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正式在全军推行军衔制，其实早在这之前，我军曾三次准备实施军衔制，第一次是在1936年，第二次是在1939年，第三次是在1946年。

1939年5月，由于部队的需要，我八路军、新四军准备仿照国民革命军的衔制施行6等16级军衔，但在进行评衔活动时，因我军大部都在敌后坚持斗争，一时难以评衔，特别是到了40年代初期抗战最艰苦时期，评衔活动一度被终止，1942年4月，中央经过商议决定停止了此次评衔活动。

1946年2月，我军再次准备在全军实行军衔制，但就在评定工作刚开始不久，蒋介石就公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评衔工作再度被搁置。

而早在1936年12月，我东北抗联就开始准备实行军衔制，这是我军最早一次拟定推行军衔制，当时负责这项评衔工作的是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参与此次评衔的主要是东北抗联第三军。

赵尚志将军和林帅是同期生，也毕业于黄埔四期，1926年之后，赵尚志就被派往东北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8月，被任命为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

东北抗联第三军的前身是组建于1933年10月的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最初只有13人，赵尚志任队长，在赵尚志的带领下，经过三年的发展，这支队伍扩编成为了拥有6千余人10个师编制的东北抗联第三军，是当时东北抗联兵力最多的一个军。

伴随着部队的壮大，赵尚志也非常注意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统一编制、军服、军旗等，甚至提出在第三军实行军衔制。

1936年12月，第三军就向全军下发了暂定“官兵等级”的草案，内容包括军衔等级、编制军衔(即职务对应军衔)、军衔对应薪俸标准、阵亡抚恤标准4个方面。

第三军军衔参照国民革命军实行“将校尉制度”，设立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六等十六级”军衔。

并规定军长或军政委可授予上将或中将军衔、副军长及军政治部主任为中将军衔、师长及师政委为中将军衔、副师长及师政治部主任为少将军衔、师参谋长为上校军衔、旅长及旅政委为少将军衔、副旅长及旅政治部主任为上校军衔、旅参谋长为中校军衔、团长及团政委为上校军衔、副团长及团政治部主任为中校军衔、团参谋为少校军衔、营长为少校军衔、连长为上尉军衔、排长为少尉军衔。

第三军虽然颁布了军衔制草案，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最终没能实行，主要有这几点原因：

其一，第三军10个师分散活动在北满的30多个县内，人员比较分散，再加上游击作战比较频繁，很难有一个稳定的评衔环境，给评衔工作提出了挑战。

其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小日本为了巩固东北后方，对我东北抗联连续进攻，特别是活动在北满一带的第三军，成为了小日本的重点进攻对象。

因为艰苦的斗争环境，推行军衔制一事不得不搁置，最终没能推行。而由于斗争环境的更加艰苦，东北抗联损失惨重，东北抗联高级将领杨靖宇、赵尚志等均在战斗中牺牲。

为保存抗联实力，周保中、李兆麟等抗联高层最终商议决定将大部撤往苏联境内休整，来年再返回东北作战，只保留少部分兵力在东北坚持游击战。

经过与苏方沟通，1940年底，苏方同意了东北抗联的决议，东北抗联开始有序撤往苏联休整，但由于第二年，苏方与日方签订了中立协议，苏方不再协助抗联返回东北，只同意派小股部队前往侦察。

1942年7月，在苏联休整的抗联将士被整编为了抗联教导旅，并被授予了苏军军衔，这也成为了抗联的第一次授衔，其中旅长周保中、旅政委李兆麟被授予了少校军衔，旅副参谋长崔石泉、1营营长金日成、2营营长王效明、3营营长许亨植被授予了大尉军衔。

直到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东北抗联教导旅才又重新回到了东北。55年大授衔，东北抗联有5人被授予了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