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充的心理也可能与此有关，他肆意杀人的行为并非丧失了理智的发泄，也不单纯是为了取乐的恶作剧，而是对他人生命的蔑视。要显示自己加害于人的威力，就以残忍刻毒的手段杀人，营造自己需要的恐怖氛围。

的确，在死亡气氛的笼罩下，绝大多数的部下都匍匐在杜充的脚下，战战兢兢地工作。

为此，杜充很开心，乐此不疲，而将江淮设置军务防备的大事抛之脑后。

注意上面说的，是“绝大多数部下”匍匐在杜充的脚下，不是“全部”。

有人对杜充的做法早看不惯了，只不过一直隐忍不发。

这人就是岳飞。

这一年冬十月，金人连续攻克了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寿春（今安徽省六安市寿县）、黄州（今安徽黄州市）、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和江淮巨盗李成勾搭在一起，共同寇掠乌江县。

李成，河北雄州人，最初在雄州作弓手，使两柄长刀，每柄重七宋斤，舞弄起来威势赫赫，人称“天王”，在军队中屡立战功，成了一名骁将。金兵入寇河北，他自成一军，脱离了宋政府的管理，在山东的淄州（今山东淄博市）以打劫为生。后来接受宗泽的招抚，和王善、张用等人一起在宗泽手下效力。

南薰门事件，他与张王分手，领军剽掠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提出要重新归附南宋朝廷，赵构就启用他做泗州的知州。

在泗州，这位仁兄听信了妖道陶子思的话，认为自己有“有割据之相”，叛乱为寇，悍然起兵攻打滁州，把滁州的州县官全部杀害。

李成之外，王善、张用等人正陆续向金军投降，淮河以南形势不容乐观。

杜充吓坏了，闭门不出，躺在床上，装病。

岳飞忍无可忍，一头闯入他的寝阁，指责道：“胡虏近在淮南，睥睨长江，大战一触即发，你只管躲在深闺不出，算什么事呢？你必须出去，抓紧备战，否则金陵失守，大事去矣。”（“勍虏大敌，近在淮南，睥睨长江，包藏不浅。卧薪之势，莫甚于此时，而相公乃终日宴居，不省兵事。万一敌人窥吾之怠，而举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共事，能保诸将之用命乎？诸将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复高枕于此乎？虽飞以孤军效命，亦无补于国家矣！”）

这样的一番话，换第二个人说，早被拉出去放血了，可出自岳飞的嘴里，俨然有一种不容辩驳的威严，杜充在气势下矮了一头，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害怕，又加上岳飞是他唯一可以倚仗的得力大将，无从发作，只能敷衍道：“明天，明天，明天可以不？明天我就到江边修建军事设施。”

可是，明天他就把这个胆敢闯自己寝室的小老乡送到统制官王燮的帐下，安排他跟王燮去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州市）攻打李成去了。

回头，杜充将手下人狠狠尅了一顿，命人加强把守自己的府第，严格禁止寻常人等出入。此后，再无下文。

王燮久闻李成凶悍之名，一路磨磨蹭蹭，勉强到了瓦梁路，徘徊不前。

倒是岳飞进军神速，从宣化镇（今南京东北江滨）渡江，长驱直入，连接在真州六合县（今江苏六合县）、盘城、长芦将李成打得落花流水，胜利收复了滁州。

这是岳飞和李成的第一次交手，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当然，每一次，李成都会毫无例外地以惨败告终。

相对而言，这一次败得还不算惨，手下五百骑兵无一生还，五百战马和抢掠来的赃物，全被岳飞缴获。有了这些战马，岳飞初步装备起了一支骑兵团，拥有了日后在马家渡大战中接战金人骑兵的一点资本。

十一月十一日，金人大举发兵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杜充大惊，继续装病，闭门不出。

金兵不是赵构，您装病也没有用，该来的还是会来，十八日，他们从建康府西南的马家渡渡江。

病再装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杜充一扯被子，坐了起来，传命都统制陈淬率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战将，统兵三万出战。

狗急了还跳墙呢，何况这次可是生死攸关的决战时刻！

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望着杜充保家卫国，恐怕得等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是后话。

这次和杜充对战的、全面负责进攻马家渡的金军统帅，读者也并不陌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兀术，也就是我们后世所知的金兀术。

“兀术”是用汉字记女真语读音，又作斡啜、斡出、乌珠，或晃斡出，本意是“头颅”。取这样的名字，反映了当时的女真民族朴实无华的一面。

灭辽略宋，女真人接触到汉文化，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重新给自己起了一个庄重典雅的汉名。比如，阿骨打改名为完颜旻；吴乞买改名为完颜晟；撒离喝改名为完颜杲；粘罕改名为完颜完翰；斡离不改名为完颜宗望；讹里朵改名为完颜宗铺等等，而兀术的名字是：完颜宗弼。因此这时期史书上记载的女真人有本名、汉名、宋人译名、清人重译名等，为了行文方便，本书一律称其本名。

这个兀术，是阿骨打的第四子，二十五别史《大金国志》中说他自出娘胎，“穹庐上郁郁有气，甚异之”，俨然不是寻常之辈。年纪稍长，人们就发现他“为人豪荡，胆勇过人，猿臂善射，遇战酣，出入阵中，部众惮之”，是个天生的斗士、杀神。每战到酣处，性情大暴，就把戴在头上的头鍪往地上一扔，露秃顶和边辫，象打了鸡血一样，不畏矢石，冲锋在前。

少年兀术在战场上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是天辅六年（1122年）追击辽天祚帝的那一仗。当时军过青岭，突然遇上三百余辽兵，兀术手下只有百余骑，且矢尽，他临危不惧，赤手空拳夺过辽军士兵的刀枪，独杀八人，生擒五人，勇猛绝伦，威势赫赫。

女真将士称其“少年勇锐，冠绝古今”。

斡离不第二次南下，兀术作为前锋，取道汤阴，一次性迫降宋兵三千多人。渡汴水，杀宋军五百人余；薄汴城，以百骑追赵佶一百多里，获马三千。其后，又败宋将郑宗孟，克青州；杀赵成，取临朐；破黄琼军，再陷临朐。以三千铁骑在河上败宋三万余人，斩万余人。接着，又克濮州（今山东甄城北）、取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平定河北。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说其“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数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

可以说，兀术是当时最优秀的骑兵将领。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争中最具备攻击优势的兵种，也是最重要的军事依靠。兀术率领他的骑兵团在横扫大辽的过程中累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研究出了极为实用的作战方式，闻名于世的“拐子马”和“铁浮屠”就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下创新发明的一种战术。

“拐子马”是南宋军民对兀术这一特殊兵种和战术的一种叫法，而兀术自己最初给它所命的女真名字已不可考。

对于“拐子马”的具体战法，史书上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岳珂在《金佗稡篇》卷五《鄂王行实编年》说的：“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而章颖的《南渡四将传》及元朝官修的《宋史?岳飞传》中也对此说法加以沿用。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把兀术的另一个兵种“铁浮屠”（也作“铁浮图”）混同在一起了。

伪托宇文懋昭之名作《大金国志》的元人早觉察到了这个错误，将之改为：“兀术自将牙兵三千，往来为援，皆带重甲，三人为伍，贯韦索，号‘铁浮屠’，每进一步，即用拒马子遮其后，示无反顾，复以铁骑马左右翼，号‘拐子马’”。明确将“铁浮屠”和“拐子马”区分开了。

有什么证据说明“拐子马”和“铁浮屠”是不同的兵种呢？

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说：“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方其接战时，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皆单骑列于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故官军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十损七八。”可见，“拐子马”有别于“铁浮屠”，是不同的兵种，但都同属“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

汪若海目睹了顺昌大战的战况，也写过一篇《札子》专述“铁浮屠”和“拐子马”。

对“铁浮屠”的描述是：“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铁浮屠，又日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子马，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中间的步兵，也全身披挂铁盔重甲，只有双目露在外面，三人一组，贯以韦索，身后拖着拒马桩，每进一步，身后的拒马桩便跟进一步，全体将士有进无退，凶悍无比。

而“拐子马”则是：“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相对而言，杨汝翼、汪若海的说法比岳珂准确，理由很简单，杨汝翼、汪若海是根据第一手材料作的记录，尤其是杨汝翼，是随军战地记者，直接参加了顺昌大战，亲历战斗的全过程，而岳珂是在岳飞死后六十年才开始整理《金佗稡编》的。

那么，“拐子马”和“铁浮屠”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兵种呢？自宋迄今，各种考证数不胜数，却尚无定论。

笔者就根据相关史料作大胆推测，妄作一家之言吧。

“浮屠”是佛教词汇，宝塔的意思，“铁浮屠”，则指铁塔。这里用来比喻身披两层重甲的骑兵形如铁塔。按《宋史》卷197《兵志》所说，每副铠甲“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两层重甲披在身上，重量接近达到一百多斤，再加上身上配置的弓箭刀剑和长枪，这就要求这些充当“铁浮屠”的骑兵都具备雄健的体魄，过人的力气，远远望去，俨然一尊尊铁塔。

“铁浮屠”之所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而让他们装备上厚实笨重的铠甲，目的就是想让这些防护性能好、质量大，无坚不摧的重甲骑兵团担负正面攻坚任务，充当的角色犹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按照汪若海的记载，这些铁塔兵的坐骑用皮索连成一排，后面由步兵推拒马桩跟着前进，活像一堵移动的墙压来，可谓攻势如潮，杀伤力巨大。由此也不难看出，“铁浮屠”在阵前攻坚中巧妙地运用了我们常说的“连环马”原理，以三匹马联成一排组成一个联合作战的单位，其产生出来的冲击力远远大于分散的三匹马的总和，让对方无力阻挡。

与“铁浮屠”正面攻坚不同，“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其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实施的是两翼包抄的战术，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南宋宰相吕颐浩就曾说：“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

在这，还得说一说为什么南宋人要称兀术这种战术为“拐子马”。早在北宋神宗时代，曾公亮等人编篡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记载说：“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马阵并选精骑。夷敌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将骑兵放在两翼，能有效地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最终实现自己的作战意图，北宋军队就把这样的骑兵称为“拐子马”。

也由此可见，“拐子马”并不是兀术的专用名称。

既然本朝已有“拐子马”，为何还对兀术的“拐子马”谈虎色变呢？

原因是兀术的“拐子马”士兵骑术精湛，作战凶悍，他们装备了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所用的弓箭，弓力只有七斗，而为方便在马上拉弓和保证射击的命中率，刻意把箭造得极长。当然，和北宋“拐子马”的区别还不止于此，兀术的“拐子马”士兵每人都配备有两至五匹战马，当所乘的马匹出现疲态或有伤情时，就立刻换上另外一匹马，让战骑在临阵冲锋保持良好的体力，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这种战法称为“副马之制”。“副马”就是指主乘之外的马，也称“从马”。有书为证，《金史》上载：“突合速从马五（带五匹副马）、沃鲁破宋兵四千于文水。”为了不让副马在作战中走散，势必要用“韦索”把它们系在主马之后，所以，“拐子马”在视觉上同样给人以连环马的形象。

笔者猜测，这也许就是岳珂等人把“拐子马”和“铁浮屠”混为一体的原因。

作战的时候，通常以普通骑兵，或步兵列阵开战，等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也就是史书上说的：“每战方酣”，“铁浮屠”就开始登场，“铁浮屠”并不追求快速，形如铁塔的骑兵手持大刀长枪，穿着刀枪不透的铁甲，象重型推土机一样，缓缓推进，对方阵脚一动，因为战阵太密，抵挡不住的士兵不能向自己的阵中撤退，只能向左右两侧避敌，而这时“拐子马”早已从左右包抄，所以，这时中间有“铁浮屠”的摧城拔寨，左右有“拐子马”的狂飙横扫，对手就只能全面崩盘了。

当然，没有亲眼目睹过“拐子马”和“铁浮屠”中连环马用法的人，是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种战法的。

清乾隆在《御批通鉴辑览》就提出：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已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耳目。

持有这种看法，是受一种“想当然”的思维定势所左右，马力有参差没错，骑士勇怯不同没错，但，在战场上的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水浒传》中呼延灼对连环马的用法。

笔者的看法是：“铁浮屠”的骑士披双重战甲，马匹也全身披甲，负载一定很重，这决定了他们作战时不能用以驰骋冲锋，马上的骑士也不用做太多动作，他们只需三人一排，端着长枪，向前，向前，不断地向前捅出，单单这几个机械重复的动作，在胯下的马匹只进不退地缓缓前进中，已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造成的效果，无坚不摧，无快不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