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是谁？

若不是文学史研究者，大概想不到她是“新月派”女诗人，也是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三祖”之一方苞的后人，更想不到她曾是江青的老师，还与著名学者闻一多擦出一段爱的火花。

不屈的抗争

谈及近现代新诗史，必然会提及“新月派”这个诗歌流派。

我们熟知的《再别康桥》即是“新月派”代表作。今人熟知的近代著名诗人，多数都属新月派，比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胡适、梁实秋等。

由于近代的女性教育刚刚发展，处于萌芽阶段，故而“新月派”的女诗人很少，最为人熟知的便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杰出女性”的林徽因。

除此，即本文主人公方令孺。

方令孺出生在安徽安庆的一个诗官宦家庭，祖籍安徽桐城县。

说起安徽桐城，就不得不提一个流派，它就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的“桐城派”。因为这个流派的存在，桐城被誉为“文都”。

方令孺的先祖，就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康熙朝礼部侍郎方苞。

清代散文家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程晋芳、周永年语：

“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方侍郎即方苞，刘先生即清诗人刘大櫆，他们二人与姚鼐合称为“桐城派三祖”。

能被称为一个流派的祖，可见其历史地位。

她的祖父方宗诚，也是清晚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宋学家。

他早年曾在曾国藩的幕府任职，充其幕僚。

后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推荐方宗诚为枣强县令。李鸿章继任总督，与方宗诚亦交往甚密。

有着曾李的保驾护航，没有啥政治野心的方宗诚安安稳稳地在枣强县做了十年县令。

为官十年，方宗诚为官清廉，且政绩颇佳。

他办乡塾，兴书院，整顿祀典，刻印当地前贤遗著，编修地方志，兴办义仓，储粮备荒。每遇灾害，及时勘察灾情，兼及邻县受灾情况，如实上报，不避忌嫌。

十年满任后，方宗诚拒绝同僚和百姓的挽留，带着两袖清风，踏上归家路。

定居安徽安庆后，他开始购田置屋不问世事过着清静闲适的生活。

因经营有道，加之致仕官员的身份摆在那里，方家逐渐兴旺。

方令孺出生时，方宗诚已故去。

她的父亲方存之是方宗诚幼子，继承乃父之风，谙熟经典诗书，且擅长于书法，是清末民初“桐城派”中小有名气的一位诗人。

早年间两次东渡日本，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睁眼开世界的文人。

两次日本之行，来自腐朽的清王朝的方存之受尽强国对弱国的歧视和白眼，从而使他看清清王朝的腐朽和无能，切身体会到一个强盛的祖国对人民的重要性，唤醒了他的民族抗争意识。

回国后，方存之拒绝清王朝的拉拢，宁愿归隐田园也不做清朝的官。

方令孺七岁时，因母亲病逝，而此前她的祖父、祖母也相继逝世，不愿再待在这个伤心地的方存之，带着七个子女回到了老家桐城生活。

因祖父、祖母和母亲相继逝世，方令孺是在父亲方存之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方存之是位富有爱国热忱的旧知识分子，在腐朽的清王朝面前，他可以无视千年来绝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官职的诱惑，毅然归隐田园，安心著书，只为反抗清王朝的统治。

这种思想下，方存之十分重视培养子女的民族抗争意识。

方存之十分敬佩巾帼英雄，民主革命家秋瑾，所以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教子女临摹，使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秋瑾的英勇反抗的抗争精神。

他还经常同子女讲太平天国的故事，给他们以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与教育。在父亲方存之的影响下，使方孝孺自幼培养自强进取的奋斗精神。

然方家虽是名门世家，但终究是封建社会下的“名门”，虽族中之人多是饱读诗书之辈但他们的脑中仍充斥着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男尊女卑的迂腐思想仍被他们视为正理。

面对这种不公的对待，方孝孺没有像姐姐们一样屈服于现实，而是勇敢反抗，对一切不平待遇极力抗争。她努力读书，争取有不亚于男性的成绩。

在姐姐都被迫缠起脚，忍受陋习带来的不公对待和疼痛时，只有她敢于反抗，坚持不缠脚。

因为她敢于反抗，除了父亲方存之支持她，族中长辈没有一个喜欢她，只因她敢于反抗，努力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子，便说她性情倔强、粗野。

在那些迂腐的族中长辈眼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就应该顺从。

如若不听他们的，就被视为是忤逆之人。

无论族中长辈如何对待方令孺，是威胁也好，是打骂也好，她都从未屈服过。

敢于反抗的精神，使方令孺成为那个年代最早觉醒的女子之一，并最终成为近现代与林徽因、凌淑华等并列的“新月派”才女。

当然，“才女”也是后来的事，年少时的方令孺在封建家庭的重压下，日子过得很是坎坷。

19岁时，她的伯父，也是方家的族长，他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她作为升官工具，许配给南京陈姓大官僚地主家。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在那个年代无法反抗的事情，忤逆父母即为不孝，如若反抗不但自己会被人指手画脚，连自己的父亲都要被人背后戳脊梁骨。

此时，方令孺无论如何也不忍父亲遭受如此近乎屈辱的对待。

方令孺虽很想反抗，但是为了父亲，为了亲人，还是选择了屈服。

屈服于封建的压迫，屈服于时代的悲哀。

历史绝大多数的例子证明，“包办婚姻”多数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嫁到陈家时，丈夫陈平甫的年龄还未满十八周岁，性格乖张，且娇生惯养。

两人无共同爱好兴趣，生活习惯、思想各方面矛盾重重，加上陈平甫瞧不上这个为巴结自家而嫁进来的方令孺，方令孺也压根就不喜欢陈平甫，因此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

然而事实的婚姻存在，使两人不得不放下各自芥蒂，诞下二女：

长女取名庆纹，幼女取名庆绚。

女儿的出生，一度使方令孺想要停止抗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做一个令族中长辈称赞的“贤妻良母”。

可是，随着五四运动民主自由思想的浪潮波及桐城、南京，却再次使方令孺看到了跳出封建牢笼，摆脱一切束缚的曙光。

在五四运动的激励下，她鼓起勇气，决心要挣脱封建家族的羁绊。

1923年，借着丈夫出国求学的机会，方令孺带着8岁大女儿也踏上出国求学之路。

来到美国后，方令孺先入华盛顿州立大学，后又转学威士康辛大学攻读外国文学。

在这里，方令孺真正接触到这个社会，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还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

在威士康辛大学读书期间，受到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外甥女丈夫胡敦元的影响，方令孺的革命思想被启发了出来，逐渐向共产党靠拢。

这时，正值国内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对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实行疯狂且极其残忍的大屠杀。

激于爱国热忱，方令孺积极参加留学生反对反动派的爱国运动中，同反动派开展斗争。

此时，受到许多革命志士的影响，方令孺开始走向热烈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以及同情革命和倾向进步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又正是一切正直爱国知识青年成长的必经道路。

这条道路虽然充满坎坷却无比荣耀。

“新月派”才女

1929年，方令孺随丈夫回国。

漫漫六载海外求学生涯后，方令孺又回到时值多灾多难的祖国。

虽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时值新时代的雨露，加之留学年华所感受的革命思想，方令孺养成了争自由和好独立的性格。

留学美国的陈平甫，与方令孺不同，虽也接受了国外的教育，但内心还是残存着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认为女子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在外抛头露面。

方令孺对女子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嗤之以鼻，她向往文学，向往自由，向往革命，而这无一例外都是要抛头露面的，显然与陈平甫的理念相悖。

加之方令孺对自己的旧婚姻，与丈夫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婚后二人性格情趣差异很大，故而回国不久，她与陈平甫终以分居收场。

从此，方令孺“走出故乡，离别家庭”，毅然摒弃过去那种寄人篱下的依附生活，开始步入社会这个大家庭中，追求新知识，自食其力，努力去争取“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

方令孺可以说是幸运的，身处渐渐开放，与世界接轨的民国，虽然女子在外仍遭受一定的限制，可却并没有封建社会那般严重，女子在外谋生，抛头露面是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1930年春，方令孺经由清华大学教授邓仲存的介绍来到青岛大学任教大学国文，开始教书育人的生涯，跻身于大学讲台，成为三十年代初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位女大学教员中的一员。

当时青岛大学的校长是现代教育家杨振声，为壮大青岛大学的教学实力，他广邀留学归国者来校任教。

当时“新月派”诸人如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陈梦家、孙大雨等一时云集青大，故而当时民国学界就有“新月派主青大”之说。

也正是如此，来青岛大学任教的方令孺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新月派”诗人，并最终成为“新月派”少有的女才子之一。

受到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等“新月派”诗人的影响，方令孺的文学创作热情被彻底激发了出来。方令孺写新诗、写散文，以“清新秀”、“聪慧和细腻”见长。

或许是身世所关，又或许是对友情、亲情很重视也很细腻，方令孺作品中最感人肺腑的是那些抒写对已逝亲朋好友悼念之情的，如悼念侄儿方玮德的《悼玮德》、悼念徐志摩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以及多年来悼念靳以的《青春常在》等篇。

这些悼文，读来感人肺腑，又荡气回肠，使人落泪之余也感念世间之美好。

当然，熟悉方令孺的，绝对忘不了那篇她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琅邪山游记》。

在这篇文章中，她以极其诗情画意的写法，将自己见到的高山深壑中的日光、朦胧的云雾和月亮、流水潺潺的溪水、充斥古老气息的庙宇、深不见底的山洞，加之鸟语蝉鸣，把琅邪山的幽静、秀美表现到了极致。

读者置身于文字之中，仿佛像是身临其境一般，遥看琅邪山的美景。能以文字的形式让读者身临其境领会到美景中的诗情画意，可其方令孺的文字功底可见一斑，实属名家。

方令孺的诗歌创作虽不多，但成就却极高。《灵奇》、《月夜在鸡鸣寺》、《听雨》、《悼念寒冰》等都是近现代有名的诗歌佳作，在近现代诗中占据着很是重要的位置。

与闻一多的微妙感情

当代散文家梁实秋在《方令孺其人》一文中，谈到与方令孺的相识，这样写道：

“我最初认识她是在1930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同事。杨振声校长的一位好朋友邓初，在青岛大学任校医，邓与令孺有姻谊，因此令孺来青岛教国文。

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一多在南京时有一个学生陈梦家，好写新诗，颇为一多所赏识，梦家又有一个最亲密的写新诗的好朋友方玮德，玮德是方令孺的侄儿，也是一多的学生。

因此种种关系，一多与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机会认识她。”

这段话，读来若不了解内情，让人颇为不解。梁实秋谈及与方令孺的相识，为什么要兜兜转转说到闻一多呢？笔者想来这是多数读者看到此，不由自主升起的疑问。

若了解实情，对这段话就不会有此疑问。梁实秋之所以要以一种近乎强行拉扯的形式，把闻一多和方令孺牵扯到一起，无非是要牵扯出闻一多与方令孺那段颇有些微妙的感情出来。

在《方令孺其人》一文，说完与方令孺的相识，梁秋秋又写道：

“青岛山明水秀，而没有文化，于是消愁解闷唯有杜康了。由于杨振声的提倡，周末至少一次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好饮者七人。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

于是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乐此而不疲者凡两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

此段读来，颇耐人寻味，似乎意有所指。

其一“好饮者七人”中有方令孺的堂姐夫邓仲存，为什么不是他邀请而闻一多？

其二七人都是好饮者，方令孺根本不善饮，闻一多为何要邀请她来？不善饮，又何来酒中八仙之说？

其三方令孺平日素不喜与人来往，也不善饮酒，为何会欣然接受闻一多的邀请？只能说明她与闻一多的关系非同一般。

梁实秋虽明里暗里都在暗示闻一多与方令孺的关系可能不一般，但却也没有直接点明两人的微妙关系。方令孺与闻一多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属于什么性质，梁实秋没有明说。

那么，闻一多与方令孺到底有何关系呢？

简而言之，就是有涟漪，却也是“发乎情，止乎礼”。

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

“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重要，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了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番折腾，写出诗来是那样的回肠荡气。”

闻一多后人编撰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也说：

“所谓‘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大概是先生与中文系讲师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闻一多与方令孺的确生起一种别样情感，但也仅仅只是荡起一波涟漪，其他再无半点水花。

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

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方令孺是从内到外的敬仰和爱戴。

早在1938年，方令孺就参加了由我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上海都积极参加“文协”的各种活动。

由于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民主活动，我党很早便开始与她联系。

抗战胜利后，方令孺又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主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1945年11月13日，她参加了复旦三十多个社团在大礼堂举办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专题讨论会。

1947年后，已加入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大教联组织的方令孺，积极投身到上海文化教育界组织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当中。

斗争过程中，她表现出了一个争取自由、英勇无畏的革命斗志风范，以一名勇敢的战士的姿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最终胜利的到来，及新中国的来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方令孺在《一封家书》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这不是梦，是真真实实的好日子来了，我心里的快活，是有生以来所没有感到的，是这样的透明的快乐，没有一点渣滓。”

从这段可以看出，方令孺对党、对人民、对新中国的拳拳的热情。

1950年，方令孺出席了上海市妇女代表大会，并当选上海市妇联副主任，肩负了领导解放初期上海妇女运动的责任。接着，她又参加上海市文联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上海市文联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国元勋的不懈努力下，国家和人民走向了新生，走向了繁荣和昌盛。

随着祖国繁荣昌盛，新中国的妇女们也迎来了新生，“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妇女对中国的贡献得到了认可。

此时，方令孺见中国妇女得到认可，她激动地写道：

“和祖国千千万万人民一样，永远脱离了痛苦，脱离了旧时代妇女只有流泪和吐血的生活，成为我们伟大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1956年，方令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方令孺由复旦大学教授调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党组委员。

来到杭州后，她自觉依靠党组织的领导，经常深入基层中去，广泛接触群众，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和新的任务。

此时，她虽已是位六十余岁的花甲老人，但仍兢兢业业竭尽所能去完成党组织赋予的重任。

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逝世于杭州，享年80岁。

斯人虽已逝去，但方老的事迹和作品，将恒久不灭。

正如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所说：

“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