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中国奇谭》，“奇谭”之外，首为“中国”。它并不是一个本质化了的、故步自封的审美概念，而是“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第二集《鹅鹅鹅》取材于南朝梁吴均的神话志怪集《续齐谐记》，据唐代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和鲁迅先生的考证，吴均笔下的这个故事原本是一个外国故事，起初源自天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道：“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书生人物的中国化尚止于表面，就故事肌理而言，这个本徒具“颖异”却毫无深意的戏法故事，在吴均笔下多了一番情节——“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许彦帮助了受伤的书生，书生便以铜盘相赠，《鹅鹅鹅》的结尾，珠饰化作飞翔在天际的鹅群，有“三生万物”的古意，又饱含情意。鬼神志怪小说自六朝兴起，借鬼怪以说人事，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蔚为大观。鲁迅先生评这部“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经典谓：“《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中国志怪传统渊渟泽汇，猎奇悚然终非其中主旨，行善报恩的人情才是书中多次复现的主题。一如《聊斋》，纵使读者已经猜到了那些美好的结局，却依旧会被作者悲天悯人的温情所打动。对于这样的中国审美情愫，有人斥以“缺少悲剧”，作家赵树理曾针锋相对：“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我们应该懂得悲剧，他们也应该懂得团圆。”其实，落笔者何尝不知道现实的残酷，但他们更明白“团圆”如何在生活的根底里熠熠流淌。一如鲁迅所说：“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千年文脉迭嶂，一代代的中国作者，一则则中国故事，“不恤用了曲笔”，不改温情脉脉。
“我想离开浪浪山”《小妖怪的夏天》，《中国奇谭》首集便有一种温情——熟悉却依旧动人。一个小妖怪，一个在浪浪山大王洞“忙得掉毛”的“打工人”，忙乱的因由是大王指派的最新“重大项目”——“抓唐僧。”几遭险境，它还是决定向途经此地的唐僧师徒四人报信。此刻，故事已然将尽。当孙悟空挥棒打向迎面奔来的小猪妖时，观众心底大概也有错愕的倔犟：不会的，故事不该这样收尾。情节急转，其实悟空早已闻得小妖怪的碎念，挥棒只是“假动作”，它活了下来，还获得了三根救命毫毛。小妖怪的夏天，就这样让人热泪盈眶。西游记的故事，读者大多烂熟。事实上，《西游记》同样延续了志怪的传统，鲁迅先生说它“使神魔皆有人情”。林庚先生曾在《〈西游记〉漫话》中写道：“吴承恩写起小妖来并不像其他作者写小喽啰那样一笔带过，无论是精细鬼、伶俐虫还是小钻风，他都给足了篇幅，让它们出尽了‘风头’，它们一个个‘天真烂漫’，‘同一群快乐的儿童’……”可见《西游记》中的小妖皆有描摹，本就并非“工具人”或NPC（非玩家角色）。视角百种，是温情气质的基础。温情要有共情，自然也应有当下细节。《中国奇谭》里，小猪妖的职场委屈、离家的辛酸，戳中了屏幕前无数“打工人”的心。孩子手中的热包子，母亲温柔的絮叨，孩子在母亲面前撒谎，母亲絮叨起孩子的儿时……小妖怪还很迷茫：“我想离开浪浪山”母亲却说，去了大王洞“有出息”，将来“成仙成精”出人头地。成长的“修炼”，往往有许多迷惑和分歧。小猪妖还是懵懂：究竟要冒险奔向唐僧师徒，还是和妖王们留在一起？这样的问题同样是中国式的——“中国式温情”不是无是非、无善恶、无正邪的温情。例如1983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天书奇谭》，想象力与美术风格出众，老少咸宜，富有幽默感。故事脱胎于《平妖传》，主旨亦为仙者袁公的告诫：“惩恶扬善，多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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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皮钧终审：蔺玉红审校：刘晓 刘博文编辑：百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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