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华国峰成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整个整个中国大地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欣喜之余，许多人依然十分清醒：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危机。

一方面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一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特殊运动”还没有给予否定和批判。

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非常考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胆识魄力。“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同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此举甚得人心，也是必要和正确之举。

然而，对于毛主席生前亲批的一些要案和大案，华同志主张“要解决，但不要急”，以免引起政治动荡和思想混乱。1976年10月26日，在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时，谈及揭批“四人帮”问题，他说：

“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

这段话被认为是后来“两个凡是”的雏形，华同志主张可以批判“四人帮”，但是必须维护毛主席，这是他的底线。

“两个凡是”

1977年年初，人民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对此，华同志曾在多个重要场合做过表态，总的原则是“一定会解决，但是不能过急，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

汪东兴为此指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了一篇社论，14日，又让李鑫为华同志起草写两篇讲话稿，一篇是关于小范围讨论邓公复出问题，一篇是关于学大庆的会议讲话稿。李鑫1月17日讨论起草讲话提纲的第一稿，1月21日主持理论组讨论，最终在讲话提纲的第二稿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

这就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也是“两个凡是”第一次出现。1977年3月，华同志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使用过“第一个版本”的说法。

但是针对的并不是邓公复出的问题，而是为了引导当时人们关注的两大热点社会舆论方向，稳定局势。起草者李鑫曾回忆说，起草工作非常艰难，怎么说感觉都不圆满。他说：

“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

后来，讲话提纲反复修改，最终修改到了第五稿。“两个凡是”口号的最终成型，这个表述经汪东兴批示，政治局同意后，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社论的名字是《学好文件抓住纲》，里面关于“两个凡是”的表述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焦点表述：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由此可见，“两个凡是”口号从筹划到最终成形，华同志既不是直接参与者，也不是推动者。面对历史遗留的棘手问题，华同志有着自己的考虑。

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他希望对于解决邓公复出等问题，应当以正确的方式解决，但需要一个过程，经历一些步骤。他所提到的“根本立足点”就是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

我们今天看来，“两个凡是”犯了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其实，华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也承认“两个凡是”的提法比较绝对、考虑得不周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

为此，华同志诚恳作出自我批评，并欢迎大家对其提出批评意见。由此可见，华同志使用“两个凡是”是在复杂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目的是为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让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

遭到坚决反对

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不仅在《人民日报》刊出，而且在《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刊出。“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公、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党内外也对“两个凡是”展开激烈讨论。

尚未复出的邓公1977年4月10日以非凡的胆识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为此，汪东兴曾找到邓公，希望他能“以大局为重”，改掉措辞中的“完整的、准确的”等用语，为以后的复出创造良好条件。

邓公心里明白，这不仅是汪东兴的个人意见，而且代表着华同志的意思。但是他赌上自己的政治和人生命运，给出了一个极其富有远见卓识的回答：“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两个凡是’不行。”

尽管不少老同志一致支持邓公复出参加工作，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在中央就有陈永贵、汪东兴持反对意见。汪东兴曾公开表态说：

“现在，有人要请邓出来，还说他如何如何能干，让他当总理。邓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确实有一点，但错误更多。

75年，毛主席想让他当总理，但试了试，还是不行嘛，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毛主席最后才选了华同志当接班人……”

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邓公复出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王震、叶剑英、陈云等人都是坚决支持，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用了三个“完全”坚决表态支持：“完全正确、完全必要，完全拥护。”

邓公旗帜鲜明对“两个凡是”提出反对意见后，华同志5月3日将其信的内容转发给全党，希望通过大讨论，听取到不同的声音。

很快，邓公的信在全党引发激烈的讨论，也由此掀开了一场席卷中华大地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两种观点在党内外展开了“激烈交锋”。

邓公复出，尘埃落定

199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自此，邓小平正式复出。

1978年4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准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因故于5月10日首发于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

次日，《光明日报》头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之名刊发。随后，各大权威官媒全文转载，其他媒体相继转发。

该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党内的极大关注，很快在全国引发大讨论。邓公多次以讲话形式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讨论破除阻力，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

从当年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真理标准问题”取代“两个凡是”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在邓公的领导下，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正如邓公所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恰恰是“真理标准问题”能够取代“两个凡是”的思想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