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今日科苑》2022年第11期。

引用本文：陈玲，汪佳慧，李瑶.全球科技创新人才分布格局与我国人才现状分析[J].今日科苑，2022（11）：35-44.

摘 要：科技人力资源是构建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储备。本文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中人才指标为数据支撑，通过国际比较，揭示全球人才资源的分布格局与流动趋势，对国内科创人才发展现状进行评价。中国在扩大人才规模、提升人才素质方面取得了成绩，但仍存在人才密度偏低、高端人才匮乏、国际人才吸引力不足等缺陷。文章从抓住人才回流环流契机，促进产才融合互动，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增强科技创新人才储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形成竞争力。

关键词：科技人力资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人才指标

1.引言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而科技人力资源是构建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关键要素。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明确提出我国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凸显了我国对人才工作给予的高度重视，为新时期科技人才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导和根本遵循。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活动的集聚中心，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创新要素包括人才、资本、基础设施、专利技术等，其中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根基，是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就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属性而言，作为科学研究活动纵深发展和地理扩散形成的科学研究中心，科学研究人才的聚集有利于本地知识库的形成，为开展本地学习提供便利，减少学习和创新成本，引发技术变革，激发创新，创新人才的集聚，构成了科技创新的知识基础；作为创新活动和创新经济蓬勃发展后形成的全球创新高地，技术研发人才是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直接决定了企业最初技术路径的选择，人力资本的优化将使由人力资本主导的技术结构不断升级，尖端技术将取代原始技术，达到技术创新的目的，形成行业竞争优势；作为创新要素共同形成的创新生态系统，人才要素贯穿于创新活动，直接参与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内嵌于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要素中以形成相互渗透的网络，科创人才配置与效益决定着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

为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优势，加强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本文对我国城市科技创新人才分布现状进行研究，对标“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一建设要求，根据国际可比数据，对活跃科研人数总量、顶尖科学家数量、专业人才流动数量和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估，揭示世界人才资源的分布格局与流动趋势。对比全球主要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人才储备，研判我国科技人才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并从促进产才融合互动、集聚高端人才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根据《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将全球领先的50个国际科创中心城市（都市圈）作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与人才相关的6项指标，考察不同区域科技创新人才发展水平现状。

都市圈是指人口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域和人口较少的外围地区所组成的区域，区域内联系密切、共同参与劳动分工；都市圈通常由多个行政区划单位组成，如市、镇、郊区、县、地区等。评估对象的遴选基于同类报告对比，通过核心指标的均衡排名与分类逐层排名进行两轮筛选。50个城市（都市圈）覆盖了225个主要行政区划城市，共涉及5大洲22个国家，其中包含16个北美城市（都市圈），9个欧洲城市（都市圈），23个亚洲城市（都市圈），1个南美洲城市（都市圈）和1个大洋洲城市（都市圈）。6项指标的定义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3.国际主要科技创新中心人才资源的比较分析

3.1欧美活跃科研人员密度高，亚洲城市（都市圈）科研人员数量高速增长

在科研人才的集聚方面，亚洲城市规模优势明显，而欧美城市则是研究人员传统集聚地，呈高密度分布。北京、东京、粤港澳大湾区、上海、首尔、南京的2016－2020年活跃科研人员数量均超过20万人，排在第一的北京活跃科研人员数量近67万人，约是纽约人数的2倍，波士顿的3倍（见图1）。但从科研人员分布密度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城市（都市圈）表现更优，每百万人活跃科研人员数量在10000人以上的城市中，欧美城市（都市圈）占据2/3，波士顿高达40741人/百万人。同一时期，国内城市的数据为北京30601人/百万人，南京21732人/百万人，上海11177人/百万人。我国科创城市仍处于人才数量增长的量变阶段，需进一步提高科研人才密度助力实现集聚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正在持续吸纳人才资源，科研人员数量增长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从2016－2020年活跃科研人员年均增长率来看，50个城市（都市圈）里年均增速高于10%的均为亚洲城市（都市圈），以粤港澳大湾区（16.09%）为首的9个中国评估城市的平均年均增长率高达13.48%。美国和欧洲评估城市（都市圈）的平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7%和3.52%（见图2）。与欧美城市相比，亚洲城市的科研人员数量初始水平较低，增长空间较大。

3.2顶级科技人才集聚分化明显，美国城市（都市圈）高端人才储备具有绝对优势

高层次人才聚集产生的知识溢出和创新效应，是科技创新策源力爆发的主要支撑，对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决定性影响。50个国际科创中心具有较大的人才结构差异，美国城市（都市圈）以其优越的科技基础和经济条件，在高端人才储备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高被引科学家比例方面，美国城市（都市圈）平均值高达4.61%，远高于50个城市（都市圈）的平均水平（3.14%），而亚洲城市（都市圈）中，仅新加坡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中国城市（都市圈）的平均值仅为2.23%（见图3）。从诺贝尔奖（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图灵奖和菲尔茨奖得主在评估城市的分布来看，获奖者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超级明星”城市（都市圈），包括旧金山－圣何塞、纽约和波士顿。50个评估城市（都市圈）共集聚了247位获奖者，其中，美国参与评估的15个城市（都市圈）集聚了198位获奖者，而中国的9个评估城市（都市圈）仅有15位获奖者。美国高端人才的集中得益于其人才引进政策，世界银行在《向往富裕生活：全球移民与劳动力市场》报告中指出，在2000－2016年间，美国有6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具有移民身份。

3.3欧美人才吸引优势显著，亚洲城市（都市圈）留学生比例偏低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信息技术和航空等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人才更倾向于超越地区边界去寻求更多职业发展机会。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将使科技人才聚集并产生知识溢出，从而影响创新发展，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领英大数据洞察数据库的数据显示，以纽约、伦敦为代表的欧美国际大都市具有更强的人才吸引力，美国城市（都市圈）在前十强中占据7席。而中国城市（都市圈）排名几乎触底（见图4）。

留学已成为跨国人才流动的首要途径与有效手段，国际留学生人数体现了一个城市社会文化的包容度和对外开放的程度，展示出国际科创中心城市汲取全球人才资源的潜能。本研究根据Times全球高校榜单，以每个城市（都市圈）排名最靠前的3所学校的国际学生比例均值来评估国际科创中心的留学生比例。数据显示，伦敦（59%）和悉尼（42%）的国际学生比例最高，亚洲城市（都市圈）国际学生比例普遍偏低（均值为9%），仅粤港澳大湾区和新加坡进入前20强。中国城市（都市圈）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学生比例高达36%，其余城市均低于15%（见图5）。

3.4发达国家城市（都市圈）人力资本水平更高，我国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升

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了科创中心城市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结构通过与技术革新结合，改善创新环境，并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来促进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HDR）办公室定义的25岁及以上人口的教育年限数据统计，发达国家的科创中心城市（都市圈）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较高。柏林和慕尼黑位列前两名，美国城市（都市圈）在前20中占据12席，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在13年以上；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土耳其、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城市（都市圈）排名集中在35名以后，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66年（见图6）。

尽管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差距，近年来我国教育普及水平在不断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到9.91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的省份由3个增长到13个。基础教育的普及与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国家的技术进步与扩散，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科创中心城市进一步的知识、技术创新扩散奠定基础。

4.我国科技创新人才资源现状分析

整体来看，随着科技全球化及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我国科创城市在扩大人才规模、提升人才素质方面都有所建树，但与传统科技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创中心城市在人才密度、人才质量、人才吸引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具体分析如下：

4.1科技人才规模素质大幅提高但密度相对偏低，企业人才承载贡献度不高

“十三五”以来，我国人才结构持续优化，科研人员规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科技人才的学历层次持续提升。与2009年相比，2020年我国研发人员的硕博学历占比均有显著提升，R&D人员博士学历占比从10.96%升至20.14%，硕士学历占比从24.92%升至37.86%。但由于活跃科研人员密度较低，集聚优势效应尚未完全展现。

科研人才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或者技术开发等工作，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是保障其良好的科研环境和试验平台的基础。结合《2020欧盟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所公布的2019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的企业名单与2020年活跃科研人员数量发现，我国高研发投入企业的数量水平滞后于科研人才的培养，未能承担好科研人员承载主体的作用。如图7所示，尽管我国活跃科研人员数量具有优势，但活跃科研人员数量与高研发投入企业的比值要显著高于东京、波士顿等城市，高研发投入企业的数量不足导致科研工作岗位缺乏，将加大科研人员的流失风险。

4.2顶级人才数量匮乏，人才发展环境亟待改善

我国科创中心的高精尖人才数量相对于人才体量而言严重不足，很难有效地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全球人才流动与集聚的动因来看，人力资本増值的机遇很重要。高端科技人才趋向于向科技水平更高的方向流动，开放的科研机制、宽松的科研环境、充足的科研经费、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潜力的职业上升空间和国际合作机会，都是选择跨国流动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4.3国际化人才吸引力不高，人才流失严重

发达国家凭借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的经验表明，来自世界范围的科技人才，成为其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例如，占美国人口14%的科技移民所取得的创新专利占美国创新专利总数的1/3，移民在美国建立了四分之一高科技公司。我国对于国际人才和留学生均存在吸引不足的问题。据统计，发达国家国际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约为10%，而中国仅为0.06%。国际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中所占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且生源主要来自亚非国家，留学生数量、质量及生源结构都需要进一步改善。

国内科创中心尚未建立有效的人才留驻工作激励机制及研究创造环境，本土人才流失严重。以AI人才为例，在过去10年里，美国人工智能相关机构聘用了全球60%的顶尖研究人员，其中2/3的人员在其他国家获得本科学位。排在第二名的中国聘用的顶尖研究人员仅占10.6％；中国培养了全球1/3的AI顶尖人才，是顶级AI人才的最大来源国，但其中仅有34%在国内就职，而56%去了美国；在美国完成AI领域研究生学业的中国学生中，仅10%的人回到了中国，88%选择留在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研人员出现了明显的回流倾向，更多的具有高水平技术的中国科研人员正逐步向中国转移。随着后新冠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加之政策环境、健康因素和经济负担等考虑，国际学生与专业人才的国际流动趋势将进一步发生转变。

5.政策建议

5.1加快推进产才融合互动，明确企业关键角色

一方面，应将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与创新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实现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深层次融合与良性互动。努力打造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大规模高技术优势产业集群，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加速高素质人才聚合。

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关键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研发体系，鼓励支持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开展基础研究，发挥科创企业与高端研发平台的人才集聚作用。

5.2营造良好发展平台环境，集聚高端人才

技术进步加大了各国对顶尖人才的需求，而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单边主义的国际人才政策显露，高端人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随着交通运输的便利和传统经济体以外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技术人才流动不再局限于单向、长时间的驻留。在此背景下，应将吸引高端人才永久居留与打造动态集聚的城市“人才俱乐部”相结合。

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硬条件与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软环境相结合是吸引高端人才长期驻留的关键因素。首先，应提升国内高校等研究机构的教育水平和研究能力，重 视对科研机构基础设施、设备器材等方面的投入； 加快完善科学评价体系，建立良好科研学术环境。 其次，强化国际学术网络联系有助于提高城市人才流动活力。 国内科创中心城市可尝试依托国家实验室等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以及大科学计划研究项目，加强同国外顶尖大学、专业机构的交流合作； 并以全球赛事、学术研讨会、高端论坛等交流活动，推动更多定期或不定期的动态人才集聚。 最后，应积极塑造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吸引人才留驻。

5.3把握人才回流环流机遇，吸引全球人才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才引聚面临着新的机遇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欧美国家移民政策的收紧，同时疫情期间中国的典范应对与国际援助提供有效提高了国际形象地位。国内科创中心城市应把握机遇，加速推进海外优秀人才回流并大力吸引全球人才。

首先，应健全人才服务体系，一方面积极推进吸引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回国战略，坚持需求导向、引育并重；另一方面，优化国际人才引进机制与来华工作许可制度。此外，在提供经济与职业发展便利的基础上，优化人才生活保障，从住房、医疗及教育等方面解决其后顾之忧。同时，注重科技创新人才聚集的郊区、高新技术园等区域的生活需求配套设施建设，提高生活便捷度。

再者，应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打造“国际留学中心”。在课程、学生管理和校园文化环境等方面提高国际化水平；可设置实施留学生支持计划，适当降低费用，提高入学要求，提升留学生整体质量，优化层次结构，增加海外人才储备。

参考文献、注、项目基金略

作者简介：

陈 玲，女，博士，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

汪佳慧，女，硕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

李 瑶，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科技与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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