实方面，由于60、70年代黑社会横行，香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可以用低贱来形容。

1966年九龙骚动及1967年的本土暴动后，踏入70年代的香港虽经济日趋繁荣，也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转折期。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的普通香港市民，根本无法享受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表面公正，大肆标榜的法治只适用于外籍人士和特权阶级，替代「法治」的，只能是华人社区及黑帮家族的「家法」。

可以说，对历史人物的解构与重认，对50-70年代高等华人同殖民者的勾连以及对他们的主体塑造，才是90年代第一阶段枭雄片的文化土壤。九七前的香港观众，从追溯历史中找寻慰藉，试图用电影模拟出一种我曾拥有我城历史的假想。

千禧年以后，枭雄片进入了第二阶段，不再拘泥于雷洛和跛豪的逼真现实故事，各路黑白虚拟人物被刻意浓厚地设计成重情重义的血性之人，在直接的戏剧冲突演绎中，反而弱化、架空了60、70年代的社会症结背景，这里以王晶主要参与的《O记三合会档案》（1999）、《金钱帝国》（2009）和《追龙》（2017）为例。

《O记三合会档案》将「无主之地」九龙城寨作为故事背景，分处黑白两道的阿乐与阿豪兄弟，被塞满了王晶擅长的屎尿屁角色桥段。他们可以为了兄弟吞火炭，也可以为了兄弟让渡女人，但对于义气的反省，个人道德的提升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到最后，走马观花的凶残、癫奇和娱乐桥段，虽然可以通顺服务于角色状态的更迭，却失去了《跛豪》式的历史论述感。

再之后更加主旋律的《金钱帝国》，其实是枭雄片第一次合法进入内地院线。

虽仍有四大探长和四大家族，但全片完全摒弃了大人物视角的切入，意图以ICAC公务员口号式的对白，来指出香港反贪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陈奕迅饰演的烂仔小人物野心不大、心眼不坏的沉浮人生，也为作品套上了王晶红尘通俗剧的风格。

深谙入世法则的王晶也致敬了《五亿探长雷洛传》字幕卡说明，但这次不是对枭雄财富的猎奇展示，而是正义回旋的彰显：

「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回归中国，现在的特区政府，无论是官员还是警察，清正廉洁享誉世界。」

最后以黑社会械斗「烂仔交」为特色的《追龙》，又兜兜转转回到了雷洛和跛豪双龙对峙的题材，雷洛和跛豪的民族身份认同感被无限放大。为了加强歇斯底里的煽情效果，王晶让甄子丹饰演的跛豪直接在终极对战中与洋人搞起挖掘机大战，跛豪的终极理想不再是一统香港毒品市场，而是无论如何都要杀个洋人过把瘾。

可以说，第二阶段的枭雄电影刻意淡化了既定时代的复杂感怀，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分配不在是重点，简化了的兄弟情谊、家国忧患才是电影通俗戏剧化的提倡。

枭雄片的第三阶段确切看来似乎还在探索，《风再起时》算是其中之一的实验。

反复拍烂了的枭雄故事只不过是表皮，给香港的情书才是翁子光的挽留。磊乐和南江的显赫官场身份不是重点，围绕着他俩与情人、家长的前世、后世纠葛，才是拼贴香港主体身份的积木。

「香港人的精神面貌时常会改变，所以我们要往更早去看香港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成为了后来的香港，以及再后来的香港。」梁朝伟饰演的南江探长是难得的清醒派，也是最能书写翁子光情怀的发声筒，他试图构建新秩序，也了解重构必会激起更多欲望，但他仍然致力于重整乱局。

当世事再没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于是在这部不断强调时间和诗性的电影里，重要的不是所有事件的生产、改造和扭曲是如何被定义的，而是风过留痕后，当下的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个真实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