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询问夫人死因,牵扯出谢富治的一段往事

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元帅孤身穿越戈壁,辗转千里回到延安。然而他却很快得知,自己的夫人程训宣已经遇害,同样被害的还有王树声大将的妹妹。

他找到周纯全问:“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

周纯全回答:“没有什么罪过,抓他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徐向前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程训宣是如何被害的呢?据《红四方面军资料实录》记载:

谢富治在鄂豫皖工作期间,曾配合黄超等人收集诬陷徐向前、傅钟、王树声等人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了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这里所说的“程训宣事件”指的就是1931年,徐向前元帅(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夫人程训宣同志被四方面保卫局非法逮捕,并于1932年被杀害的事。

当时的徐向前虽然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却处处受到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怀疑和挟制。1931年,程训宣被逮捕时,徐向前还在前线作战,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毫无办法,但他当时还相信张国焘不至于凶狠至此,会将程训宣处死。

30年代初期,张国焘在主持鄂豫皖根据地期间,曾推行过不少激进的政策,很多同志如许继慎、周维炯、曹学楷等就在此期间被害。而谢富治在其中出力不少,有资料显示,当年张国焘曾多次在四方面军政治部的会议上夸赞谢富治,称他为“革命的尖锐的锥子”

谢富治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小时候他家境贫寒,只陆陆续续读过几年私塾。不过他头脑活泛,善于交朋友,很快身边就聚集了一批同龄青年。

谢富治17岁的时候,也就是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湖北各地的农民运动随之而起。谢富治便和朋友们参加了农民运动。

但紧接而来的就是1927年的4·12,,农民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这时的谢富治选择回到老家躲避风头,而同样投身农民运动的李先念却毅然加入了共青团,走上了与蒋介石坚决斗争的道路。

在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中,李先念已经成为这次起义的农民武装领导人,而谢富治虽然参加了起义,但在起义中他并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入党。

1930年,谢富治所在的农民武装被编入红军,因为其“根正苗红”,进步很快,两年后他就升至团政治处主任,后来又历任师、军政治部主任,并被调入四方面军总部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有学者指出,谢富治这次担任组织部部长是由张国焘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的前任是张国焘的心腹亲信黄超,后一任则是张国焘派去监视川陕省委书记傅钟的监军。

张国焘

由此可以判断,谢富治在那时就和张国焘走得很近了。也正是因为两人的这种关系,对于程训宣的死,谢富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全国解放后,程训宣的母亲汪秀芝从黄安老家来到北京,住在大儿子程启光家中,徐向前得知后立刻登门拜见。汪秀芝并不知道女儿已经牺牲,还疑惑地问:“向前,训宣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不忍老人伤心,徐向前只好说:“训宣到陕西学习去了,一时半会还回不来。”

此后“程训宣”的工作一直调动,从陕西调到青海,再调到新疆,最后她去了苏联“长期工作”,但每年“程训宣”都会给母亲写信问候。

1972年,汪秀芝病逝,临终前她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向前,你是个好人,训宣跟着你,我死也放心……”她到死都不知道女儿在40年前就已经牺牲了……

谢富治能位列开国上将,离不开“二陈”

当然,谢富治在四方面军时期也并不是毫无贡献,他参加过四方面军很多重要的战役,而且战绩都很不错,一度是四方面军赫赫有名的一员干将。关于谢富治立过战功这一点并不能否认。

四方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因为其历史上的一系列错误遭到批判,谢富治在这个时候迅速掉头,开始批判和揭露张国焘的错误,在后来《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有一句话:“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指的就是这段往事。

回首谢富治的军事生涯,其中不乏高光时刻,除了在四方面军的那段日子,有人用“和两个姓陈的合作过”来总结他在37年以后的经历。所谓的“二陈”就是陈赓大将和陈锡联上将。

抗战爆发后,陈赓被任命为385旅旅长,谢富治则是该旅政委。385旅在抗日战争中战功赫赫,曾是华北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经过后来的发展,385旅的战斗力已经远远超过旅一级的实力,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谢兵团”的前身。

“陈谢兵团”成立于1947年7月,当时中央命令以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前太岳纵队)为基础,组建一支较大的部队,该部下辖第四、九纵队,以及由西北军起义过来的38军,共计8万余人,是当时我军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陈赓和谢富治正是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

1947年7月,中央命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的心腹地带。陈粟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则挺进陇海路,在左翼予以策应;陈谢兵团则突破黄河,兵出豫西,在右翼予以策应。

此时的陈谢兵团已经可以和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并称为经略中原的三支主力部队,单独承担一个大战略方向的作战任务,可见其实力之强。

曾在陈谢兵团麾下战斗的秦基伟将军后来曾回忆说:陈赓和谢富治在作战指挥上很有一套……如果说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给了蒋介石当胸一拳,那么陈谢兵团过黄河、进豫西就像是朝蒋介石的肋骨上又踹了一脚。

秦基伟将军

淮海战役结束后,谢富治调任二野三兵团政委,和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由此,他也结束了自己和陈赓长达7年的合作。

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动作迅猛,曾获得中央表扬。之后,他又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的主要省份。

曾长期来陈谢兵团作战的陈康将军曾评价说:陈赓大将虽然爱开玩笑,但很有分寸。他打仗精明灵活,从来不吃亏。谢富治比陈赓深沉,爱摆架子,为人不错,水平一般。

杨成武等人被提名为公安部长,毛主席:谢富治怎样?

率部进入云南后,第三兵团就地驻扎在云南,谢富治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此后他在云南工作数年,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他在任期间,基本上根绝了云南地区长期存在的种毒、贩毒现象,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据曾在昆明军区工作的老干部马天佑回忆,那时候的谢富治为官还是清廉的。有一次,他到边境某地蹲点,一路轻车简行,粗茶淡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返回的时候,谢富治发现自己车子的后备箱里装了一些鸡肉,便询问秘书是怎么回事,秘书回答:是乡亲们见他喜欢当地的山货,特地给他送的。谢富治面有愠色,责令秘书将礼品送回,回到昆明后,他又将该秘书从自己身边调离。

这段时间的谢富治工作作风是非常踏实的,而且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也正是这些成绩,让他获得了中央的认可。1956年谢富治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1959年,罗瑞卿大将卸任公安部部长后,中央提名杨成武、杨勇、张际春等人为公安部长候选人。这份提名名单上交给毛主席后,毛主席说:“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出人,要搞五湖四海……谢富治不是四方面军的吗?”

出于“五湖四海”的考虑,毛主席在候选人名单的报告后写了这样一句话:“谢富治如何?请大家议后告我。”

经过大家的考察和讨论,谢富治在这一年开始担任新中国的第二任公安部部长。

此后谢富治的官职一路高升,历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等职务,但他的表现却随着他的升迁越变越差。康生却表扬他说:“在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谢富治。”

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在小组讨论中,抢先批其老首长邓小平,这令很多人感到遗憾。

有一次,老战友傅崇碧私下问谢富治:“小平同志是你的老领导,是上过《毛选》的人啊,你说的那些事,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谢富治略带不屑地回答:“你没听过的事多着呢!”

傅崇碧将军

还有一次,谢富治在和傅崇碧谈话时说:“对江青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看着眼前的这位昔日战友,知道他已经变了。

1966年8月7日,在一次公安部全体干部大会上,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长,竟然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说法,此话一出,听者无不骇然。

在此后的时间里,谢富治渐渐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干出了很多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70年代初,谢富治确诊胃癌,虽然经过医务人员全力救治,但最后癌细胞还是扩散转移了。

病中的他难以心安,每次见到从前的老同事,他都非常激动。有一次,他的老部下陈康将军去看他,临别前,谢富治握着陈康的手,反复念叨说:“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回顾自己建国后的经历,谢富治似乎只能以自己在云南主政期间的那段日子为傲了。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因病逝世于北京。

陈云提议重新评价谢富治,历史终于得到澄清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四人帮”已经覆灭,全国百废待兴,在开幕讲话中,华国锋表明了中央各同志的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在分组讨论中,陈云同志热情地表达了对这一决策的支持,但他同时也指出,目前我们还有一些遗留的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对一些历史重要领导的功过是非还没有确定。这些问题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大事,如果先解决这个问题,不利于大家安定团结,卸下包袱投身经济建设。

在11月12日的发言中,陈云发表了自己的六条意见,其中第六条就涉及到了对康生、谢富治的重新评价问题。

陈云的发言立刻就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同组的聂荣臻、康克清等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宣布: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可以揭发,材料可以送到中央组织部。

1980年,根据中纪委的审查报告,谢富治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出。

1981年1月25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定,谢富治为“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由于已经死亡,其刑事责任不予追究。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谢富治虽然未能被送到被告席上,但他还是终究难逃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