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是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我们心目中伟人。他们俩从结识的那一刻起，便如英雄般惺惺相惜，互相为对方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开启了长达一生的合作与友谊，为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诗歌和篇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样评价两位伟人：“中国的革命没有毛泽东，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恩来，它就会烧成灰烬。”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火种，而周恩来就像是吹动火焰有序燃烧的微风，火焰是希望，而微风则是希望孵化的温床。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千年未见的大变局之中，外有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环伺，内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5000年的泱泱中华帝国文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为了救亡图存，寻找救国的希望，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披肝沥胆。终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鲜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激动着年轻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心。
毛泽东真正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是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先生发表的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每一次阅读，毛泽东都会激动地睡不着。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深深的打动着他的心，而他的内心似乎也从中找到了中国的希望。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演讲会，李大钊先生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毛泽东特意赶到现场，心潮澎湃地听讲。
李大钊的演员慷慨激昂：“1917年的俄国革命，将会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须知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一个人人平等的中国啊！”不久，李大钊先生又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就这样在李大钊的引导之下，毛泽东了解十月革命，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的。1917年9月，周恩来一到东京，各种新思想让他目不暇接。不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许多著作，引起了他极大兴趣。为此，他费尽精力，几乎阅读了所有的有关十月革命的报道，了解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日本很快在全国范围爆发了“抢米运动”，日本政府对此深感震惊。而周恩来却敏锐的发现，“抢米运动”原来是新思想推动的结果。换而言之，周恩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鼓舞贫苦民众与暴力统治者对抗的有力思想武器。
毛泽东与周恩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几乎一致，为了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新思想，毛泽东于1919年4月返回长沙，周恩来也于1916年6月返回天津。
两位年轻的学子分别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此时，两人虽各处中华南北，但他们的新思想已经通过这两种刊物相互辉映。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词写道：“人类解放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何什么力量，不能阻挡……要天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军阀不怕、资本家也不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是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
同样，周恩来也通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主张：“改善工人生活，协调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分配”。
对比毛泽东与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可以看到，两人都从心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中国革命需要的精神指引，但两者是有区别的。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要比周恩来更加深厚。毛泽东认为人类解放运动应该不怕神鬼，更不怕资本家，换言之就是要彻底打败资本家，实现彻底的革命。而周恩来主张的是，协调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与毛泽东的彻底的革命思想相比，要温和的多。
无论如何，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是马克思主义首批中国学子，他们一个在北京，深受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一个在东京，费尽心力寻找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
此刻，两虽然还未曾相识，但他们思想早已经有了共同的根基，这也预示着毛泽东与周恩来必然会殊途同归，互相走向彼此，通过一生的合作与友谊，共同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通过对比毛泽东与周恩来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回应，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位彻底革命家，而周恩来是一位温和的革命家，也正是这种互补性格特征，为两人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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