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石鼓书院全景 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市石鼓区青草桥尽头的石鼓公园左侧，也是我们走访的书院中所处位置最好的，依山环水，背靠石鼓山，左侧湘江、后面耒江、右侧湘江支流蒸江、三江汇流，远处望去，像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堡。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810年），北宋初年，朝廷两次赐“石鼓书院”敕额，由于朱熹、文天祥、王夫之等接踵至此而盛名不衰。

在江南行走，经常会与书院邂逅，尤其是在江西、湖南一带，这个历史上曾是书院最多的区域内，几乎每个县都有书院遗存，在那里诉说着各朝代相关文化名人的故事。看得多了，也听得多了，就越来越想写一写关于书院的话题，因为我越来越发现，在这个本来应该最有文化和最富理性的地方，正越来越多地滋生着反文化的谎言和非理性的迷信。

1 书院不是学校，更不是大学

什么是书院？

书院就是学校，甚至就是中国古代的民办大学。

这几乎是目前所有关于书院的文献中众口一辞的说法，至少，仅就我们翻阅过的数十部研究专著和数百篇研究论文中都是这么说的。于是，就有了无数基于这种定论之上的“深入研究结论”，如“中国古代的大学比欧洲大学早出现几百年”，“古代书院的办学经验对现代大学的启示”之类的。

但是，这些说法都与书院的实际性质相去甚远，自然，那些基于“书院是大学”这一前提上的种种发挥附会的所谓“深入研究”就更是建立于沙滩上的楼阁，无法立住了。

书院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正确的问法应该是：某个朝代的书院是什么？

因为各朝代的情况不一样，汉、唐时的书院基本上就是学者私人的书斋；宋、明时期的书院是那些雅好学问的官员聚集同道的会所；清朝时，书院才被政府收编成为官家的学校；清末民初，随着现代教育的出现，依托一批原来书院的地皮和建筑，建立了现代的小学、中学和大学。

所以说，在清代之前，书院根本就不是学校。清代以后的书院，倒是可以称为学校，但是，只是官方学校的一部分，主要执行的科举考试“辅导班”的功能，也和欧洲或现代的大学完全不同。非要把清代的书院和现代的某种教育机构对应上的话，它不仅不是大学，甚至还不是现代考大学之前的“高考辅导班”，而是现在公务员考试的“考前辅导班”。

还需说明的是，就是在清代，书院也不完全是学校， 它可能是民间藏书的楼舍（图书馆），可能是商家刻、售书的坊局（书店、印刷厂），可能是宗族、学派的祠庙，甚至可能是同乡会馆或行业会馆（宾馆、酒店），不一而论。

总之，上面的事实说明，在绝大多数时间，特别是书院最富盛名的时期，书院并不是学校，更不是大学，一切将书院当作是中国古代大学的美仑美奂的幻觉可以休矣！

可人们为什么要把书院当作是“学校”，甚至古代的大学呢？

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无论何时代的书院，确实都有聚众讲学的功能，如果仅仅把有人讲、有人听这么一种人类文化行为当作是教育，而不论其讲的内容和目的的话，确实容易把书院误认为是学校，至少是种教育机构。这是种常见的误解，因为事实上，不是所有有人听、有人讲的文化行为都是教育，比如现代民主国家政客的竞选辩论，也是有人听、有人讲，但没有人会说那是学校，因为其所讲的乃是自己的施政纲领，并攻击别人的政策，其所欲达到的目的也是争取更多的人群来支持自己的政见。在宋、明两代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的张栻，白鹿洞书院的朱熹、陆九渊，东林书院的高攀龙、顾宪成，所讲的也无非是臧否当世人物，品评当朝政策，其目的也无非是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壮大声势，和现代的竞选造势活动差不多。如果今人不能把奥巴马总统的竞选俱乐部当作学校的话，也就不能把中国的书院当作学校。

二是现在某些学校的一种商业营销策略，所谓拉大旗、做虎皮是也。北京大学搞了个“百年校庆”，湖南大学就搞个“千年校庆”，理由是岳麓书院座落在他们大学，所以，湖南大学的校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的岳麓书院，其实宋代的岳麓书院与现代的湖南大学在机构上没有任何承继关系，仅仅是现代的湖南大学建在宋代岳麓书院的地皮上而已。“千年田换八百主”，中国的历史悠久，每块土地上都出现过多少次知名的建筑，照这种说法，几乎每座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楼盘都可以附会为某王爷和某将军的府邸了。宋代江西吉安有个白鹭洲书院，建在赣江双水夹流的三角洲上，这个书院因朱熹来讲过学而被称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现在洲上建有白鹭洲中学，参照湖南大学的作法，这所中学也该搞个八百年校庆了。

其实这些作法和某些现代中药，声称自己是“百年老字号”或“千年秘方”一样，是那么一种不太真实的广告宣传而已。

◎岳麓书院正门 岳麓书院内有个书店，我们去时正赶上书店在进货，由于汽车开不进去，只能由工人将书挑进去，拍下这张照片时，我们依稀看到了古代往书院里运书的情景。

唉，现代人也都明白了，教育也是种产业，也得大声吆喝，才能卖个好价钱。把自己学校的历史往前推上个千儿八百年的，再括进来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做“校友”，对于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是大有帮助的，至于和事实的关系，广告嘛！谁还真把它当了真！

那些把“广告词”当作科学结论，再去研究什么中国书院与欧洲大学的异同之类的书呆子，活该，谁让你那么爱信广告呢！

◎城南书院 城南书院是已消失书院的代表，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由张浚、张栻父子创建，城南书院因张栻主持和朱熹前来讲学而出名，张栻去世后，迅速衰败，古代的建筑荡然无存。民国初年在其旧址上建立起湖南省第一师范，是毛泽东、蔡和森的母校，建筑为日本风格，不幸抗日战争时毁于战火，眼前的这座建筑是1967年依照当时风格重建的。

2宋代书院的性质

汉、唐、五代时的书院在当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清代的书院作为官学的一部分，已经完全丧失了其独立的特色。今天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书院，其实主要就是宋代，特别是南宋时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等。所以，我们也就针对宋代的书院展开相关的讨论。

宋代的那些官员为什么热衷于办书院？

主要是出于对学问的兴趣与热爱。那时的官员多因为读书读得好，才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官的，所以，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将自己喜欢读书的兴趣一直保持到终生。他们当上官后，有了一定的调动资金和土地的权力，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就办起了书院，以吸引同道、聚在一起，读喜欢读的书、交流心得。所以，书院的经费和土地主要来自官府的无偿调拨，调拨的理由是研究学问，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没有权力的人光凭喜好读书是办不起来书院的，就是那些喜好读书的人，在没掌握足够的权力时，例如朱熹在当南康军知军之前，也是办不起书院的。但钱、地出自官府，书院的活动内容却并不出自官府，因为这种事从本质来说，是掌权的官员用公款为自己个人兴趣办的“私事儿”，就好像某位热爱围棋的县长拨出笔专门经费支持县上发展围棋事业一样，个人的爱好主宰了一切。所以，书院里实际阅读和讨论的内容，都是由主办者个人的兴趣和思想所决定的，这就形成了书院“既不同于私学，又不同于官学”的性质。所谓不同于私学，是因为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官府拨款、拨地，而私学则主要来自民间集资；所谓不同于官学，是书院虽然花了官府的钱，但可以不听官府的话，用什么人管理、教学和讨论什么内容，官府都不管。既花官府的钱，还不受官府的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这种状态引起不少今天知识分子的无限向往，他们把这称为“学术自由，专家治校”，而且要希望在今天的大学中也能做出这一幕，于是，便絮叨出许多向中国古代书院借鉴办学经验的所谓研究论文和专著。

◎应天书院书院正门 应天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商丘是北宋时的“南京”，即南部的备用首都，后来称为归德府，现在保留着清末完整的古街道和城墙，很像山西的平遥古城。穿过狭窄的归德府古城街道，再朝东南看去，就能望见书院的相关建筑了。应天书院为五代后晋时开办，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重要的官方学校之一。

依主办书院的官员本人的兴趣点的不同，宋代的书院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虽爱好学术，但更热衷政治的官员所办，他们办书院的目的主要是聚集政治追随者，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比如张栻所主办的岳麓书院，这类书院其实是个政治俱乐部。另一类就是纯粹爱好学术，为读书而读的人所办的书院，如朱熹所创办的白鹿洞书院，这类书院可以称作是学术俱乐部。无论政治俱乐部还是学术俱乐部，它都是有共同爱好者借以聚集的活动会所，而不是学校。

学校是什么？学校是为了某种技术上可以把握的目的，通过系统专门的培养和训练，以使受训练者掌握相关知识或技能的教育机构。因而，只要是学校，就必须有明确的课程设置、明确的学期规定、明确的考试手段，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学生才能毕业出校。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学和民间私学都具有这些特征，欧洲中世纪以后出现的大学也具有这类特征，但书院没有这些特征，所以，书院算不上是学校，它们没有明确规定的课程设置，没有明确的考试制度，更没有学期、学制的规定。由于有较充足的经费，来书院的人的生活费用都由书院负担，所以，进书院就等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能干多久就干多久，没有考试和毕业的概念。（有些研究者声称书院里也有考试，但那种考试只是主讲人与听讲者针对某一问题的对答讨论而已，没有统一的答案标准，结果也不具任何约束力。）当然，不是想干多久就能干多久，一般情况下，随着这位主办官员的离任（无论是升职、调动，还是被贬、病故），后来的继任者又没这个雅好，该书院很快就人去院空。实际上，今天那些闻名天下的书院真正持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都是时断时续的存在着的，如果只算其连续存在的实际时间，别说千年，就是百年恐怕都达不到。

◎横渠书院 位于陕西眉县的横渠镇，北宋思想家“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年少时曾在此读书，晚年隐居后，便按照自己的兴趣在此设馆兴教。在此处，张载还进行过井田制的实验，组织民兵演习，准备参与对西夏的战争。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后世许多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如果非要在古代欧洲也找出一种与中国书院类似的机构的话，倒也可以，那就是欧洲的修道院，因为修道院的目的是修炼人的德性与修养，形式是读经和做礼拜。中国书院也一样，张栻、朱熹他们办书院的目的是明人伦、讲道德，通过持续一生的修炼，做一个符合儒家圣贤所说的“仁、义、礼、智、信”标准的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读经典、祭圣贤。所以说，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中国的书院都更近似于欧洲的修道院，而不是大学。它们都是为了改造人、使人性向善而设立的机构，都有一定宗教祭祀仪式，当然，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迷信色彩。

◎东林书院石牌坊 东林书院 位于今江苏省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是当时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无锡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推选能够胜任的官员名单。不料，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等合拟的七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便指责吏部有“徇私”行为，把顾宪成革职。于是，顾宪成回到故里，开始居家讲学。1604年，在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与乡绅的共同努力下，于杨时讲学原址兴复修建了东林学院。此后，东林书院因士林领袖顾宪成等人讲学、议政而名声大噪。1610年，朝廷因东林官员李三才能否入阁发生了激烈的党争。御史徐兆奎攻击朝廷内有官员与削职为民的顾宪成搅在一起，结成“东林党”，而作为其主要活动基地的东林书院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会所。到了明熹宗天启后期，特别是魏忠贤掌权后，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魏忠贤开始全面打击东林党人，1625年8月，朝廷开始诏毁天下书院，12月，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逮捕大批东林党人士，1626，东林书院被禁毁。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并修复了东林书院。我们今天看到的东林书院是经2002年全面修复后的。

不过，说书院不是学校，而且主要靠花官府的钱，并不意味着书院就没有独立的价值。因为创办书院的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兴趣，而且也都能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个人意志，所以，宋代的书院，最能反映出中国读书人从政和做学问的真实性情和心态，用稍微学术化的语言来讲，就是更能显现出中国思想和知识本身的性质，这才是中国书院最有研究价值的所在。

在上述两种类型的书院中，“政治俱乐部”（如岳麓书院）主要体现的是那些有文化修养、有理想、有抱负、往往又不得志的政治人物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代（如东林书院）、直至今天，可粗略地称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思想传统，那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目，以后我们将作专门的探讨。这一回，我们主要想讨论“学术俱乐部”这类书院里的中国学术思想及知识的性质，这类“俱乐部”的代表是白鹿洞书院，代表人物是朱熹。

◎关中书院正门 是北方书院的代表之一，坐落于今西安书院门里。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工部尚书、著名学者、御史冯从吾因上书批评神宗皇帝沉溺酒色、荒于朝政，被罢官，归里后，在长安宝庆寺讲学。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月，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将宝庆寺东小悉园处建成书院供冯从吾讲学，即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和东林书院的性质差不多，不但讲学，也参议朝政。1626年，朝政把持者魏忠贤等开始禁毁书院，明熹宗下旨“一切书院俱著拆毁”，十二月关中书院被毁。后来重修，康熙三年（1664年）并被收为官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关中书院改建为陕西省师范大学堂，当时成为西北的最高学府，民国时改为省立师范学校。今天为西安文理学院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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