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权力的钥匙：世界税收史》

作者：（英）多米尼克·弗里斯比

译者：刘生孝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月

《权力的钥匙：世界税收史》一书的作者多米尼克·弗里斯比，是英国知名经济理论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脱口秀喜剧演员、配音演员。

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在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引发轰动，出版社的推介语中甚至包括了一句“（这本书）适合喜欢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读者”，其实是带有挑衅意味的。

《21世纪资本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诺奖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作品，核心观点就是要扭转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带来的恶劣影响，让那些逃出欧洲主流国家和美国，拒绝承担企业经营带来的负的外部性的代价，拒绝缴纳应缴税款的资本和企业承担公平税收。而《权力的钥匙：世界税收史》一书的观点完全是相反的。书作者虽然无法完全否认税收的必要性，但观点内核就是一个相当简单化的税收是必要之“恶”，而且低税收总要比高税收好。

斯蒂格利茨

有人可能会说，税收更低，纳税人负担更轻，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如果不是富裕阶层，平民一方面想要享受必要的公共服务，包括治安维护，国防防卫，教育、医疗、公共交通，还有低廉的水电气，另一方面又不同意用税收来供给这些服务，那就是无法实现的。这世界哪有“既要……又要”行得通的逻辑呢？

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已经诠释过低税收的危害。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与民休息，大幅度减轻田租，从秦代的十税一降到十五税一，文景之治时更是降至三十税一。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仁政。去年出版的《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就指出，减税导致的田税不足，就使得国用紧张，帝国供给安全防护、水利设施、灾害赈济等公共品的能力下降。

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国已经从被动防御战略转向主动出击，田税不足的情况下，就征收算赋、口赋（人头税），到了王莽篡汉，中低层居民实际担负的税率达到了50%。为了逃避税收，农民宁可成为豪强地主的私藏人口，田地也并给了豪强地主。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由此加剧，瞒报的田地、人口数量也不断增长。所以，到了西汉末年以及东汉的中后期，豪强不仅主导着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田地、矿产、城市商业和手工业），而且还发展为武装集团，还不断篡夺公共权力。

《权力的钥匙：世界税收史》用英国、法国中世纪和近代一些年头滥征税收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例，来试图说明税收的危害、不必要性。但问题是，书中在夸耀《大宪章》的章节中，似乎又忘记了其他那些章节的案例表述，非要将《大宪章》说成是一个自13世纪以后稳固不移的成文法。这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英国历史学家丹·琼斯在其所著的《权力之笼：1215年

诞生始末与800年传世神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2月版）还原了《大宪章》的出台背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英格兰国王与贵族之间是主仆关系，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期豪强地主与部曲之间的关系。1215年秋天，《大宪章》缔结后不久，罗马教廷就宣示指出，贵族们武力威胁下签署的协议根本不合法。这要比《大宪章》文本更符合现代法律精神，胁迫情况下签署的欠条，以及赌博欠下的赌债，都是不被法律保护的。

《权力之笼：1215年

诞生始末与800年传世神话》书中指出，罗马教廷说的很清楚，英国的贵族们是国王的封臣，居然以强占国王的领土、人民甚至都城，还要威胁囚禁国王来要求国王与之分权，这是不讲道理、背信弃义、寻衅好斗、毫无廉耻的做法，所以将发起《大宪章》的英国贵族的教籍开除。到了14-16世纪，随着英国王室权威的强化，《大宪章》就慢慢被人淡忘，直到17世纪，国王查理一世以专断而不受限制的方式实施专制统治，凌驾于英格兰法律及习惯以上，所以贵族们才从故纸堆里找出了《大宪章》，希望让国王守规矩。

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有钱人因自己的海盗、陆地殖民行为被英国政府制止，进攻印第安部落扩张领地的行为也被限制。所以，为了掀起一场“合法”的叛乱，所以抹黑英国方面实施暴政，祭出了《大宪章》作为依据。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权力的钥匙：世界税收史》书中将美国将《大宪章》条文写入其宪法及修正案，夸耀“未经正当法律秩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得到了模范执行。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得到印第安居民、一战后期的德裔美国居民、二战时期的日裔美国居民，还有南北战争期间被解放而赋予了合法公民身份的黑人居民，恐怕不会那么愉快地接受多米尼克·弗里斯比的观点吧？

（二战期间，被美国政府关入集中营的日裔美国人）

多米尼克·弗里斯比在书中对中国香港的经济腾飞过程描述，更是到了一种离谱的神化程度。二战后，出任港英当局财务副司长、司长的郭伯伟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征收很低的税收，不进行资本管制，甚至不进行经济统计。这确实使得香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成长为国际金融、贸易以及一度的制造业枢纽都市。但是，多米尼克·弗里斯比的叙述缺省了许多关键因素，因为郭伯伟的那一套政策，在世界其他很多城市都有过推行，成效并不如香港。香港的腾飞，一来新中国建立后，实现了久违的稳定，而香港的特殊政治地位使之得到中方的积极支持，即便在20世纪50-70年代，也有相当数量的贸易和金融交换通过香港办理；二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速扶持日本以及一干东南亚的小伙伴，在不同维度上惠及香港；三来，香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汇聚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各路精英人才，这其实也是香港电影、音乐工业20世纪80-90年代一度跻身世界一流、亚洲领先的关键。

更有意思的是，多米尼克·弗里斯比居然还说，港英当局的“多数公务员们将为香港民众争取最大利益视为己任”——香港经济增速最快的20世纪50-60年代，恰恰就是最为腐败的阶段，包括但不限于港英警察。所以，民怨激愤之下，港英当局才抛出了廉政公署的设计。至于《权力的钥匙：世界税收史》书中将韩国和日本说成是类似于中国香港的模式，完全就是更彻底的罔顾事实了，一直到本世纪，美国和欧盟也没有放弃过对韩国和日本过度保护本国产业的职责，韩国和日本并不存在所谓的积极不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