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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

周泽雄/文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东西德国统一后,一名曾经守护柏林墙并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前东德士兵接受审判。他在法庭上辩解道:士兵的天职是服从,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法官睿智地答道:服从命令没错,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点。

近读长平先生文章《把枪抬高一点》,作者不久前去了德国,曾当面向当年“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hristoph Schanefgen和前高级检察官Bernhard Jahntz核实这个故事”,两位当事人“略作思考之后,断然否定:没有这样一个案子,法官也不会这样回答”。

长平先生是具有信誉度的时评家,他既然亲自核实了,我只能以他的考证为准。长平先生随后做了些分析,并将这个故事的成因,归之于一种无关法理的东方式策略或“民间智慧”。对此我稍有异议。

事之所无与理之所缺,不可混为一谈。好比说,两千年前的韩非给我们讲述的“守株待兔”,多半也是虚构,后人从中获得的启示,则堪称实打实。如果将“枪口抬高一点”视为一则现代寓言(正如“守株待兔”是一则古典寓言),我们或能打捞出同样多的启示。仅从“策略”和“民间智慧”的角度安顿它,恐有怠慢。

作为一则现代寓言,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种责任伦理,它对应于人们在职场生涯中或多或少会遭逢的处境,它指向一种困境,提供一道对策,同时揭示一项原则。困境是:身为公民或职业人,偶尔会遇到来自上锋的荒唐命令,遵守该命令,有可能使自己承受犯罪、丧失职业操守或泯灭良知的代价;对策是:不管怎么做,你都不应触犯良知、违背法律;原则是:上级命令不能成为个人责任的托词,是否遵守法律、捍卫良知,是一道更高的内在指令,它外在且独立于上级的命令。

这里有另一个故事,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头号战犯、第三帝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面对种种性质严重但意义空疏的指控,如“战争罪”、“反人类罪”,毫无触动,将其贬为战胜者随意捏造的司法把戏。他的意思是:战胜者的法律不是法律,只要战场上的胜败颠倒,他此际受到的所有指控,都能原封不动地用来审判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一伙人。后来,老练的英国法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接替美国人杰克逊法官,他改变起诉策略,放弃宏大不实之词,一上手就把目标聚焦在1944年春天德军杀害55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的事情上。这项指控的法律依据在于,该屠杀违反了传统的公正原则,即“应该预期并允许战俘有逃跑的企图,尽管是希特勒下令杀了他们,但戈林未能阻止他”。此时,这位“自以为继承了条顿骑士精神的前‘红色爵士’空军指挥官”,手心开始出汗了,戈林元帅最终放弃抵抗,承认“这是整场战争中最严重的意外事件”。令我们稍感诧异的是,戈林的做法,若严格参照纳粹军队的军事法典,也要遭受处罚。纳粹军事法典规定:“上级的命令不得成为被告人针对犯罪指控的抗辩理由”。——当然,法律写得漂亮,从来不等于法律执行得漂亮。

这个故事的负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故事的主角——戈林和希特勒——属于那种我们原本不以正常人类看待的超级恶棍,所以,我们受到的启示只会更加震撼。即使在戈林眼里,他也不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视为抗辩理由,如果他曾经把“枪口抬高一点”,对来自希特勒的屠杀令做些变通,在那一刻,他的手心至少不会出汗。

法律的价值,在于指导并规范人类的行为;脱离了规范职能,法律没有神圣可言;法律的严肃性与法律的实用性、指导性须臾不可或离。我们知道,职场中人(假设一位拆迁队员)难免接到有违法律或人伦的上司命令,倘若法律所能提供的对策只是要求属下坚持原则、即使面临撤职丢饭碗或牢狱之灾,也寸步不移,则法律必将因其乖违人情而遭到抛弃。毕竟,甘冒巨大风险而与领导对着干的拆迁队员,百不有一。当此之时,法律若能对属下“枪口抬高一寸”的变通行为给予肯定,它也就增进了促人向善的社会功能,我们没有理由将这种虽不完备但足以最大程度地规避犯罪的行为,轻描淡写为“民间智慧”。在捍卫原则的同时,法律必须兼顾并尊重人的现实性,包括承认并善待那些情有可原的恐惧和懦弱,唯其如此,法律的调适迁善功能才有望体现。现代寓言“枪口抬高一点”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苛求属下对上级的积极抗争,只要该行为得以让人远离犯罪,它愿意尊重消极抗争的价值。既然我们不应指望职场中人一夜间变得气宇轩昂、正气凛然,那么,避免让他们一夜间成为屠夫和罪犯,就功不在小了。

说到中国的民间智慧,侧重“枪口抬高一点”中的职业伦理的,委实不多,常见的倒是些“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世故混账之谈,放纵此类言谈,只会使职场中人愈加远离法律,愈加心安理得于“酱缸文化”所致的“势不由人”或“形势比人强”,其中堕落尤深者,则会与助纣为虐之举达成某种恐怖的物我两忘。三国时,文士陈琳替袁绍写讨伐曹操的檄文,骂尽了曹操的祖宗八代。袁绍兵败后,陈琳被军士绑缚至曹操前,曹操问道:“你受命替袁本初写文章,骂我两句倒也罢了,缘何还要累及我的先祖?”陈琳答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这句提问,倒包含些“你为何不把枪口抬高一点”的意思,而陈琳的答复,与至今还被人挂在嘴边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毫无两样。可见,那才是我们顶顶要不得的民间智慧。

201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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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