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陈茂辉

1943年初，我随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到皖江地区工作。一天晚上，曾希圣对我说：“我们在巢县山区建立了兵工厂，准备派你去。你有什么意见？”任务来得突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原在一师任团长，对苏中、皖南一带环境和人事关系比较熟悉，所以师部和皖江区党委决定要我帮助进行军工建设。可是兵工厂对我来说实在陌生，我对政委说：“我生下来还没有见过机器呢！”政委笑了：“别着急，你生下来就会带兵打仗吗？还不是学的！办工厂也得这样，要有革命精神！……”就这样，我与军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听说二师早就办了兵工厂，规模还不小，曾政委叫我去“投师”，见识见识，并带一些技术工人和设备回来。于是，我兴冲冲地来到二师军工科驻地天长县铜城镇，并见到了二师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和后任参谋长韩振纪。当时二师正精兵简政，韩参谋长听说我是来“求援”的，便问我要什么。我说：“主要是车床。”二师兵工厂的同志挺热情，虽然他们的设备还很缺乏，还是拨给我们一部6呎车床。二师首长和军工科领导都慷慨地表示愿意支持我们技术工人，晚上召开大会，对工人们说：谁愿意去都行。

我首先结识了高宝松（赵柏松）同志，他是位有技术的青年工人，请他帮助我动员技术工人，只要是愿意来的，经他同意我就要了。几个刚从上海敌占区跑出的工人，有车工、钳工、热处理工，手艺挺好，听说去支援七师新厂，都挺乐意。这一来，我的劲头也来了。有了鸡婆，还怕孵不出小鸡！二师兵工厂的同志帮助我装好了要带走的工具设备。又跟当地政府商量，动员了二三十名民夫，用担架搬运车床机具和工人的行李。

临出发时，我发现几乎每个工人都有一两个小包袱，里面尽是亮晶晶的东西。我就问一位年轻的组长：“这是些什么东西？”他说：“这可是宝贝：老虎钳、锉刀、卡子，样样都有，打上海带过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拿资本家的，防着哪天失了业，好打零活卖手艺。现在干革命，人是新四军的了，工具也归新四军！”我打心眼里高兴，技术工人也有了，工具有了，剩下的就是生产了。

那时皖江根据地给敌人分割成几个小块块，从铜城镇到巢县，要经过津浦铁路敌人的封锁线。一天晚上，我们越过津浦路，一到了全椒县，歇下来检查车床和零件。糟糕！有个箱子漏了底，许多零件都漏掉了。大家急坏了，决定几个人走回头路去找，走了60里地，又冒了一趟危险，才把这些零件找回来。这部分设备机具都安全搬运到巢县边境大俞家岗七师师部，然后又来到兵工厂驻地班家巷。

我即向曾政委汇报了工作，告诉他带来一些技术工人和部分机具设备；高宝松等人老婆孩子都随军，而且有病需要治疗，是个“包袱”，不过，他们年轻有技术，又很能干。政委坚决地说：“包袱”不要紧，只要有技术都留下来。然后，他又将张昌龙同志找来，对我们说：师部决定成立生产部，张昌龙任主任，陈茂辉任政治委员。

我们根据地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但工业原料很缺乏，除了竹、木以外，只出点硫磺，像钢、铁、焦炭这类重要工业原料一点也没有。搞原材料越过敌人封锁线要比运机床困难万倍。比如焦炭，我们要通过商人买，由北方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到根据地长江边，有个叫万国齐的商人就专门为我们去天津、济南等地买焦炭，有时也买通日军翻译，到淮南煤矿搞一点。曾政委对材料供应很关心，他的主导思想是只要你能搞到材料，给多少钱都行。虽然想尽一切办法，原材料也还是不够用，大家都把焦炭当作宝贝，叫它“黑色金子”。装运时像粮食一样装在麻袋里，路上掉个小渣子都拈起来，没有铜、铁，地方党就发动群众献，什么破香炉、烛座都派上了用场。有一次，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一座太平天国时期的大炮，这家伙很有份量，我们把它砸了再溶化，翻造手榴弹壳。“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到了兵工厂才知道搞军工建设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时的皖江地区是不安宁的。日军经常和伪军一起四处“扫荡”，国民党李品仙部不打日军，专门骚扰新四军。我们活动在这块方圆不到五六十公里的山地里，正是四面临敌，兵工厂离敌占区只有20来里地，生产时四处都得放哨，工人们还要特别训练拆机器，在半时内把机器拆开装好，进行埋藏，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生产部刚成立不久，就遇到日、伪、顽几次大规模的破坏。我们有组织地把机器、工具埋伏起来，人员进行转移分散。党支部书记朱岩同志就是在翻山时被日军开枪打死的。“扫荡”后，我带一部分人员到无为县东乡三官殿一带翻造子弹，张昌龙带一部分人员留在青苔峰坚持生产，另有两支人员分别到皖南支队和含和支队建立兵工厂。

随着敌人对根据地的疯狂进攻，部队弹药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兵工厂一缺机器，二缺技术工人，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采购员时常被抓去，就连和我们往来的商人也有给敌人抓去枪杀的。材料来源越来越少，要扩大生产是困难的。形势逼迫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开源节流。工厂同部队订“合同”：兵工厂供给多少个子弹，部队就得退回多少个子弹壳。在每次试验手榴弹时，把它绑在树上，爆炸后的碎片哪怕只有豆子大，都要一片片地拈回来再用。手榴弹里用的铜丝不易买到，我们就想法用琴弦代替，做个小钩，使用时勾在手指上，这就节约了铜丝。手榴弹的表面要涂一层蜡，防止水份渗进失效，而蜡又很难买到，工们们就经常到机关里收拾滴在桌子上的烛泪。虽然这些都只是“一星半点”，但积少成多，也能解决些问题。

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手榴弹质量不高的问题，关键是因为炸药的爆炸力太小。上海来的技术工人干机械活是内行，做炸药可就不行了。听说巢县有个做爆竹的老人配药挺在行，我们就雇了一乘轿子把他请来。有人背后叽咕：“造手榴弹可不比放鞭炮！”意思是不相信土办法解决问题。曾政委听说这事后，也亲自来学。结果就是这土办法解决了手榴弹的质量问题。

曾政委对兵工厂的建设十分关心，特别是对技术人员倍加爱护，如王世忠、乔坚、高宝松、石明林、孙允三等，很多还是他点名从兄弟部队要来的。而他对生产的要求却格外严格，对每生产一样新武器弹药、每一项试验过程，都要亲自检查，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他还指示生产部要经常向他汇报工作。

当时我们很缺乏做炸药的硝。麻杆烧成炭，可以提出硝来，而皖江地区缺少麻杆。我们就用废棺材板、柳树木烧成炭，在石臼里捣成细末配硝。请来的那位做炸药的老工人很讲究节约，有个青年工人捣麻杆和木炭时把炭末溅到石臼外面，他一看见就骂，拿凳子坐在旁边监督。有次跑来找我，坚持要处分那青年工人。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模样。

兵工厂在增产节约原材料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国民党顽军李品仙部向我们进攻，部队需要一件有利于防守的武器。曾政委指导我们向老百姓买了不少石碾，请石匠把里面掏空，装上炸药，抬到山头。顽军进攻时，把它滚下山爆炸，使顽军吃到了苦头，到处说新四军有了“新式武器”。

随着生产任务不断加重，虽然机器和人员都增加了不少，还是感到不够，形势逼迫我们进行技术革新。做子弹是拿铜板用手工冲出弹头和底火皮，然后用锉刀锉，再用砂纸和布把表面磨光，这样工序多，既费材料，效率又低。二队副队长王仁杰过去在轮船上修过涡轮，他想利用涡轮的原理制造一台冲弹机，我们立即开始试验，只有一星期，冲弹机造成了，一次能冲出12个弹头，冲出后再涂一层黄油，就能闪闪发光，四道工守变成一道，效率提高几十倍，还能节约不少铜料。手榴弹用的木柄本来都是由本匠手工制作的，一个熟练的木匠每天只能做二三十个。上海来的周霞云、薛荣等技术工厂动手自制了一台车床，一天能车好几百个。

1943年夏，为了加强生产部党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师党委批准我们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吴同基任总支书记。生产部机关和各队相应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基本上都是由政治指导员兼任的。我记得当时机关支书是罗冰，一队支书是周吉，二队支书是黄英能，三队支书是吴水荣。另外，各队还设立了文化教员，林茵、晓星、吴水荣分别担任三个队的文化教员。

1944年1月，由于生产人员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部将原来三个队扩编为四个中队。这样，除了生产手榴弹、复装子弹外，还生产掷弹、掷弹简和铁尾弹等新产品。春夏之交的时候，又开始生产了枪榴弹及枪榴弹筒。

我们的政治工作是以群众工作为主要内容。那个时候，同志们很团结，思想问题也少。老师傅言教身教，干部们以身作则。孙允三就是因为拼命工作累吐了血，敌人打到了跟前还在干。晚上，我们是点着汽油灯工作的。文化教员的工作就是教大家识字、唱歌、演戏。为了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增强革命干劲，1943年底以后，生产部各队之间还开展了革命英雄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每月要评比一次。对工人和干部，我们在思想上主要是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提倡大团结、尊师爱徒和传授技术。兵工厂青年人多，生活上的问题比较敏感。我们采取早上点名、晚上小组会、思想汇报、工作总结和每周一次党团活动等形式开展思想教育，同时注意进行新党员教育和老党员传统教育，时刻告诫大家要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防患于未然。

我们除了做兵工厂内部的群众工作外，还对驻地群众开展了一些思想教育工作。主要是动员群众帮助兵工厂保密，利用儿童给我们放哨；分散时帮助兵工厂埋藏设备、材料；扒敌人钢轨，给兵工厂做车床用。山沟里的兵工厂没有电作动力，土造机床、汽油桶风箱等设备靠人摇，我们通过地方党组织找来二三十名瞎子，解决了一部分劳力问题，并安排其家属做些零活，给予报酬。曾政委知道后十分高兴地说：“用瞎子摇车床，既解决了社会负担，又较满意地解决了动力问题，很好！”

群众工作做好了，生产工作也就上去了。那时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政治工作保证生产工作”。

新四军七师兵工厂就是这样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重重困难中打开局面的。1944年初夏，因为工作需要，我被调离生产部到新开辟的苏浙军区坚持战斗。不久，由林立同志接任了我的生产部政委的职务。我在七师兵工厂的时间虽然不长，仅一年多一点，但这段艰苦奋斗的岁月，我是毕生难忘的！（选自陈茂辉将军《征途》，文字上稍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