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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22日上午，公安部会议室内。人快到齐了，唯有公安部部长李震的位置空着，大家估摸着李部长正在赶来的路上。

会议还未开始，气氛凝重，于桑、刘复之两人大眼瞪小眼，心情不佳，周围坐着的其他干部也都默不作声。

毕竟这次会议又是来讨论“算旧账”的问题，早在三天前于刘两人和干部曾威就该问题拍桌子，吵得不可开交，李震严厉批评了三人。

眼下再来谈这件事，谁都还怄着气，坚持自己的方法才是有利于公安部和党的。

李震还没来，有些干部开始坐不住了，不时抬手看看表，就在众人疑惑之际，突然有人敲了敲会议室大门。

于桑起身拉开门，是院里其他部的工作人员，她忙慌通知道：“核心小组的各位，马上到机关大院五号门集合，李震部长出事了。”

于桑、刘复之这两个左膀右臂一听就急了，不等旁人反应，率先出门跟着工作人员去了现场。

案发伊始

一行人在五号门会合，工作人员向核心小组成员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昨天李震一夜未回家，他的秘书打电话也无人接听。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李部长忙于工作，所以才没有放在心上。

第二天秘书继续打电话，发现依旧没人接，于是便开始派人去找李震。最后在22日中午的时候，两名工人吃完午饭，准备进行地下管道日常维修。

他们刚到学要维护的管道附近，就发现了李震的遗体，两人被吓得不轻。

恰逢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路过回家，他们便把此事报告给了她，于是刘湘屏立马派人通知核心小组的成员集合，这才有了刚才的场景。

由于于桑和曾伟对这类案件的经验较为丰富，因此被派去查看现场情况，刘湘屏再三提醒不要破坏现场。

于桑、曾威随工作人员去往院子底下的地下管道，越往下走空间越发的狭小，于桑、曾威等人跟着工作人员没走几步就停了下来。

地下管道光线很差，墙壁上仅挂了一盏昏黄的小灯，些许光束洒在李震身上。他早已失去了生机，头向前倾，脖子上吊着根绳索，绳子的另一端打了个结系在管道上，绷得笔直。

这里没有李震，只有一具躯壳，他全身以一种半跪半躺着的姿态待在地上，一旁还散落着许多白色药片和一个药瓶。

大概了结了真实情况后，两人返回到地面上，于桑给刘复之讲了地下通道的情况，他心中颇为震惊和遗憾。

就在昨天，刘复之因为牙疼，还发低烧在家中休息，李震亲自过来看望他。由于前天会议上的争执，刘复之看得出来，李震的心情很沉重。

两人沉默许久，李震开口说：“我批评你们，是因为昨天大家各执己见，谁也不服谁，这样下去问题没法解决。”

刘复之宽慰道：“意见不统一很正常，只要你不吵主持局面就好。”李震点点头，没坐一会儿就走了。

昨天才见过面，人还好好的，今天就死了，刘复之的心中是五味杂陈。

确认现场后，于桑立即打电话向国务院和周恩来报告离奇李震死亡一事。

彼时，周恩来收到消息后，匆匆结束与金日成的会面，火急火燎地乘飞机回来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周恩来面色凝重，没有了平时游刃有余的神态。他下令这件事必须彻查、严办，不管是敌特分子所为，还是意外，必须要给出一个交代。

会议持续近2个小时，周恩来最终决定成立破案组，任命于桑为破案组总负责人，华国锋跟进破案工作。

周恩来如此重视此案，还是因为那时“批林整风”盛行，他对“批孔”一事表示不应矫枉过正，没想到引来江青一种的反扑和报复。再加上1973年的外交部153简报事件，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与此同时，他还顶着压力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李震的死无形中又给他添加了几丝困难，他必须要保持机关内部的稳定。

于桑开完会后，转头又与核心小组的成员开了个长达6小时的会议，会上大家积极讨论李震的死因。

“周总理说，李部长极有可能是被害的，但是否为敌对分子的阴谋，我认为还有待商榷。”于桑边思考，边给大家传递了周总理的意思。

“确实，李部长前几天看着精神状态蛮好的，不可能是自杀。他才上任公安部部长一年，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不大可能如此轻视自己的生命。”核心小组的一名成员如此分析道。

刘复之则说：“或许是之前积攒的矛盾爆发了，大家还记得李部长身边的药片吗？那个药只可能是部长自己开的，而且也不像是强迫吃下去的。”

大家讨论热烈，但很快，组内分出了两种看法：一种是和周总理一样，认为是阶级斗争引发的一次谋杀；另一种则认为李部长有苦衷和隐情，是自杀。

讨论到后面，大家都说急了，又像之前“算旧账”那样争执不下。

于桑见场面有些失控，急忙主持道：“大家不要吵，冷静下来。我们要实事求是，这个案子，是什么样，就怎么办。弄错了，改正就行，不要把情绪带到案子里。”

在座众人听完这一番话，有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屑，有人不敢表态默不作声。

于桑也是个直言不讳的主，又补了一句：“我知道，有同志还惦记着之前‘算旧账’的事，但现在不一样了，一码事归一码事，不要搞内讧！明天我们正式开始调查，准时准点在五号门集合，散会。”

说完，于桑又率先走了出去，随后刘复之也跟着出去，询问他国务院会议厅的事。

其实从成立破案组的开始，就注定这桩案件的破获之路会异常曲折艰辛。

调查停摆

1973年10月23日，破案组成立的第二天，大家迅速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同时还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协助破案。

于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进行单独审查，要得到重要消息还需要一段时间。

另外，在李震身边收集来的药片，经过侦查人员们比对，确认药片与李震几天前在卫生所小杨那儿开的“速可眠”是同一种，一瓶共有100片，但现在仅剩下60多片。

但由于是在李震口袋和周边上找到的药片，具体情况还是要等化验结果出来以后才能确定。

人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吃三十多片药，李震或许是想吞药自杀？于桑看到比对结果后，忍不住冒出这样的想法。

李震虽然在谢富治的“砸烂公检法”中是主将，还冤枉、伤害了不少人，但在那混乱的十年结束后，他也改正了许多，对党和人民的事亲力亲为，作为在他身边的副手，他很清楚李震绝不是因为得罪了谁而被谋杀。

他愈发坚信，李震应当是自杀，与所谓的阶级斗争关系不大。

10月24日，破案组继续开展案件分析会，昨天忙活一天下来收获颇丰。据李震爱人回忆，21日晚上，李震接了一个电话后，说要去五号楼开个小会，之后再也没有回家。

到了第二天清晨，她向秘书郑爱萍询问情况，郑却一点也不着急，追着问了好几次才出去找人。并且据周恩来的秘书说，21日晚上他也给李震打了一通电话，两人谈笑风生，他丝毫没察觉出什么异样。

这时，关于物证的化验结果还没出，只有几位与李震身亡前夕有过联系的证词。

据此，施义之、张其瑞、刘湘屏等人一致认为李震是他杀，应该是有人先用一通电话将其骗出来杀害，再丢到地下管道伪造成自杀现场。

但于桑和刘复之认为，现在断言有些早了，还是等化验报告出来了再说。

不过，在主张“他杀”的几人眼里，已经将于刘二人划到了主张“自杀”一派里，再加上他们认为之前两人坚持“算旧账”，许多人对于刘两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时间来到10月25日，这是进行调查的第三天，化验结果出来了。

法医尸检时，在李震的胃里取出大概30多片速可眠，这与遗落在地上和药瓶里的速可眠一致。据卫生所小杨说，李震来找他开药时，讲到自己经常睡不好或睡不着，所以才给他开了这种药。

另外，昨天于桑等人在进入李震办公室时，发现窗户边上的尼龙绳被剪断，化验、比对刀片上粘连的纤维，完全一致。可以确认，是李震就地取材制作的。

而且在办公桌、剪刀上都只有李真一个人的指纹，地下通道里也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刘湘屏之前所说的，于桑破坏了案发现场，也实属无稽之谈。

种种证据表明李震就是自杀，于桑在这样的情况写下了初步结论报告，李震是自杀，而非他杀。

一向敢于讲真话的他说的确实没错，但没有挑好时机。

10月26日晚，于桑和刘复之在进入人民大会堂前厅时，直接被抓，杨德中向他们宣布“保护审查”。

周恩来撤销了于桑破案组组长一职，并任施义之为临时组长随后两人被扭送至交通干校，任何人都不得再提他们的名字。

所谓的“他杀”和“自杀”之争，实际上还是“算旧账”与反“算旧账”之争。于桑、刘复之的本意是实事求是，指出错误并提出建议，但在“四人帮”眼里，他们就是妨碍自己的夺得中央主持权的绊脚石，就是要清算过去十年的事。

而周恩来又压力很大，因各种事项有些分身乏术，在加上始终没有从阶级斗争里面转过弯来，李震的死，他认为是该想深点，绝不止自杀那么简单。

于刘二人隔离审查后，施义之担任组长，在他领导小组期间，他进行了多次且规模巨大的审查，涉及、牵连干部多达110名，这还是不包括其亲属的数据。

至此，调查陷入了停摆，无人敢大胆谈论案件调查的真相，一直到华国锋出面主持调查，李震一案才彻底真相大白。

真相大白

当初周恩来选择让华国锋来主持调查考虑到了两点：一个是华国锋和公安部没有直接关系，不会被这里面的弯弯绕绕牵制；二个是他做事认真踏实，有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十分关注他。

在李震之死这起案件上来说，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破案的关键之一，现在华国锋出手正是时候。

另一方面，四人帮这边，想要将自己人推上公安部的核心小组长之位，其野心昭然若揭。

公安部掌管着专政大权，是国家的核心部门之一，倘若他们取得了控制权，必然会牵制住周恩来。

为避免这种情况，周恩来直接将党性很高，与公安部无关联的杨贵调来做组长。

很快华国锋与杨贵力排众议，将前面四人帮及其爪牙列举的他杀证据，一一否决。

为了证明自杀的可能，光是对李震血液里的药物与速可眠的比对化验，就做了无数次。

同时，在会议上，华国锋明确将“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摆在台面上，让大家畅所欲言，他对大家讲到：“没有调查过程就认定李震是自杀，这是错误的；同样的，不去做调查或是伪造证据说他杀，也是错误的。”

渐渐地，大家敢于在会议桌上谈论“自杀”，后来经过努力杨贵将公安部内的大部分清查、审查结束，并表示由核心小组承担前期审查的责任。

而于桑、刘复之，于1974年和1975年，陆续释放，于桑恢复原职，周恩来也向他们道歉，当初是自己弄错了，害他们吃了这么多苦。

一直到1977年，四人帮粉碎后，全国公安会议上才正式宣布，李震是畏罪自杀，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存在他杀之说。

李震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和刘复之猜想的几乎一致，在担任公安部部长一职前，他是谢富治的得力干将，为了“砸烂公检法”他冤枉了很多人。事后，他没有受到太多实质性的惩罚，但他的内心是十分愧疚的。

时间一长，他的精神开始恍惚，又很容易想得太多。比如监视叶帅行程一事，本来做得不对，批评下属，改正错误就解决的事。人家叶帅都不在意了，他还一直放在心上，絮絮叨叨。

在愧疚感的驱使下，李震决定躲在地下管道自杀，而四人帮则利用这桩案，利用对李震有感情的下属，以获得政治权力，因此才酿成了这样一桩牵连数以百计的干部、亲属的大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华国锋吸取了专案组的教训，明令禁止以后不准再成立专案组了，这种脱离群众和实际的监督，对干部进行审查的方式，严重损害了党的风气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