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8日上午8点。

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门前，已经挤满了围观群众。

门口摆着一排台桌，陈然（《红岩》中成岗的原型）等十人被一字形排站在桌前，桌上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

一场欲盖弥彰而滑稽可笑的“公审”正在进行。

反动法官张界一个个点名，然后宣布各自“罪状”：

“陈然……《挺进报》负责人……”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听到这些，陈然、成善谋这两位老战友惊喜地四目相对，突然，他们甩开特务的看押，戴着铁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约而同地说出：

“紧紧地握你的手！”

“致以革命的敬礼！”

在临刑前的那一刻，一对心动相印的报友炽热的双手才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位战友的“表白”使国民党的法庭顿时秩序大乱，审判实在无法进行下去，特务只好草草收场，将他们押往刑场。

陈然，1923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距离北京很近的香河县，那里地处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父亲陈凤书是海关的文员。当时的中国海关受英帝国主义控制，陈凤书在那里备受洋人歧视，常在家痛骂洋鬼子。

陈然在幼年时就受到了家庭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萌发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2岁时，因父亲调动，他随家人移居北京，后又迁往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又随家人流亡到安徽芜湖和湖北宜昌等地。

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感受到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和下层群众的生活艰难，幼小的心灵早早地就埋下阶级之仇和民族之恨。

抗战爆发后，受大姐进步思想的影响，陈然有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的志向。

1938年夏，外表文静而内心刚烈的陈然，仅仅15岁就和二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宜昌抗战剧团”。

据记载，剧团演出剧目有《保卫卢沟桥》、《故乡》等60余种，他们行程3000余里，公演72场、送演802场，观众达11万人次，参演成员先后达210多人，在峡江两岸和荆当山脉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少年陈然茁壮成长。

次年3月入党，同年7月又与5个抗战剧团的同志参加战地工作队，前往炮火连天的沙洋前线抢救孤儿难童。

他们往返步行几百里，收容了100多名难童，回到宜昌时，晒成了“非洲黑人”，每人起码瘦了5斤。

1940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推行反共政策，在湖北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人、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

为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党组织指示宜昌抗战剧团实行战略转移，陈然接组织通知，准备和剧团一起去延安。

而此时，陈然疟疾复发，只好离开剧团，到巴东的家里养病（陈父随海关迁到了这里）。

1941年底，陈然又随全家迁到重庆，找到了原剧团的部分同志。

他的党组织关系被介绍到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由徐冰同志直接领导并联系。

1942年，由于宜昌抗战剧团的向长忠的叛变，组织上决定陈然马上离开重庆到江津避难，直到同年秋回到了重庆家里，但由此也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陈然没有消沉，仍积极从事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等革命工作。

1945年，党通过《群众周刊》号召在蒋管区广泛开展“民主青年”活动，陈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用读书会的形式，把周围的青年朋友组织起来，共同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献》和《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入门》等文章和书籍。

这个读书会逐步成长为一支民主青年有组织的力量，他们还建立了简易印刷所，经常印制进步宣传品散发。

抗战胜利后，为了揭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陈然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呼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

1946年1月18日晚，李公朴主持会议，中共代表王若飞在沧白堂作报告，国民党特务破坏会场，殴打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陈然组织一批进步青年维持会场秩序，他奋起反抗，头部受了重伤，被送到医院救治，才幸免于难。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中国社会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口，相当多青年的思想状况，也因政治局势的复杂和自身前途的茫然而显得苦闷与彷徨。

1947年1月，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陈然与几个进步青年创办《彷徨》杂志，他负责通联工作，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在《彷徨》杂志第五期，陈然在他发表的《论气节》一文中写道：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什么是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后，他用自己的生命对“气节”二字的深刻内涵作出了最透彻最有力的诠释。

1947年2月，新华日报社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报馆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这一突发事件更是切断了《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使陈然他们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重庆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重庆人民一度听不到党的声音。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陈然和《彷徨》杂志的蒋一苇、刘镕铸等同志于1947年4月底的一天，突然收到了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一个个人民革命胜利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

他们认为应该把那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

由于《彷徨》杂志是公开出版物，不方便刊登，他们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

油印的无名小报刚出几期，便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工委的注意。

1947年7月，工委正式接管这张小报，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工委的机关报，由市工委委员彭咏梧负责领导（彭咏梧即江竹筠的丈夫）。

这样，陈然也恢复了组织关系，先后担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书记，负责最机密的报纸油印工作。

当时重庆市工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一般不发表什么文章。而由工委领导的另一系统的同志也筹办了一个16开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发表文章。

两份中共地下党报刊，成为在黑暗中刺向敌人心脏的两把利剑。为了保证《挺进报》的信息源和日常供稿，重庆地下党组织决定成立电台特支，专门收录新华社的广播，抄收后再传给《挺进报》。

而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成善谋身上。

成善谋，1917年出生于四川合江，1935年毕业于四川无线电训练班。

1939年冬，成善谋在家乡合江积极参加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底，经组织安排转移到重庆，报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举办的贵州航空机械学校，在爱人杨必理的帮助下办起了电器修理行和建中机电厂。

在重庆市工委的主持下，成善谋和另外几名同志组建了电台特支委员会，并担任宣传委员。

精通无线电的成善谋，以电器修理行老板的身份作掩护，想办法搞到了电台，并把电台安装在了二楼会客厅的一部落地收音机内，通过高音喇叭播放流行歌曲作掩护，戴上耳机收发报。

他利用电台每晚为《挺进报》抄收新华社电讯，把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给广大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把解放战争的捷报传往四面八方。

成善谋抄收电讯稿时极其认真，笔迹工整，一字不苟。有时文句中断了，就在句子后面打上省略号，并用括号注明，“刚才外面有人，不便收录，故断”。

陈然并不知道是谁在做这项秘密的工作，原来他就认识在重庆开着一家商铺的“老板”成善谋，只是不知道是“成老板”在当他的《挺进报》“上家”。

由于《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往来。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发现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笔不苟，他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态度深深折服。

他写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礼”向这位同志表示敬意，考虑到工作纪律，没有署名，由组织转交。

几天后，他收到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署名。

长期的繁忙劳碌、睡眠不足，使成善谋患上严重的贫血病和眼疾，经常昏倒。

同志们常常劝他，休息几天再干，他总是用一句老话回答：“死也要死在电台上！”

陈然负责《挺进报》的印刷兼一部分发行。

早在1945年10月，陈然就来到国民党中粮公司在重庆南岸野猫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厂当代理厂长，厂里只有七八个工人，就他一个人负责管理。

为了更好地保密，他主动提出自己住在办公室，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这里，市工委同意了他的意见。

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几乎都是陈然一个人在夜间完成的，白天还要照常去工厂上班。

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周密地进行安排，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没有油印机，只能用一块竹片在蜡纸上刻。一张蜡纸只能印30－50份。陈然迎难而进，刻苦钻研印刷技术，还学会了刻钢板。后来工委决定刻板、印刷由他一个人负责。

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人力，还可以缩短周转时间，减少暴露的危险。

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同办一张报纸的两位战友却不能谋面，他们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礼”和“紧握你的手”。

两颗充满激情的心互相温暖着、互相激励着。

他们同心协力，使《挺进报》如期出版，在山城回荡着铿锵的革命之声。

《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发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

重庆当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从叛徒口中得知《挺进报》的机关住所。

此时，党内已有人被捕，按照约定，他在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晚7点，工委派人来取，然后撤离。

就在21日傍晚时分，陈然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彭云”（“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那时不过是个2岁左右的小孩）的短信：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仅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这封短信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写给他的。陈然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

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境，但他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5时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

他刚把蜡纸烧掉，门外就传来阵阵脚步声。

陈然推开窗户，把准备好的扫帚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这是给同志们的信号。

就在这时，几个便衣特务破门而入，抓走了陈然。

当敌人搜查的时候，除了查到第23期《挺进报》和油印工具外，一无所获。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挺进报》电台特支也被破坏。

4月17日，成善谋在家中被捕。

徐远举抓到陈然和获取刚印刷好的《挺进报》，以为是逮住了中共重庆市工委的一条“大鱼”，被捕的当晚，“娴静得像个大姑娘”（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供词中用语）的陈然就被连夜审讯。

第二天徐远举还亲自来审讯。

徐远举急于得到《挺进报》的情报，于是不得不搞车轮大战，10天内审讯7次，每次都用酷刑，最长一次连续刑讯5天（因伤势重不得不停下来）。

具体是怎样受刑的，现在已无从查，那些审讯档案只记录口供，对刑讯的具体描写语焉不详。但从许多回忆中，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当时的壮烈情景。

重庆“红岩魂”纪念馆的一组雕塑真实地再现了陈然受酷刑的经过：

第一个是灌辣椒水的形象，他颈部以下被绑在长凳上，头朝后仰着，特务正给他灌辣椒水，嘴角溢出鲜红的汁水；

第二个是电刑，他被绑在特制的椅子上，双手则抬起绑在椅子上面的横木上，手指和头被接上电极；

第三个是烙刑，这时他已经被倒吊起来。双手反剪，胸膛正对着下面熊熊燃烧着的炭火炉。烧红的铁钳仿佛吱吱作响。一个打手正拿着烧红的烙铁向他身上烙去……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坐老虎凳的那一幕，此时他身上已是刑伤累累，双腿被绳索紧缚在老虎凳上，脚下垫着厚砖，沉重的脚镣还未除去，铁索无力地垂下来；手腕被铐在柱子上，胸脯被四五道铁蒺藜紧紧缠绕起来，那细小而尖锐的铁刺深深地嵌进饱满的胸脯上，渗出血水来……

他的头上流淌着汗水和血水，但表情无比刚毅，炯炯有神的双眼怒视前方。

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天，陈然被拖进刑讯室，一顿喝问后，接着给他上了极其残酷的“披麻戴孝”。

特务先把陈然双手吊在梁上，又把双脚的铁鐐固定在地上，让他动弹不得，然后就用皮鞭猛抽。

陈然结实的肌肉顿时血迹斑斑，他咬紧牙关强忍着。

过了一会儿，陈然赤裸的上身已经体无完肤。

打手立刻用纱布把他的伤口缠上，然后把他放下来。

陈然无力地躺在地上，根本不知道这是干什么。

过了半个多小时，陈然身上伤口的鲜血开始凝固。

特务猛然间又把他架起吊上，“嘶！嘶！嘶！”狠狠地扯去陈然身上的纱布。

那纱布连着皮肉和鲜血一起被撕下来，陈然惨叫起来，顿时血流如注，昏迷过去……

特务用冷水泼醒他，只见他为了忍受疼痛，已经咬碎了嘴唇。但他还是不肯吐露机密！

陈然在渣滓洞里受的最后一个刑罚（第十天），是他已经受过的酷刑——老虎凳。

特务们已经黔驴技穷，只好再试试老花样，再加第四块砖时连砖都碎了！

陈然因此腿部严重受伤，很长时间都要在难友的掺扶下才能行走。

陈然只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陈然对自己的地下工作的危险性是有所准备的。

他不止一次地说，要革命就不怕被捕，不怕受刑。

他甚至也对同志们描述了刑讯的情形：“无非是老虎凳，皮鞭，灌辣椒水，除了疼还是疼！” “他甚至偷偷在家试着坐老虎凳”（《红岩魂》，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是怎样的战士啊！他被捕以后的表现，完全体现了一个钢铁战士的高风亮节，中美合作所的所有重刑，差不多都对陈然用过了。

虽然那些酷刑比他估计的要厉害的多，但在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陈然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当与他同一个监室的李文祥表示想要叛变的时候，陈然曾对他说：“如果你叛变，我会扑到电网上，你为了活命可以不要理想和信仰，我为了理想和信仰可以舍弃生命！”

“这家伙，怎么这么硬？”徐远举最后不得不这样无可奈何地自问起来。特务们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按“重犯”论处，将双腿受重伤的陈然押解至白公馆。

据狱中难友事后回忆，陈然后来被转送白公馆，因他性格刚烈，也与看守斗过几次，特务们正好借着“违反纪律”的缘由狠狠地折磨过他几次。

一次是“飞鹅吊”，就是用牢固的麻绳或蜡线（那时还没有尼龙丝）捆住拇指和脚趾，再分别吊起来，全身重量全落在脚趾和拇指上，那细绳深深的勒进肉里，痛苦无比。

这种刑罚，不留伤痕，不用刑具，但痛苦比之其他刑具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一次是“刮排骨”，陈然又被吊起，特务拿着钢丝刷刷他的肌肉，非常痛苦。

受到这种酷刑的折磨后，肺部会极度挫伤，每一次呼吸都会很疼痛。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他以浩然正气，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无耻叛徒的蔑视，昭示着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哪知没过多少时间，监狱《挺进报》竟然在徐远举的鼻子底下诞生了，这让自称是“共产党克星”的徐远举恼怒至极，但仍然无法查出到底是谁干的。

陈然当然是最重要的怀疑对象，可“共匪”的那些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呢？

徐远举和特务们一直没有弄明白。

在白公馆集中营里，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

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诞生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

原来，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难友们取得联系。

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

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把牢房当作战场，立即投入了战斗。

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他端端正正地写上《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东北将领黄显声，当时被优待允许看报）将军取得联系。

黄将军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

从此，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挺进报》上，当同志们遭受到毒刑拷打时，受着疾病和伤痛折磨时，读了狱中《挺进报》，就感到浑身有力量。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红岩》小说，了解到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这其中一大功劳也理当归给陈然。

当时，敌人阵营里并非都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出身贫穷的看守们也时常有牢骚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陈然就抓住这些人的弱点，不断地做正面工作。后来在“11·27”大屠杀中帮助罗广斌等19人逃出白公馆的杨钦典便是陈然等人耐心细致策反过来的特务。

“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共产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

这是解放后杨钦典的交代材料上的一段话。

“陈然！出来！”

现在是10月28日早晨，早饭还没有开始，白公馆里突然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他们在大门外增设了几道警戒，同时又有几个荷枪实弹者跑进了院子内。

特务们在点名传讯，被点名的除了陈然还有王朴等人。

“看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陈然听到外面在点自己名，知道最后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他对同室的难友们说了这句话后，便从容地脱下囚衣，换上他入狱时穿的那套简朴的衣裳，同时又把零碎物品一一留给同室的难友。

“广斌，我那首《假如没有了我……》的诗还差几句没写完，就劳驾阁下帮助写完吧……”

在与罗广斌告别时，陈然将近日写的一首未完成的诗稿塞在难友手里，然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再见了，同志们！新中国已如东方升起的旭日，让我们一起用鲜血去向党和新的国家证明自己的忠诚吧！”

就这样，陈然和王朴等共产党员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出白公馆。这是他在心里想过许多遍而未写出的话，他把诗的内容用激情的语言，一句一句地告诉了同志们：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特务的囚车开动了。

突然，白公馆里响起一阵高亢的咏诗声。

陈然听后欣然回首，他高兴地笑了，因为监狱里的同志们正用他的诗在为他送行……

这首诗后来经脱险出狱的同志重新整理，以《我的“自白”书》为题发表，成为脍炙人口的陈然遗作而广为流传。

8时左右，押着共产党“要犯”的囚车从磁器口“特区”飞快地驶进敌人警备司令部的大门，车上立即跳下一批满脸横肉的特务，跟着便从车上押下陈然等十名“政治犯”。

此时，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门前，已经挤满了围观群众。

原来，国民党当局早已为今天的“公审”做了充分准备，当日的《中央日报》等报纸都刊载了特务机关派送的新闻稿：

“警备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敌人企图以“公审”的画皮，来掩饰大屠杀的真相，其现场滑稽可笑。

警备司令部的门口摆着一排台桌，陈然等十人被一字形排站在桌前，桌上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

“公审”开始，只听反动法官一个个点名，然后宣布各自“罪状”：“陈然……《挺进报》负责人……”“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

于是，他俩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啊！老成，原来是你呀！”
“陈然，你好样的！”
“快快，站到各自的位置去！”

特务们忙把他俩拉开。

成善谋只得举起手笑着向陈然说：“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陈然则会意地回答：“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让“公审”现场开始骚动起来，“法官”在说什么似乎谁也没有听清。

倒是陈然、王朴和成善谋等在不停地高喊着，似乎是他们在审判敌人——

“今天你可以枪杀我们，但是你们自己还能活几天？”
“你们这些刽子手逃不出人民的最后审判！”
“胜利属于我们，你们必定失败……”

就这样，陈然等“犯人”立即被粗暴地推上刑车，马达声顿时“隆隆”响起。

这时，更洪亮的口号声爆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刑车驶进民生路等市区大街，沉默而愤怒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旁，倾听着刑车上高亢的《国歌》《国际歌》声。

陈然等人趁此机会，大声向全市人民传播革命的喜讯：

“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五星红旗……首都北京！”
“蒋介石彻底完蛋啦！”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刑车所到之处，沿途的重庆市民们悲愤而激动地目送着英勇的共产党员们，许多人一边为陈然他们送行，一边悲愤地流着热泪。

刑车到了大坪附近，警戒线外也聚集了一批群众。

“让我下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陈然要求停车，向群众发表演说。

惊恐的刽子手们哪敢这么干，上来两个特务便架着陈然将其拉上山冈。陈然用肩膀把特务撞开：“滚开！我自己会走！”

他用已经被五花大绑的双手，扯下了身后的“死囚”标签，他要面对着刽子手。

特务硬是把他拉转过去，他硬是转过身来，身中数枪都没有倒下去，还一直高喊着口号，最后特务们不得不用机关枪扫射……

陈然倒下了……这年26岁。

成善谋倒下了……这年29岁。

最后倒下的是王朴，王朴也是28岁。

陈然牺牲时只有26岁，他的生命虽很短暂，但他生得光荣，死得壮烈！

他以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陈然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是他对生命意义的有力诠释。

气节是人生的灵魂支柱和精神脊梁，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品质。

守护初心使命，砥砺政治气节，磨炼政治风骨，党员干部就有力量，我们党就有力量。#营业吧！创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