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江淮的一支劲旅

陈 祥

一、挺进皖中抗战，发展壮大敌后武装

芦沟桥事变后，在我党的正确主张下，全国各地燃起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国民党被迫停止内战。经过三年艰苦卓绝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及其所属便衣队、部分地方武装约三千人，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这支革命力量的秘密“清剿”，陆续集中到红安七里坪一带，经过短期整训，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同志任支队司令，林维先同志任参谋长，戴季英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属下有七、八、九团和一个手枪团。

同年三月八日，四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直属机关和七团、九团、手枪团从七里坪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八团未在七里坪)。部队经过檀树岗、箭厂河、新县、商城、汤家汇，双河、金家寨至麻埠，向皖中挺进。这一带是皖西老苏区，一路上群众奔走相告：“红军队伍来了！红军队伍来了！”部队番号虽然变了，穿着也变了，但群众从整齐的军容和严明的纪律中，看出了这支队伍的本质没有变，依然是当年的红军，人民的子弟兵。这支队伍的成员，有四分之三是老红军战士，许多同志是在皖西土生土长的，曾在这片土地上劳动、战斗，都保持着我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皖西苏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严重摧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当时乡亲们正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他们节衣缩食，拿出仅有的一点东西慰劳部队。热情欢迎自己的队伍踏上驱逐日寇的新征途。部队经过汤家汇时，我们住在一位原苏维埃政府的妇女干部家里。主人告诉我们：原先坚持金岗台斗争的便衣队已被派回来重新开展工作，宣传各抗日战场的形势，发动群众医治内战创伤，全力支援抗战，使这里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垂危的时刻，老苏区人民高涨的抗战热忱和对部队的拥护支持，使指战员们受到很大鼓舞，产生了奔赴抗日前线的迫切感。

那时候，地方政权还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寇的进攻闻风丧胆，实行消极抵抗，对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则企图借日寇之手削弱或消灭，并在群众中进行反共宣传，散布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反动言论。当我们部队到达新县县城时，前来迎接的是国民党县长胡光禄。此人是当地一霸，内战时期捕杀我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新县附近的一条山冲，成年男子几乎都被杀尽，从此这条山冲被称作“寡妇冲”。就在国共和谈达成协议之后，胡光禄还偷偷杀害了当地一位苏维埃老主席。因迫于当时形势，他表面上欢迎新四军东进抗日，骨子里却坚持反共，胡说国共合作是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并且当着我们部队，高呼一声“蒋委员长”就腆一腆大肚皮，做出肃然起敬的怪模样。

部队到达大别山东麓的麻埠镇时，南京早已沦陷，日军开始大举进犯中原，国民党军节节溃退，合肥危在旦夕。国共双方代表在麻埠街中心的文昌宫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就四支队东进抗日的行动路线进行协商。参加这次会议的，我方有高敬亭、林维先、戴季英等同志，对方有卫立煌的高级参谋刘刚夫和立煌县长。国民党代表刘刚夫竭力主张四支队立即开赴六安至合肥公路沿线，企图把我们这支队伍摆到正面战场上，借日军之手消灭我有生力量，以达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我方代表据理力争，挫败了对方的阴谋，坚持了从东线迂回到皖中抗敌这一预定的行动路线。这次斗争的胜利，对于四支队坚持游击作战方针，发挥抗日主动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战和反共宣传，我们部队每到一地，就在群众中宣传抗战形势，阐明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揭露国民党散布的种种谣言。我军政治部的战地服务团也沿途演出节目，动员群众抗日救亡，激发各界同胞的爱国热忱。麻埠文昌宫会议后，部队约在三月底到达流波䃥，并在那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开展宣传活动。开会那天，有万余人聚集在东岳庙前的广场上，这是东进途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宣传活动。参加集会的大都是来自四乡的农民和镇上居民，也有路过这里前往武汉的流亡学生。会上，政治部的汪登科同志演讲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动员群众奋起抗日图存。战地服务团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救亡节目。当两个男女演员装扮成背井离乡的难民，演唱《流亡三部曲》时，会场情绪达到了高潮，台上台下一片曦嘘哭泣声，演员与观众的情绪汇成一片，激发了军民一致抗日的爱国热忱。

在流波䃥驻扎三天后，八团同我们会师了。八团原是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领导的一支游击武装，在桐柏山地区坚持斗争。抗战开始后，这支队伍吸收了许多爱国青年，很快就扩充为一个完整的大团。团长周骏鸣，政委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处主任徐祥亨(后为徐光华)。八团的干部也很强，大多是党中央派去的。他们战马多，还有一个骑兵排。与八团汇合后，四支队的人也多了，马也多了，部队的战斗力加强了，土气更高了，战胜敌人的信心也更足了。

此时，高教亭同志因病去双河休养。部队在林维先、戴季英同志率领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经霍山县城、舒城县城，庐江金牛镇、盛家桥进抵无为严家桥和巢县城近郊。当我军到达巢县时，战争的气氛非常紧张，含山、和县已沦陷。五月中旬，我九团在巢县蒋家河口主动出击日寇，首战告捷，歼灭日军20余人一个小队，军心民气大振，即在巢湖东岸、淮南铁路南段连续打击敌寇。

同年五月十三日，寇军占领合肥，并沿着合(肥)安(庆)公路继续进犯舒城、桐城、安庆。当时在极端混乱情况下，我军奉令做抗日模范，掩护友军，撤退在友军之后，六月中旬撤退至合(肥)安(庆)公路以西沿线，继续抗击日军，配合保卫武汉作战，在林维先等同志亲自指挥下，打了不少的胜仗。

一九三八年夏秋，我军在桐城、舒城和六安之大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铺岭、西三十里铺等地，对日寇进行十余次战斗。九月二日我七团在棋盘岭伏击战中一次击毁敌汽车十余辆，毙伤敌百余名，活捉日军六名。十月又攻克了无为，庐江县城，收复了大片沦陷区，歼灭敌伪近两千之众，为建立皖东、皖中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八年秋冬，四支队一面对敌作战，一面发展敌后抗日武装。这时，日军正沿已占领的交通要道和长江水路向武汉进迈。国民党军队惊恐万状，争相逃奔。安徽省政府和蒋军各部都撤往大别山内蜷缩起来，江淮大部地区陷入混乱，人民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抗击日寇，这正是我们发展敌后抗日武装的大好时机。当时四支队领率机关驻舒城新开岭东、西港冲一带。中共安徽省委、舒城县委都派人到四支队来，刘顺元、彭康、李世农、何伟等同志随部队一起行动，领导和组织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的工作。四支队先后派出汪道涵、程启文同志，在六安、舒城地区发展了一支敌后抗日先遣队，梁从学、汪少川同志到寿县、定远地区发展了一支敌后抗日游击纵队；林英剑、漆德庆等同志去六安、霍山地区发展了一支敌后抗日游击纵队；张学文等同志被派往无为，庐江地区，发展了一支敌后抗日游击支队；何泽洲等同志也在庐江境内发展了两个战斗营。这些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到处骚扰打击敌人，使江淮广大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抗战局面。这些武装力量又先后编入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后来成为新四军二师和七师主力部队的组成部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来到四支队，领导江北抗日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旬，四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率领七团和特务营等部，随八团之后，继续东进至淮南铁路东，合肥之青龙厂，白龙厂草庙集，定远县之夏塘集、朱巷、九龙岗、朱家湾、吴家围子等地区，对皖东日军之重要据点合肥及淮南矿区，不断袭击和打击。同年夏末，四支队七、九、十四团及特务营等部，随五支队之后，挺进至津浦路蚌埠至浦口段的嘉山、滁县、江浦、凤阳、全椒等县广大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四支队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坚持江淮地区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抗敌反顽，在战斗中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夏，张云逸、郑位三，邓子恢、郭述申、赖传珠、方毅，张劲夫等同志都已来到淮南，以张云逸同志为指挥，组成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罗炳辉同志兼任五支队司令，郭述申同志为政委，徐海东同志兼任四支队司令，戴季英同志为政委。淮南敌后抗日运动正蓬勃向前发展。这时，龟缩在大别山中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蒋军，窥测我军坚定抗日、打击日寇，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惊恐万状，他们爬出山来，派人到皖东收编地主武装，拉起了几支队伍，其中一支以古河为中心，一支以定远为中心，共五六千人。国民党组织这些武装不是为了抗日，而是要进攻和消灭共产党新四军。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寇数路向我淮南路西地区进犯，我四支队在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同志亲自指挥下，积极投入了抗击日寇的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的战斗，经过三昼夜激战，毙伤俘敌一百六十余名，并乘胜收复了淮南路西重镇古河。这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不仅鼓舞了皖东军民的抗日胜利信心，也打破了顽军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O年初，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淮南地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第五战区调集大量顽军，向我江北指挥部及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大举进攻。这时，中原局刘少奇同志已到达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太平集一带。我军在中原局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坚决给反共顽固派的挑衅以沉重打击。

一九四O年三月上旬，顽军刘子清率其第一支队占领界牌集，从南线向北进犯，颜仁义率“皖北行署”的两个支队予以配合，准备从北线向南推进，夹击我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三月十日，当刘子清刚刚占领界牌集时，我七团在省委负责同志刘顺元与秦贤安团长、徐士奎政委及政治处主任余明率领下予以还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歼灭顽军第一支队近千人，缴获大量武器，阻止了敌人北进，残敌逃向古河。

三月十二日，戴季英、谭希林同志率领的九团、十四团攻克定远县城，并在高塘集等地歼灭“皖北行署”主任颜仁义部近二千人，先后解放了定远和津浦路西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接着，我四支队七团又在王子城迎击了桂顽一三八师的进攻。王子城战斗是我军与桂系军队的第一次较量，敌我力量悬殊，战斗异常激烈。但我七团指战员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苦战了三昼夜，紧紧把敌人拖住。第三天，在罗炳辉同志率领五支队两个团兼程驰援下，终于将敌击溃。王子城反摩擦战斗的胜利，挫败了桂顽的嚣张气焰，使我新建立起来的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

在路西界牌集、定远县城、高塘集、王子城反摩擦斗争取得胜利之后，路东顽军韩德勤部又集中八个团围攻半塔集。我五支队一部在郭述申、周俊鸣等同志指挥下，进行七天七夜艰苦顽强的战斗。罗炳辉同志率五支队主力星夜越过津浦路东，回师东向。

我四支队七团也奉命过路东驰援半塔，并担负掩护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等同志过铁路封锁线的任务。

三月二十七日，天下着倾盆大雨，七团一千五百多名指战员冒雨从周家岗出发。部队踏着泥泞艰难地行进，大家一整天没有吃饭，继续行军。雨大路滑，同志们摔倒了又爬起来，立即赶上队伍。一些体弱的同志跌倒就晕了过去。最辛苦的是抬担架的同志，他们肩上有重担，脚下是泥泞，每迈出一步都要耗费很大气力，有的在途中倒下去就停止了呼吸。行军中，我们干部的乘马都用来驮伤病员，每人都身背两三支枪，与战土同甘共苦。全团官兵同心协力，为了完成掩护首长过路和驰援半塔的任务，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昼夜兼程前进。经过一天一夜行军，在嘉山县境通过了封锁线，于第二天拂晓到达津浦路东的黄泥岗。这时，同志们已经是饥肠辘辘，仍坚持向半塔集挺进，按时到达目的地。在我数路主力驰援打击下，顽军韩德勤部不得已开始溃退。我七团经穆子店、马坝追敌至永丰镇、观音寺，共歼敌二百余人，活捉军需处长一名。敌向三河(淮河)以北败溃，我和副营长李昆率队乘夜追敌至高邮湖边金钩镇，朱华春同志带团特务连进至闵家桥。至此半塔保卫战战役胜利结束，为淮南广大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开了局面。

半塔战役胜利结束后，七团政委徐士奎带领我们各营干部到半塔集中原局，受到刘少奇同志的亲切接见。少奇同志给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讲了建设根据地的任务和把淮南与苏北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使我们对抗日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四O年春夏反顽斗争的胜利，奠定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部队在连续作战中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曾经在战斗中受到四支队司令部表扬的七团三营七连，是这支英雄部队的一个突出代表。我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从支队政治部调到七团三营任教导员后，曾和这个英雄连队一起战斗生活，七连指战员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令人难忘的，他们在战火中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永远值得怀念！

这个连队的成员百分之九十是内战时期的“红小鬼”，原来都是十三四岁的红军小战士。一九三七年冬，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集中时，将他们组编成一个“学兵连”，直属支队司令部指挥。这些贫苦农民的孩子，抱着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参加了红军，又经过国内战争的烈火锤炼，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他们中有的人多次负伤，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成为我营的骨干力量。一九三九年九月间，这个连队编为七团三营七连，给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不论作战、宣传，总是生龙活虎，令人喜爱。在界牌集战斗中，团参谋长兼营长李占彪带领这个连猛打猛攻，夺取了敌人一个要点，歼敌近一个连，使敌人失去依托，敌被迫于第二天早晨突围向古河方向逃窜，在野战中被我军消灭。王子城战斗中，我带领七连担负迂回敌侧后的任务，七连顶住了敌人一个营的多次反扑，打得十分顽强，指导员余登海同志和许多班长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敌人猛烈火力和疯狂反扑下，战士们死死顶住敌人，使我方阵地巍然不动，一直坚守了整整六个小时，赢得了时间，为这次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半塔集战役后，七团回到路西。这时，四支队司令部驻在藕塘，七团驻扎在外围的界牌集，朱龙桥一带。五月七日夜，我带领七连执行一项临时任务，由朱龙桥到支队司令部去。拂晓，到了藕塘东边五六里的地方，突然听到隆隆炮声和密集机枪声，原来大队日军包围了藕塘，支队司令部遭到袭击。这时，我们机断地决定投入战斗，掩护司令部突围。七连迅速占领了藕塘东南面的宝塔山，以一个连的兵力，吸引并抗击二千余名鬼子兵。在敌人猛烈炮火下，七连沉着应战，一直打到中午。

我七团二营在张学文、汪登科同志带领下，当日中午从界牌集赶来增援。同日下午一时在藕塘镇内与敌军激战两小时，日军两千之众向定远县城方向窜犯，我们即追敌至老人苍。这次战斗虽敌我力量悬殊，但由于我指战员誓死保卫领率机关，英勇奋战，沉重打击日军，敌伤亡百余人，我七连蔡连长等十名同志壮烈牺牲于抗日疆场。在激烈的战斗中，支队司令部和当时在四支队的郑位三、戴季英等领导同志率领机关顺利的突围。

新四军四支队，在抗日战争初期，驰骋江淮，发动群众，抗敌反顽，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四支队由一九三八年春的近三千人，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发展到九个正规团，三个独立团及若干县、区支队大队约二万四千人。我党在鄂豫皖苏区残酷斗争中保留下来的这支力量，是革命的珍贵火种，当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来之际，她又点燃了广大江淮地区的燎原之火。这支部队的许多成员成为后来组成新四军二师和七师的骨干。那些在战斗中把热血洒在这块土地上的同志们，将永远活在江淮人民的心中。

三、难忘的楷模

每当我回忆起在新四军四支队和二师的那段生活，心头总要浮起对两位领导同志的深深怀念。一位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兼任政委后为二师的政治委员郑位三同志，一位是原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后为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的张云逸同志。他们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对军队的扩大和建设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这两位领导同志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堪为人师的言行和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郑位三同志，是湖北红安县人，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鄂豫皖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三十年代初就是中共鄂东北道委的负责人。

一九三七年秋，郑位三同志作为党中央派回鄂豫皖老区的第一批领导人之一，来到了红安县七里坪。为了培养抗日战争的军政人才，他经常在蔡家祠堂给部队军政干部讲课，给红军战土们讲形势任务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一段时间，他还专门为来自武汉的革命学生开设训练班。在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九年冬的这段时期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鄂豫皖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上，为后来大别山人民坚持八年抗战打下了基础。

从一九三九年秋开始，位三同志就一直随四支队部队行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共恶浪，他们指使军队到处向我寻衅，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初，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这时，四、五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位三同志任政委，张云逸同志兼任二师师长。这两位领导同志是淮南地区党政军的优秀领导，他们情同手足，军政工作十分协调，堪称团结战斗的楷模。

郑位三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他是我担任中级干部时期的良师，也是全师部队政治工作的光辉典范。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修养，能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向部队深入浅出地讲解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能结合实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次，他给部队营以上干部训练班讲授陈云同志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当讲到民主集中制，反对一言堂，不搞个人崇拜时，位三同志讲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并以张国焘的例子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张国焘所以能在鄂豫皖地区推行肃反扩大化的极“左”路线，正是破坏党的民主生活的恶果，当时军师团的各级优秀军政干部，被他错杀了多少啊！回想起来多么令人痛心。

位三同志对下级干部十分关心和爱护，但要求又很严格。他对干部循循善诱，体贴入微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仅举几个事例：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十五团当政委，位三同志专门找我谈话：“到新单位工作，要谦虚谨慎，多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少主观地决定问题，遇事要和同级干部多商量，对打仗方面的事，决不能马虎，既要认真负责参加研究，又不要包办代替……”这些肺腑之言，我一辈子都记着，它对我一生中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件事，是一九四二年夏，我在十七团任政委时，位三同志又亲自把团长艾明山同志、副团长李土怀同志、参谋长夏云飞同志和我叫到一起，细致地交待了当时的敌情，指出了广西军的顽固与反动，分析了“中央军”不留恋地盘以及桂顽军队与我寸土必争等特点。最后还嘱咐我们“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上下团结是我军胜利之本”，要我们团军政委员会成员做全团团结的表率。这一席谈话，长达三个小时，亲切叮嘱，我们都把它当做指导自己工作的指针。第三件事，是一九四三年初，我们原四支队的十八个团、营干部，集中在师部驻地大柳营，准备赴延安学习。位三同志逐个地同我们谈话，他首先说明：我们来自山沟的干部，能有机会到延安去学习，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继而指出这次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又告诫我们要把学习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他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对于工农干部来说，是一件极为艰巨、必须苦学才能完成的光荣任务，因此要准备去吃苦。

位三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总是强调耐心帮助，强调思想教育要严，组织处理宜宽的原则。某旅有两个团职干部，因仗没有打好，旅部决定要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位三同志得知后，连夜打电话与该旅领导商谈，耐心说服，最后终于改变了原来偏重的处分，使那两位干部获得了继续为党担负重要工作的机会。

位三同志平易近人，广大指战员见到他犹如见到了亲人，肚子里有话都能直接掏出来，从不感到拘束。总之，郑位三同志是我党一位优秀领导人，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是我终身难忘的好老师。

张云逸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由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领导江淮地区的抗日斗争的。一九三九年五月他任江北指挥部指挥，一九四一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等职。云逸同志是我党我军的老前辈之一，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早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就担任红军副总参谋长这一重要职务。

张云逸同志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品质，杰出的军事才干，诲人不倦的精神，坚强的组织观念，谦虚谨慎，理论联系实际，关心群众疾苦和民主的作风，一直被广大指战员视为学习的榜样。记得一九四一年夏，二师在黄花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当时正值云逸同志五十寿辰，师政委郑位三同志代表中共二师军政委员会和师党委号召全师向张师长学习，给予部队广泛的影响和深刻的教益。

云逸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在担任江北军事指挥和任二师师长职务时期，曾指挥过许多著名的战斗。例如一九四O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国民党桂系军队和韩德勤部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向我军大举进攻。我军在云逸同志统一指挥下，经过数十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敌人消灭异己的阴谋，为胜利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云逸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部队的建设，重视培养提高干部战土的军事素质。他曾亲自兼任抗日军政大学八分校校长，经常到学校为学员授课。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结合古今中外的战例，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并经常亲自教操，亲自作战术示范动作。他十分耐心，循循善诱，对于理论没有弄懂的问题，只要提出来，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直到弄懂为止。谁的军事动作做的不合要求，他便反复纠正。一个高级指挥员如此亲自授课，直接教操，确是可贵的，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楷模。

云逸同志的组织观念是非常强的。他身为副军长兼师长，但外出活动或下部队时，总是要向其他领导同志或参谋人员打招呼，说明自己的去向，从不擅自行动。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有一次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参加抗大八分校开学典礼，云逸同志即以校长的身份请子恢同志作指示。我们当时想，张副军长怎么还向政治部主任请示呢？后来大家才领悟到，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应当谦虚谨慎，职务不能给人以智慧，只是革命分工需要而已。军事指挥员尊重政治工作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云逸同志以身作则，使学校工教人员和学员们受到了实际的组织纪律方面教育。

云逸同志作风民主，他在作出一些重要决定前和指挥作战时，总是尽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再作出决定。而且他的下级不论有什么意见，都敢于随时向他提出。他经常在学校讲课，学员们都毫不拘束地提出问题，不论问题之深浅，云逸同志都细心地一一作解答。身为副军长兼师长的云逸同志，在那种战斗频繁的敌后环境里，很少坐在屋里听汇报，不论是军事行动、部队训练，还是做思想工作，他总是到基层调查研究，去看望关心战土们，去找各级干部谈心，虚心地听取指战员的意见。一九四一年，我在八分校政治部做组织工作，我们张校长每遇学校召开会议处理政策性问题时，都参加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作出结论。

云逸同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一九四一年春，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部队生活十分困难，几乎天天吃绿豆。为了改善部队伙食，云逸同志经常亲自深入伙房，了解情况，与大家研究改善部队伙食的办法。他几次将学校营团干部队召到师部住地，讲授军事课和野外战术动作，同时设法给学员们加两个菜，改善生活。我们学员们对张校长的无微不致的关怀，都被感动地流下热泪。云逸同志为我党我军的老前辈，高级将领，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真正做到了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情同手足，保持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

每逢我回忆起这个时期的战斗生活，总会深切地缅怀两位革命先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悼念老一辈，就是为了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献身精神。这样，共产主义思想的春风必将绽开万紫千红的新花。(本文由陈祥同志口述，赵维廉、晓钟同志记录整理。选自老战士诗文集（第3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