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9日，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

原本冷冷清清的小村庄在这一天变得无比热闹起来，为什么会变得热闹呢？因为“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的开馆仪式，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

当地群众、政府代表、记者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曾受过王换于养育之恩的革命功勋后代齐聚于此，参加并见证了“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馆名的揭牌，及开馆。

当年曾被王换于创办的战地托儿所收养的开国中将胡奇才之子胡鲁克长跪在王换于铜像前，眼泪止不住地流下，夺眶而出，满脸悲痛地喊道：

“这是我娘啊！当年如果没有她的养育，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一声“娘”道尽了胡鲁克对王换于的感恩与思念，也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他们心中都明白王换于在革命年代付出了多少努力，对新中国的贡献又到底有多大。

最是难忘慈母之恩啊！胡鲁克的一声“娘”说出了在场所有革命功勋后代的心声，王换于是胡鲁克的娘，也是他们的娘，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恩人。

偌大的展室，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率全军拥军支前等一幅幅王换于生前事迹展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看着王换于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为我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人们纷纷露出敬佩之色，无不赞叹她的英勇与无私。

在人们的唏嘘感叹中，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战火连天的艰苦抗战岁月中，沂蒙母亲王换于那惊天动地的一幕幕好似就在眼前……

1888年，王换于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的一户贫穷人家。

父母都是农民，以给地主家种地为生，身处清末年间这样的乱世，官府的苛捐杂税、地主豪强的巧取豪夺，让王换于一家本就捉襟见肘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艰苦。

当时，别说是吃糠喝稀，有时候甚至都穷得揭不开锅，连可以吃的东西都没有。

为了改善家中艰苦的环境，王换于早早便以柔弱的身躯承担起家中大部分的生活的负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然而，在那个吃人的乱世，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是不会让穷苦百姓有好日子过的，任凭穷苦百姓有多勤劳，他们穷苦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王换于19岁那年，为了家中的人都能够活下去，王父被迫只能以两斗谷子为“彩礼”，将王换于嫁到了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一个姓于的大户人家。

于姓这户人家是远近闻名的富户，他家有30亩良田、两片藕塘、一座山场，家境颇优，家产颇丰。嫁到这户人家，对于早早就被迫离开父母、兄弟姐妹的王换于来说，这既是不幸，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幸运的是她有了一个能让她活下去的家。

旧社会的妇女多数都是没有地位的，最明显的就是当时的妇女是没有名字的，王换于嫁到于家后，因为没有自己的名字，就被当地人按本地习俗叫作“于王氏”。

“王换于”这个名字还是八路军一个干部给她取的。

抗战爆发后，沂蒙山区各地在我党的组织和引导下，掀起了抗日热潮。

在我党的影响下，从小就渴望自由，渴望有人能带领自己摆脱穷苦命运的王换于毅然决然地选择加入革命的队伍中，为自己、为劳苦大众能够翻身做主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王换于性格直率、办事干练，且革命意志也很坚定，所以在1938年11月的一天，党组织批准王换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登记，将她的名字写入党员名册，但是当时王换于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小时候没有，嫁人后也只以“于王氏”称呼，没有名字自然就无法登记，毕竟总不能成为一个无名的党员吧！总归是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的。

这时，负责登记的八路军一位干部想了想，思考片刻后，便说道：

“你是你丈夫家用两斗谷子娶回来的，要不就叫王换于吧！”

就这样，入党后的王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也找到了心中的信仰。

入党后，有了坚定的信仰，也有了新的希望的王换于表现得更为积极，什么事情都抢着干，上级交代的工作尽全力去做，群众有什么困难她也会主动帮助。

如此，不久，王换于就被推选为村妇救会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

而在她的影响下，她的长子于学翠、次子于学荣和大儿媳张淑贞也都在不久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家四位共产党员，这是何等的荣耀，也从侧面证明王换于一家坚定的革命意志，及对我党的坚定拥护，因为一家半数都是共产党员，王换于家成为当地著名的抗日“堡垒户”。

1939年6月，日寇对山东地区进行“大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率领机关人员转战来到东辛庄村，将司令部驻扎于此。

为什么会选在东辛庄村呢？因为这里三面环水，只有一面出路，位置十分隐蔽，加之这种地形在外人看来属于“兵家绝地”，根本就不适合部队进驻，当时连日寇都不敢随便进这个村子，生怕被八路军包围全歼，因此在附近“扫荡”的日寇绝对想不到我军司令部会驻扎于此。

我军之所以敢驻扎在这里，那是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土地，我党在这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群众都支持我党。有了当地群众的支持，我党自然不惧日寇，更不惧会被日寇包围歼灭，只要日寇敢来，我军就能利用地形优势，加之当地群众的协助，轻而易举地将来犯之敌全歼。

来到东辛庄村后，司令部就安在村里的抗日“堡垒户”家中，也就是王换于的家中，徐向前、朱瑞就在这里指挥部队反扫荡作战。

随着徐向前一起来的，除了有机关人员，还有27个抗战将士的儿女们。当时八路军将士们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保家卫国这件事上，根本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

当时，这些孩子都由徐向前的夫人黄杰等女战士负责照料，他们最大也才七八岁，最小的更是出生才3天，其中就包括罗荣桓的女儿罗琳和徐向前的女儿小何等孩子。

那时候，为了与日寇周旋作战，部队长期处于转战奔波的状态，加之生存条件也十分恶劣，战士们常常缺衣少粮，别说是吃糠喝稀，有时候一天都没有饭吃，因此孩子的母亲们根本就没有奶水喂养孩子，如此这些孩子们大都体质很差，多数都发育不良。

看着一个个瘦弱不堪的孩子，王换于很是心痛。

她明白这些孩子本来可以无忧无虑地待在父母的身边，日日享受着父爱、母爱带来的温馨生活，可是现在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小小年纪不但失去父母的陪伴，更是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毛主席曾说过：“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们真的放弃了很多，其中就包括与孩子相聚的时间。

1939年9月底的一天，趁着徐向前空闲的时候，王换于就向徐向前提议：

“这些孩子整天跟着你们也不是办法，大人们都在整天忙着打鬼子，哪有时间照顾他们？我看倒不如将孩子们分散到各个可靠的群众家中代为抚养。

这样，孩子们不但能得到非常好的照料，首长们也能专心打鬼子！再说，鬼子如果来“扫荡”，孩子们也便于在各家各户隐蔽，不会被鬼子发现，首长们也能安心组织部队转移。”

徐向前一听，大为赞同，他也担心孩子们再这样下去会出现问题，只是暂时想不到办法。

这时，王换于提出这么一个可行的方案，徐向前自然很是开心，只是将其交由群众抚养，他担心麻烦群众，毕竟群众的生活也很艰难，再抚养一个孩子恐怕日子会过得更艰难。

于是他就对王换于说道：

“这样做固然好，只是我担心这样做会给群众增加负担。再说，一下子安置这么多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让谁去做这项工作呢？”

听到徐向前担心这样做会给群众造成负担，也担心没人能胜任这个工作，王换于赶紧说道：

“首长您就放心吧！这个地方三村五里我都很熟悉，谁家适合养小孩子我最清楚，所以不会给群众造成负担的。首长如果信得过我，就让我去做这件事吧！”

“我们都住在你家里，还能信不过你吗？只是,,,,,,”

徐向前自然是信得过王换于的，但是他还是担心这样做会给当地群众造成负担，可是想着孩子们的身体越来越差，再得不到悉心的照顾，可能真的会出现大问题。

加上，孩子们都还小也真的不适合再跟战士们转战奔波，同时王换于也说了会妥善安排此事，不会给群众造成多余的负担。

思虑片刻后，徐向前还是同意了王换于的提议，动容地说道：

“又要给你和群众添麻烦了！真的麻烦你们了。”

“麻烦什么？照料好孩子也是为了抗战！”王换于边拍胸脯边坚定地回道。

就这样，东辛庄抗日战时托儿所于1939年10月成立了，王换于担任负责人。

从这一刻开始，王换于在做好抗日工作的同时，又挑起了抚养和照顾抗战将士子女的重担。

为了安置好27个孩子，据王换于的大儿媳张淑贞回忆说：

“那时候，大人们都吃不饱，也没有多少奶水喂孩子，许多婴儿体质都很差。婆婆就挨村挨户地打听，谁家的孩子夭亡了，就动员女的不要把奶退回去，把需要哺乳的孩子送给她抚养。”

对于那些还需要哺乳的孩子，王换于挨家挨户打听，谁家的孩子不幸早夭了，她就动员这家母亲不要把奶水退回去，然后这家母亲同意后，她就把需要哺乳的孩子交给其抚养。

剩下的不需要哺乳的孩子，王换于就把他们送到可靠且家中还算富裕的群众家抚养。

作为村中的抗日“堡垒户”，王换于一家抚养了7个孩子，其中包括罗荣桓的女儿罗琳、徐向前的女儿小何、胡奇才的儿子胡鲁克和胡鲁生、赵志刚的儿子赵国桥、艾楚南的女儿艾鲁琳。

如此，5天不到，王换于就将27个孩子全部送到了合适的家庭暂时抚养。

王换于一家虽是当地的大户，但是因为年景不好，一家的生活也是越发艰难起来。

此时，王换于的大儿媳张淑贞和二儿媳陈洪良本来都各自有孩子，突然又来了7个孩子，吃饭一时间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很快，王换于家中的存粮就见了底，最后连来年要用来播种的种子粮都吃光了。

然而，就算是这样，王换于也没有想过要将7个孩子送到其他群众家里抚养，粮食吃光了就四处去借，粮食少了大人不吃就给孩子们吃。

对于战时托儿所里的每一个孩子，王换于可以说是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来呵护，哪怕是自己至亲孙子的身体健康。

有一次，王换于到西辛庄看望被寄养的烈士后代，发现因为这家母亲缺少母乳，孩子因此缺少营养，瘦得不像样。此时，王换于的二个儿媳刚好在哺乳期，于是她便将这个孩子接回自己家中抚养。

可是，当时王换于的二个儿媳虽然有奶水，奶水却并不充足，自家的孩子都不够吃，更别说给其他孩子吃了。

这时，王换于为了革命后代的健康着想，她就跟自己的二儿媳陈洪良说：

“孩子是烈士的后代，让咱的孩子在家吃粗吧！把奶水都给他喝吧！咱的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可是咱可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

为了革命后代，王换于一家夭折了4个孩子，据王换于孙女于爱梅回忆说：

“大哥当时已经7岁了，他有一天淋了雨，受了凉，开始发烧，由于大人们都在忙着照顾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也顾不上管他，结果转成肺炎不幸夭折了。叔叔家也夭折了3个孩子，都是才1岁多、几个月大的小孩......”

当时二儿媳陈洪良为了照顾烈士的孩子，将本就不多的母乳都喂给了烈士孩子，后来她自己的二个孩子都不幸早夭，但是交由她抚养的几个革命后代都茁壮成长，没有受到一丝伤害。

王换于一家为了照顾革命后代，连失数位亲骨肉，王换于和儿子、儿媳们无不悲痛万分、肝肠寸断。就算是这样，他们也依旧坚持养育着革命后代，从未想过放弃，更是无怨无悔。

战争的环境是残酷的，但王换于毫不畏惧。

当时抚养革命后代，除了要照顾到孩子的身体，更是需要时时刻刻保护他们的安全，避免被日寇发现。为了保护孩子安全，王换于不惧任何危险，哪怕是豁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一次，日军要对东辛庄附近的大梨峪进行“大扫荡”，王换于听到这件事后非常着急，因为有一个革命后代就寄养在那里的一户人家中。

为了确保这个孩子的安全，王换于没有多做思考，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当即抄近路向大梨峪方向跑去，通知这户人家赶紧带着孩子转移到亲戚的家中。

那时，日寇也常常到辛庄村附近进行“扫荡”，由于王换于家抚养的革命后代很多，目标大，所以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王换于就带着两个儿子秘密在南山和北岭挖了两个大山洞。

遇到日寇来“扫荡”，王换于一家就会赶紧带着孩子们跑到山洞躲藏。

据于爱梅回忆说：“1941-1943年鬼子“大扫荡”时，俺奶奶、妈妈和二婶就经常抱着这些孩子躲进山洞。”只要敌人一来“扫荡”，王换于就和2个儿媳一起将孩子们都转移到山洞中去。

每次进洞躲藏，王换于都会站在外面站岗，2个儿媳则在里面哄孩子。

这是何等地伟大！王换于一家用自家的巨大牺牲，换来革命后代的安然无恙。

从1939年秋到1948年底的9年多时间里，战时托儿所的86名革命后代都健康茁壮成长着，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

为了革命后代能够茁壮成才，她们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王换于一家都是革命的功臣，值得所有中国人永世铭记。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遍布在祖国各地的王换于“儿女”们及被抚养的革命后代的父母，他们时刻都未曾忘记过王换于的养育之恩。

王换于在世时，有的来信，直接称呼抚养老人家为“父母大人”；有的经常给她寄各种东西；还有一些人常到山里来探望她，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原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于政辉、原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王寅......他们都曾来过。

革命年代，沂蒙山区人民和革命后代结下的深厚友谊，将世世代代永远流传下去。

1989年，王换于老人因病逝世，享年101岁。

2003年，“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在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也就是王换于老人老宅的边上建成，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亲笔题写了馆名，著名作家李存葆专门写了《百年老屋赋》。

纪念馆建成后，遍布在祖国各地的王换于老人的“儿女”们，不论在何处，不论有多忙，不论年龄几何，纷纷前来东辛庄怀念曾经养育自己的王换于母亲。

当他们来到王换于的雕像面前时，每个人都是长跪不起，一行行的热泪洒在当年曾经养育过他们的故土上，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王换于老人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国家没有忘记王换于老人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人民也没有忘记王换于老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那些曾在战时托儿所待过的革命后代更没有忘记王换于老人的养育之恩。

王换于老人虽然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品格和精神永存，她的功绩永存，她的音容也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被永世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