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有哪些影响？是否能够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加入WTO后，在“三驾马车”的拉动下，二〇〇二年至二〇一九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率为9%的高速增长。然而，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我国出口新增订单锐减，外需受到极大抑制。在此背景下，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内需之中，消费已经连续9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全球范围看，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出台了各种增加居民收入以提振消费的措施。例如，日本向全体居民每人发放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金，而且对收入没有限制，非日本籍的在日工作和留学人员也可以领取这项补助金。在美国，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可在4个月内每月领取1200美元补助，收入水平越高，获得的补助就越少。

西班牙政府则向每月收入低于200欧元的个人，或平均月收入低于450欧元的家庭，每月发放500欧元补助，补助期限为3个月。中国转移支付本身就包含着制度化的低保、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等。疫情之下，全国多个地方政府还发放消费券来刺激经济。发钱固然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怎样发钱却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对政府补助的敏感性是否存在差异？日本式的“直升机撒钱”与美国、西班牙式“定向投送”这两种发钱方式，哪一种方式更能刺激消费？发钱与发放消费券的消费提振效应又有何不同？当前形势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消费理论中，主要有四类假说来阐述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居民获得的现期绝对收入水平；

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居民消费并不是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整个生命周期内可获得的总收入；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则认为，可预期到的长期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转移支付能够增加家庭的当期收入，因此家庭的消费应当是增加的。

然而，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即使转移支付增加了当期收入，家庭的消费也未必增加。这是因为，转移支付虽然直接增加了受助家庭的当期收入，但它还包含另外一层含义，即转移支付的筹资和拨付还涉及到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进而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效率。若是转移支付降低了未来产出和家庭收入，那么，即使转移支付提高了家庭当期的支付能力，他们也有可能减少当前消费。

对转移支付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中，早期文献中的家庭为代表性家庭，税收和转移支付都是一次总付形式。此时讨论转移支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理性预期下，转移支付不会引起任何经济波动。当存在异质性家庭，或者税收和转移支付不再是一次总付形式时，转移支付的经济效应不再是中性的。

采用了扭曲性税收和一次总付形式的转移支付，他们认为，转移支付初期消费是上升的，但从长期看，转移支付降低了消费。将家庭分为两类，即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研究得出，转移支付增加了非李嘉图家庭的消费，但降低了李嘉图家庭的消费，总体上看，转移支付提高了社会总消费。

引入了家庭面临风险的异质性，他们认为转移支付能够增加一部分家庭的消费和劳动供给，同时降低另一部分家庭的消费和劳动供给。那么，只要合理分配资金，转移支付也能增加产出和消费。就国内相关研究而言，此方面的研究较少。

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的挤入主要表现为对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的挤入，对李嘉图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都是在动态随机般均衡框架下引入李嘉图和非李嘉图两类异质性家庭。但与之相比，至少存在以下3点不同：

第一，仅限于理论探讨，缺少实证支撑。的研究则不同，首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后构建了一个能够反映实证结果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此的研究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二，研究内容方面，各种财政工具的经济效应，在文中，一次总付形式的转移支付作为一种财政工具存在。的研究的聚焦于转移支付对消费的提振效应，并且对比分析了无条件转移支付和有条件转移支付（消费券）对消费影响的差异；

第三，转移支付冲击下李嘉图家庭消费先上升后下降，并且冲击初期的产出是上升的。本文的结论则相反，李嘉图家庭的消费在转移支付冲击下先下降后上升，转移支付冲击下的产出则始终低于稳态水平。可能的贡献在于：

（1）定量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已有实证文献大多将转移支付视为收入的一部分，并没有单独探讨转移支付与家庭消费的关系。但转移支付不仅仅涉及家庭的收入，它还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其对消费的影响也更为复杂。因此，的研究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2）对比分析了转移支付与消费券对消费影响的差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蔓延后，为了提振消费、激活经济，各国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有些国家和地区直接对居民发钱，中国则发放了大量消费券。对比两者的经济效应，可以为我国后续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一些启示。

二、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影响的机制分析

对非李嘉图家庭而言，其行事规则非常简单，即每一期的收入都用于消费。当政府转移支付增加时，非李嘉图家庭的收入增加，该类家庭的消费自然会上升。收入的上升和消费的增加导致财富的边际效用下降。由非李嘉图家庭的劳动供给方程可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财富边际效用的降低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工资水平上升。

在工资水平上升后，中间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当边际成本上升时，通货膨胀水平就会提高。由于中央银行执行利率盯住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的货币政策，并且利率对通货膨胀变动的反应程度（1.36）远远高于其对产出变动的反应程度（0.1），所以，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亦会引起利率水平的提高。

利率的上升对李嘉图家庭的消费决策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替代效应，即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如果将收入用于储蓄，那么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二是收入效应，利率的提高会让李嘉图家庭觉得未来会更富有，因此会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

在替代效应的作用下，家庭会倾向于降低当前消费，而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家庭则会增加当前消费。总体来看，政府转移支付冲击初期，替代效用占据主导地位，李嘉图家庭的消费降低。与短期相比，政府转移支付对各类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中长期会有很大不同。政府转移支付冲击初期，利率提高抑制了李嘉图家庭的投资，使得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本存量降低。

而从中长期来看，资本存量的降低导致劳动的边际产出下降，中间品厂商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进而使得工资水平下降。虽然非李嘉图家庭为了将消费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而增加劳动供给，但工资的降低还是使得非李嘉图家庭的收入下降，因此该类家庭的消费支出在中长期是低于稳态水平的。

与非李嘉图家庭同，李嘉图家庭的收入在中长期上是高于稳态水平的。因为，政府增加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后，政府债务的发行规模扩大，在债券的回报率——利率同时提高的情形下，李嘉图家庭获得的债券利息收入增加。

此外，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政府转移支付冲击提高了资本的回报率，即使资本存量是下降的，最终李嘉图家庭的收入在冲击的中后期还是正向偏离稳态值的。李嘉图家庭收入的提高不仅刺激了该类家庭的消费，而且还使得该类家庭的投资上升。需要说明的是，该类家庭投资的增加与前面分析的资本存量下降并不矛盾，因为资本每一期都要进行折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