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可能反D呢？为了革命为了党，我们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卖了！”。

1966年，浩劫来临，许多无辜的同志都遭受无妄之灾，处境艰难，建国后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水产部党组书记的高文华，也不幸卷入其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饱受折磨。

高文华的遭遇，让他的妻子贾琏忧心忡忡，在想了无数办法后，她终于见到了在国务院工作的陈云，在为自己的丈夫求情时，她情急之下，把1935年，为革命卖掉儿子的事情说了出来。

听完贾琏的叙述，陈云是感慨万千，从心底里由衷敬佩这对革命夫妇。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高文华、贾琏夫妇要卖掉自己的儿子呢？

高文华原名廖剑凡，比贾琏大2岁，二人都是湖南益阳人，他们的父亲都是同盟会成员，两家交往密切，很小的时候就定了娃娃亲。

这桩包办婚姻，让上过新式学堂的高文华反感至极，尤其是听说贾琏文化水平很低后，更是一千个不愿意。

1919年，贾琏的父亲病逝，家境困难，作为好友，高文华的父亲就把16岁的贾琏接到了自己家中，以童养媳的身份养着。

高文华的母亲，见贾家落魄，也开始反对这门亲事，这让贾琏的日子很难过。

好在一点，高文华的父亲是个明事理的人，得知自己未来儿媳在家里受了委屈，很是生气，就把她送进了益阳女子学校学习缝纫机。

对于这难得的上学机会，贾琏很珍惜，在学好缝纫之外，她还如饥似渴的阅读进步书刊，渐渐的，她明白了为什么高文华反对包办婚姻，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受待见。

于是，她投身反封建、反礼教，反妇女迫害的运动中。

贾琏在学习一点点进步的时候，在长沙一家电灯厂当工人的高文华也接触到了共产主义，通过学习，他的心境也渐渐发生变化，明白自己的“童养媳”贾琏，其实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

于是，离家2年的他，给贾琏写了第一封信，他在信中给贾琏真诚的道了歉：“……封建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过去我站在封建势力一边欺压你，使你吃了很多苦，真是太不应该了……”。

高文华态度的转变，让贾琏欣慰不已，她立即给高文华回信，渐渐的，两个同样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心越走越近。

1921年年底，高文华回家，在贾琏的请求下，高文华几乎每天都在给她讲革命道理，这让贾琏的思想又上了一个层次，也让她更迫切的想要走上革命之路。

一次，贾琏问高文华：“我出去干革命，你同意吗？”。

“干革命，男女都一样，怎么不同意呢？”，高文华想都不想便答道。

1922年春节，高文华再次回家，这一次，在父母的主持下，他与贾琏喜结连理，虽是“包办婚姻”，但对于贾琏这位妻子，他却一点也不反感，而是相敬如宾。

婚后，贾琏跟着高文华去了工厂，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成了高文华最坚定的支持者。

1925年，高文华因领导工人运动被开除，一家人没了收入，生活的很困难，对此，贾琏没有丝毫怨言，反而鼓励他继续革命，为了丈夫能体面出门，她不仅给他借了路费，还连夜给他赶制了一套新衣。

高文华走后，她独自一人带着1岁的女儿生活，再苦再累，都一个人挺着，不跟丈夫说。

正是因为有贾琏在背后默默支持，高文华才能心无旁骛的参加省港大罢工，并顺利成为一名党员。

1925年年底，在组织的指派下，高文华回到益阳老家，以湖南农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元宵，他组织农会会员发传单、耍龙灯、开诉苦会，很快便吸纳一大批穷苦百姓加入农会。

1926年3月，中共南湖支部成立时，高文华因表现出色，被推举为书记，等到11月，宜阳县全县7个镇都建立了党组织，当地许多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都加入了组织。

在丈夫为革命冲锋先前的时候，贾琏也没闲着，探消息、送情报、贴标语、发传单、管理账目，几乎没有她干不了的。

1926年11月，她也光荣入党，并于1927年1月，被选为益阳县妇女代表，前往长沙开会。

这对于贾琏来说，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为了全身心革命，他含泪丢下了2岁的大女儿和不满9个月的小女儿。

1927年，马日事变爆发，高文华、贾琏夫妇的考验也来了，因为被通缉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高文华处境艰难，但已经有了丰富革命经验的他，却临危不惧，既保住了自己，又继续领导着地下组织。

1929年3月，高文华夫妇辗转来到上海，并且恢复了组织关系，经过短暂培训后，高文华前往武汉，担任阳夏区区委书记，稳定下来后，他们把两个女儿接到了身边，以夫妻身份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30年12月，汉口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他们重回上海，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算是相对安稳了一点。

1934年11月，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高文华夫妇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天津，并于1935年2月，担任河北省委书记，跟贾琏带着孩子，以商人的身份居住在和平区营道口。

就在这个月，上海的中央局再次遭受重创，以书记黄文杰为首的30多名同志被捕，损失惨重，3月份，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但很可惜，到了7月份，再次遭破坏，不仅40余名同志被捕，许多重要文件也被敌人搜出。

上海的中央局接连遭受重击，也让许多同志和地方，失去了跟组织的联系，以高文华为首的河北省委便是如此。

当时的河北省委，还挑着另一幅担子，那就是“北方局”，高文华还兼任着北方局的局长。

联系不上中央局，情报无法传递，活动经费自然也无法拿到，更可怕的是，当年河北大旱，赤地千里，百姓家也无余粮，河北省委吃饭都成了问题。

当时，负责财政工作的是高文华的妻子贾琏，同志们组织活动要经费、出差要出差费，房东还催着让交房子，可谓困顿至极。

怎么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高文华贾琏夫妇带着同志们下乡斗地主、吃大户，可惜却收效甚微，因为旱灾实在太严重，地主家也无余粮啊。

因为缺钱，同志们严重营养不良，有些同志甚至饿的迈不动步子，作为最高领导的高文华，压力更大，长期的劳心劳力，让他患上了肺结核，没钱看病，贾琏只能给他喝盐水消炎。

虽然生活困顿至极，但对外，高文华夫妇还得保持“富商”的体面，每天用油抹嘴唇，来显示自己的饭菜有油水，墙上挂腊肉，来装点门面。

一次，他们的孩子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学着穷人家的孩子们抓了几只蚂蚱烧着吃，贾琏看到后，是又惊又怕，立马打了孩子一顿，告诫他们以后不许。

倒不是担心不卫生，吃了会生病，而是因为他们是“富商”，若是孩子们吃蚂蚱被特务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到后来，组织因为缺经费，几乎瘫痪，高文华愁眉苦脸，贾琏也是无计可施，无奈之下，她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孩子身上。

当时除了食不果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白色恐怖严重，4个孩子跟在他们身边，也很危险。

妻子这个提议，让高文华很是心痛，可是，为了革命为了党，他也只能忍痛割爱。

接下来，夫妻二人又犯难了，把哪个孩子卖掉呢？思来想去，他们决定卖掉6个月大的儿子。

因为男孩买回去，一般是为了传宗接代，相对处境好一些，而且也能卖上价，而若是把女儿买了，很可能孩子就进了火坑，这是高文华夫妇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于是，高文华夫妇开始找中间人，很快便打听到，唐山的一个中年妇女要买孩子。

因为高文华工作忙，是贾琏一个人带着孩子去的唐山，经过讨价还价，以50个大洋的价格，将孩子卖给了她。

当看到契约上“卖后不相往来，不能探望”几个字，作为母亲的她有多心痛，可想而知。

在哭着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看着孩子睡着了，贾琏这才依依不舍的离去。

有了卖孩子的50块大洋，再加上其余同志筹集的一些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终于重新运转，在1935年12月，还指导了“一二九运动”，将抗日民主运动推向了高潮。

只是这件事儿，除了少数几个同志，其余人都不知道，当有人问起他们的儿子去哪儿了，夫妻二人总是沉默不语，见此情景，他们也就不再提了。

之后的岁月，又是抗日，又是解放战争，夫妻二人一直忙于革命事业，没有空闲寻找儿子，直到解放之后，寻找孩子的事情才提上日程。

可惜的是，托人苦苦寻找许久，得到的消息确实，他的儿子在3岁那年，赶上了一场瘟疫，跟养父母一起死了。

儿子为革命献身，夫妻二人是肝肠寸断，但所有的痛苦，他们夫妇都默默承受着，从不跟外人提起。

若不是“浩劫”之中，高文华身陷囹圄，贾琏甚至都不会跟陈云提起，可惜的是，就算提了此事儿，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高文华在秦城监狱待了8年，直到1978年，才算是重获自由，跟爱妻团聚。

可惜的是，相聚仅仅3年，贾琏便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临终之前，这位善良的妇女，还把省吃俭用省下的1万块钱，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失去了相伴59年的妻子，高文华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好在有几个女儿陪伴在身边，他度过了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

1994年，高文华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