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4年7月7日下午四点零八分的天津，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地驶离老龙头火车站，我强忍着心头的阵阵酸楚，坚定地目视列车前进的方向，强迫自己不去看窗外那亲人撕心裂肺的离别场面，不去听那母亲对儿女们抽泣的叮嘱，只是在心中默默地说一声：“对不起，妈妈，因为儿子要支援国家建设，不得不离您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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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车开动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大家都一样了，为了同一个目标、坐在同一趟列车上。当时，其实我很在乎这种感觉。为了摆脱初次离家的痛苦，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为同学和战友的服务中。先是主动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拖地送水，然后又到餐车帮助厨师摘菜剥葱、送餐洗碗，入夜后又不停地从一节车厢巡视到另一节车厢，为熟睡的战友披上衣服、关上车窗……

一路上四天四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我，虽然仅仅十六岁却突然长大了，知道主动去关心同学和战友，几近忘我的投入，使我完全从离家的痛苦阴影中摆脱出来了，已经完全不像一个刚走出家门的学生了。第二天大家就开始亲切地称呼我：“三号服务员”（当时的一部电影“满意不满意”中的主人公小杨师傅），在到达目的地前列车上的一次评选活动中，我被战友们一致选为“五好战士”。

7月11日晚上，行驶了四天四夜的列车喘着粗气终于停在一个叫玉门镇的小站，由于我们这些军垦新兵的到来，突然喧嚣起来。黑黝黝的夜色中，只有站台上和候车室有些昏暗的灯光。小站旁的空场上，在十几盏马灯暗黄的光线下，隐约可以看见一溜排开十几辆大卡车，全都亮着车灯，在老兵的口令声中，我们很快找到各自所属的连、排，异常兴奋地爬上指定的大卡车。

汽车沿着笔直的兰新公路行驶，路旁高耸的白杨树在月色中哗哗作响，就在大家为这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公路夜景而欢呼雀跃时，车队左转驶上了颠簸不平的土路，一路上晃晃悠悠地驶向我们人生的第一个驿站——农建十一师农一团十七连营地。

当我们的到达十七连的营地时，只见几个老兵提着马灯在迎接我们，四周漆黑一片，大家正奇怪我们住的房子在那儿，班长手提着马灯领着我们低着头“钻进”提前为我们搭建的“地窝子”里，只见房梁上挂着两盏昏暗的马灯，中间是一条长长通道，两边是土炕，上面铺了厚厚的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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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炊事班用水桶给我们送来了热乎乎的用四川腊肉做的汤面条，我们满心高兴端起搪瓷饭盆喝面条汤时，很多人马上又一口吐了出来，腊肉的哈喇味和面条的牙碜，让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们难以下咽。旁边相邻的女生排的“地窝子”里已经传来了阵阵委屈的哭声，而更多的人是对着搪瓷饭盆里的面条汤发呆。

四天四夜几乎没有合眼、也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的我，已经顾不了许多了，狼吞虎咽的消灭了饭盆里牙碜汤面条，这就是我们军垦生涯的第一顿饭，至今我还难忘牙碜面条在嘴里咯吱咯吱的声响和那种四川腊肉的余味。

由于我们的行李没有随车同时到达，大家只能合衣靠着土炕上的芨芨草休息，在极度困乏、又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中。从“地窝子”两头和外边地面一样高的小窗望出去，深夜戈壁滩的天空显得更深邃，静寂地的夜空闪烁着点点星光，远处时不时地传来几声动物凄厉的嚎叫声，老兵说那是戈壁荒滩上的野狼在呼唤同伴，我们的进驻破坏了它们原本平静的生活，所以只能晚上出来在戈壁滩上觅食游荡。眼前的一切和憧憬中的军营有着天壤之别，心里就像打翻了调料罐，一种酸甜苦辣说不出的滋味，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军垦生涯的第一个难眠之夜。

清晨，当一长两短的清脆哨音把我们这些东倒西歪地躺在土炕麦草上的年轻人唤醒时，对于我们来讲，生活是在这一天的清晨变得全然陌生了，而也正是从这个清晨，我们开始了另一种别样的青春。

当时，我们十七连的营地里，南北相对的八个大“地窝子”是班排的营房，每个“地窝子”要住大约30多人，背靠巩昌河面朝东最大的“地窝子”是连队的伙房，营地中心的空地就是操场，操场东头立着一面用土坯垒的黑板似的影壁，前面还有一个土坯垒的乒乓球台，影壁那面黑墙上写着“欢迎新战友”五个大字。

那天，连队的第一次点名时，连长把班、排、连级干部给我们一一做了介绍。当时军垦连队的编制，四名连职干部和每个排的排长都由老兵担任，再选派一名优秀知青担任副排长，每个班由老兵担任政治班长、再配一名知青担任行政班长。全连点名后，由各班带回整理内务，并做烧荒的准备（就是先把草滩上的芨芨草用火烧掉，然后再挖出芨芨草根）。就在我们兴高采烈就在我们兴高采烈地做上戈壁滩烧荒的准备时，班长把我叫到一旁，让我马上到炊事班报到，就这样我作为连队历史上第一名知青炊事员。

作为炊事班一名新兵，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挑水，每天用一根扁担、两个水桶，从食堂后面大约二、三里路的巩昌河里取水，把供全连280人饮水的蓄水池挑满 。

炊事班长挑着水桶，带我沿着食堂后面的小路到河边。那是一条曲曲弯弯、不到两米宽的小路，沿着两人高的陡峭的河岸，一直延伸河面一个用原木搭建的台阶，只见班长扁担不离肩，一弯腰左边一桶、右边一桶就舀满了，然后一步一颤地走上河岸，沿着小路走进食堂。

当班长领着我来到食堂的蓄水池旁时，我只觉得头顶嗡的一下，顿时感到了任务的艰巨，说它是游泳池一点都不夸张，三米见方、一人多深“大蓄水池”仿佛张着大口在嘲笑我：“怎么样，新兵蛋子，害怕了吧？”

当年，兵团组建初期，连队的驻地都没有来得及挖井，各个连队的营房基本都是建在巩昌河的两岸，生活用水就靠巩昌河里流淌的祁连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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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纯洁、清澈的祁连雪水就是军垦战士的生命之水。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长大，手没提过篮、肩没挑过担的“学生兵”，挑着一副水桶、沿着弯曲的小路一路下坡来到巩昌河边，试了几下不但没能像班长一样，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把两个水桶舀满，还差点把水桶脱手。没办法，我只好放下扁担，分别把两只水桶舀满水，然后再把扁担放在右肩上，用扁担勾挂住两只水桶，一直腰挑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担水，当我好不容易调整好前后水桶的平衡能站稳时，就觉得肩膀针扎般的刺痛，但我还是咬着牙、用两只手死死地扶着扁担，蹒跚学步般地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

随着我迈出的每一步，一副水桶也向前悠了过去，可小路是上坡，眼看前面的水桶就要碰到地面，我下意识地收住脚步，这一副水桶又向后悠来，桶里的水哗地一下撒了出来，我只觉得脚下一滑、一个踉跄连人带桶就扔在小路半坡上了，我顾不上满身泥水的狼狈，连滚带爬地拦住了往下滚的水桶，总算没有掉到河里被水冲走。

看着满地狼藉和空空如也的水桶，我苦笑着提着空桶走向河边，提满两桶水一咬牙又挑起第二担水。当我终于一步三晃地把这第二担水挑到“大蓄水池”时，两只水桶里都只剩下半桶水了，不过这一次我总算把第一桶水到进了“大蓄水池”。

就这样，几个来回挑下来，我这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准战士”，一身军装已经是湿淋淋的，半截裤腿和脚上的解放鞋更是沾满泥浆，再看河边的小路更象是雨后的泥泞小路，布满我因为站立不稳而左右出溜的脚印，右肩已经火辣辣的，只好换到左肩。

我越是晃晃悠悠的走不稳，水桶里的水就越往外溅，而且挑水时走的是上坡路，溅得水越多小路就越湿滑，我就越走不稳，既要扶稳扁担小心别让水桶左右晃得太厉害，又要看着小路别滑倒，尽量的走得稳一点。

这中间，我每次往“大蓄水池”里倒水时，都乞望地看着炊事班的老兵们，可没有一个人问我一声累不累，我强忍着双肩针扎般的疼痛的，呲牙咧嘴地挑到中午开饭时，班长才叫我放下扁担休息一下。我这时才开始明白了，跟家庭决裂、走革命的道路，不仅仅是表一下决心那么简单，是要吃一番苦头才行的。

就在我吃饭的一会儿功夫，炊事班的老兵们开始刷锅添水了，转眼间“大蓄水池”里水又所剩无几了。当时，我看着他们每提出一桶水，心头就一阵紧缩，看来我还不能休息，不然下午就没有水用了。放下饭碗，揉一揉已经红肿的肩膀，我只能硬着头皮拿起扁担，继续我的“人生第一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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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太阳烤得人浑身发烫，脱掉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军装，可是只穿背心扁担就直接贴着皮肉，没办法只好把毛巾垫在肩上，一天下来双肩已经磨出血了，原来脱胎换骨是需要毅力的，是真正需要付出血和汗的代价。

直到晚饭后食堂的几口大锅都添满了水，不再用水的时候，“大蓄水池”的水面才慢慢地见涨，加上整整一天的摸爬滚打，无数次的跌跤和换肩，直到这时我才刚刚能象班长那样，站在河边时扁担不离肩，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把两个水桶舀满，而且不再晃晃悠悠的、基本掌握了平衡，挑水的速度也因此提高了不少。

虽然心中有委屈、有怨恨，肩膀磨破了皮、淌着血，但我还是很兴奋，一种战胜自己、克服困难的兴奋。因为，我终于在天黑以前，把“大蓄水池”挑满了，没有当逃兵，更不是孬种。

当我把几乎快散架身体平放在铺上时，翻来覆去就是无法入睡，一边轻轻地揉着红肿的双肩，一边回想着离家后的日日夜夜，回想着踏上军垦专列那一刻的激动场面，我已经迈出了从大城市里无忧无虑的学生，到肩负屯垦戍边历史重任的军垦战士的第一步，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早日成为合格的战士。

第二天凌晨，我跟做早饭的老兵们一块起床，顶着满天的星斗，借着明亮的月光，又开始迎战“挑水”的任务，因为从四点到七点半开饭，我能整整抢出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来。

歇了一宿，当我再把扁担放在肩上时，已经不是那种针扎般的刺痛了，而是另一种更难以忍受的火烧火燎的疼痛，尤其是再挑上满满的两桶水时，撕心裂肺的疼痛令我倒吸一口凉气。扁担每一次与肩膀的亲密接触，都是对灵魂的一次拷问，一个声音在讥笑我：“怎么样，再挑下去，你就不怕磨烂肩膀吗”；而另一个声音则在鼓励我：“一定要挺住，迈过这道门槛，你就能继续走革命的路！”。

渐渐地肩膀由灼烧般疼痛变成麻酥酥的感觉，好像疼痛也减轻了不少。更让我兴奋的是，“大蓄水池”今天好像也在帮我，水面始终离池边不到一米。我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拼命地往“大蓄水池”里添水，因为只有挑水的速度比用水的速度快，池水的水面才能越接近池边。

一个星期下来，随着双肩不再那样火辣辣的疼痛，走在河边小路的步履也越来越轻快，裤腿上再也没有湿淋淋的沾满泥浆，我的脸上逐渐露出了喜悦，最让我高兴的是炊事班的老兵们的眼神里分明有了一种关切。直到那天班长摸了摸我的肩头问：“小伙子，有种，还疼吗？明天不用挑水了，进伙房我教你烧火。”

后来，炊事班就再没有设过专职的“挑夫”，可是我在闲暇时总是抢着去挑水，因为挑水是我迈进炊事班的第一道考题。在后来的岁月里，凡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去挑水，尽管肩头已磨出硬皮不再稚嫩，可是只有当几趟水挑回来的时候，我才能找到那股不服输的感觉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本文作者

祁连山麓巩昌河边那条蜿蜒的小路，留下我军垦生涯的第一步；巩昌河边的那片营地，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在巩昌河边的“地窝子”里，我度过了军垦生涯的第一个难眠之夜；巩昌河中流淌的祁连雪水，见证了我人生的“第一担”，太多太多的“第一”，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相信正是这些一次又一次的“第一”，铸就了我们军垦战士那种迎难而上、永不言败的性格。
（知青情缘荐稿，编辑：刘乐亮老师）

作者简历：

张立群，上海人，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天津一中，同年七月，支边赴甘肃河西走廊，成为生产建設兵团农建十一师的一名军垦战士。九十年代初调动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家乡天津，一直在国企从事管理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喜欢平静自然、心清如水的生活，闲暇之余，码些文字，觉得能用文字来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的感悟是一件极为美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