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政府败逃台湾后，蒋介石马不停蹄地策划起“反攻大陆”计划。在美国的支持下，国军一举占领了金门、妈祖、海南等诸多岛屿，计划在东南海域构建一条封锁链。

由于情报信息的失误，我军在随后的登岛作战中连连失利，近万名战士命丧金门岛。因此，派人潜入台湾省收集情报，成了当务之急。

经过深思熟虑、慎重考量，中央最终从万千人选中挑中了朱枫。就在开国大典前夕，朱枫背负着无数人的希望与信任，踏上了台湾省的土地。

朱枫有何过人之处？她的任务是否完成？她的结局又是如何？

下面让我们走进红色特工朱枫的故事。

1949年的一天，朱枫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寄信人陈莲芳是朱枫的女儿。她在信中写道，自己在年初生下了一个儿子，希望朱枫能去台湾看看孩子。

这个突如其来的邀约和附带的入台证令组织上欣喜若狂。不用作假、不用伪装、不用潜入，这种天生的亲友关系无疑就是最佳的掩护。

就这样，潜伏台湾这项艰巨任务落到了朱枫的头上。她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以探亲为名顺利进入台湾省。

可是朱枫万万没有想到，阔别多年的女儿陈莲芳早已成为国民党高级特务。而陈莲芳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竟是共产党最出色的特工。

朱枫，1905年出生，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其父朱云水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母亲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家境十分优渥。朱枫在一众兄弟姐妹中排名第四，因此也被称为“朱四小姐”。

朱枫出生于清朝末年，成长于中华民国新时代。在她身上，新与旧两种状态得到了完美融合。朱枫自小就被以大家闺秀的定位培养，琴棋书画、刺绣雕刻、医药护理，无一不学、样样精通。同时得益于优渥的家境，朱枫也接受到了新式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县立高级女子小学和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朱枫通过学妹陈修良接触到了革命思想，还参加过五卅运动等革命活动。

感情方面，新旧结合在朱枫身上同样明显。朱枫有过两段婚姻，一段是封建包办，一段是惊世骇俗。

古代婚姻制度一向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身富裕家族的朱枫自然避不开这个传统。1926年时，朱枫在父母的强制安排下去了东北，嫁给正在奉天兵工厂当工程师的老乡陈绶卿做继室。而陈莲芳就是陈绶卿与其前妻的女儿。

朱枫才华横溢，性格又温柔，因此与陈绶卿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也是陈莲芳会主动邀请朱枫去台湾探亲的原因。此后几年间，朱枫一直在奉天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还生下了女儿陈沈珍（后改名朱晓枫）。

只不过，这段婚姻来得突然、去得也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后，朱枫一家便回到镇海避难。不料没过几个月，陈绶卿就突发重病、不治离世了。

此后，陈莲芳被陈绶卿的家人接走，朱枫则带着小女儿留在镇海生活。为了养家糊口，朱枫在娘家附近开设了一间私塾，主要教授家族里的晚辈。也就是在这期间，朱枫邂逅了人生中第二段缘分。

作家王旭峰曾这样评价朱枫的第二段婚姻：“这一段超乎寻常的恋爱关系，如果没有时代洪流的裹挟，将成为离经叛道的‘鸳鸯蝴蝶梦’”。

之所以会用“离经叛道”来形容，原因在于，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是她私塾的学生，更是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外甥。

在那个日本侵略者猖獗的年代，朱晓光和无数青年一样，嫉恶如仇、意气风发、满腔报国热血，他的出现重新点燃了朱枫内心深处的革命理想。两人一起参加抗日宣传队，积极散发传单、救助伤员、号召民众参加抗日斗争。拥有共同革命理想的两人在朝夕相处中，心越靠越近。最终他们摒弃了所谓的封建教条，组建了家庭。

为了支持革命事业，朱枫和朱晓光卖掉了家中所有的古董字画、文物器具，并将筹集到的钱全部捐往前线，自己则过起清贫的生活。

1937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凭借武器、火力的优势，兵分三路朝华北全面进攻。短短23天后，北平、天津两大核心城市便双双沦陷，上海、南京也危在旦夕。

为了保护抗战根基，国民政府紧急宣布迁都重庆。随后，国民政府机关、大量军工企业和各种战略物资开始全面向西南迁移。与此同时，出于战略需求考虑，国民政府还在华北和西南之间设立了一道坚实有力的防御点，那就是武汉。

武汉是平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的交汇点，既是交通要地又是工业重镇，战略意义至关重要。尤其是迁都期间，国民政府的军事、外交等核心部门实际迁至了武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武汉就是全面抗战初期我军的核心大本营。这也是蒋介石会亲自坐镇，安排110万国军誓死保卫武汉的主要原因。

总之在那个时期，武汉就是革命人士抗战的第一线。1937年末，朱枫就举家搬到了武汉。由于自小体弱多病，还有孩子需要抚养，朱枫无法持刀扛枪上战场。思来想去，她最终进入武汉新知书店工作。新知书店表面上是一间普通的书店，可实际却是党直接领导的抗日基地，主要工作就是为新四军出版运送抗日相关书刊。

就像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以笔为武器奋斗终生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精神的传递、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不可忽视。朱枫深谙这一点，她坚持在书店工作了8年，期间多次转移，从不懈怠。不仅如此，朱枫卖掉祖母留给她的3克拉钻戒，多次向书店捐款，尽己所能地支持出版事业。

当朱枫为书店鞠躬尽瘁之时，朱晓光同样在为革命四处奔波。夫妻俩为大家舍小家，聚少离多，甚至迫于无奈只能将年幼的女儿寄养到台湾少年团中。

1941年皖南事变后，正在新四军军部任职的朱晓光被捕入狱。国民政府为了从他口中获取情报，将朱晓光关进上饶集中营，并日复一日对其严刑拷打。

为了救出丈夫，朱枫化名周爱梅，以富商身份向看守人员送钱送物，并多次潜入集中营查探情况。经过两年的努力，朱枫最终成功营救出朱晓光和其他战士。

或许正是这次“救夫行动”让组织看到了朱枫的能力，让她得以正式从事情报工作。

朱枫的儿子朱明晚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朱枫时时刻刻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就连在和朱晓光通信时，朱枫都会自称兄长，让丈夫做妹妹，以便以防万一迷惑敌人。这也是继女陈莲芳对朱枫“红色特工”身份没有丝毫起疑的原因。

得益于高度谨慎的行事风格，朱枫的地下情报工作开展得可谓如鱼得水。她以书店店主和商人的身份辗转多地，秘密收集情报，同时帮助转移地下党员。

1945年春，朱枫正式入党，并被调入华中局上海分部的贸易和情报部门，出任建华贸易公司财务。建华贸易公司是华中局的核心地下组织，换而言之，朱枫就是华中局秘密资金的管理者。这个职务充分展现出朱枫的能力有多强，也证明了组织对朱枫的信赖度有多高。

此后4年间，朱枫辗转于内地和香港之间，持续开展情报工作。一直到1949年上半年，眼看着解放军战士势如破竹、顺利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胜利触手可及，朱枫才终于卸下重担。

另一边，丈夫朱晓光正期盼着朱枫回家团聚，开启新的生活。而远在香港的朱枫同样迫不及待收拾好行李，只等着组织点头同意，就立即飞回上海。

只可惜，朱枫等到的不是回家的通行证，而是潜伏台湾省的新任务。虽然朱枫十分渴望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而组织也给了她自主选择的机会。可面临组织的需要，朱枫还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任务。

临行前，朱枫给朱晓光寄去一封信，她写到：“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同时她还安慰丈夫说，几个月后两人就能以更愉快的心情重聚，安心等待就好。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一段冰冷的文字竟是两人之间最后的对话，而这一别竟是永别。

1949年11月25日，朱枫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登上了风信子号客货海轮，目的地是台湾省基隆。

由于陈莲芳的丈夫王昌诚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所以朱枫并没有受到台湾方面的调查或监视，她的情报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

在台湾的40多天里，朱枫顺利与两名核心特工对接。他们分别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以及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三人合力将国军登台作战计划、弹药库、金门阵地兵力配置图等重要情报，陆续传回了大陆。

1950年1月初，朱枫的情报收集工作圆满完成。她向女儿女婿道了别，陈莲芳还贴心地帮她买了回上海的机票。可就在临行前夕，蔡孝乾突然被国民政府保密局逮捕，他耐不住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短短几天就叛变了。蔡孝乾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特工身份，还将台湾省地下组织全盘托出。顷刻之间，我党在国民政府内部布局多年的组织化为灰烬，约400名情报人员遭到通缉。

而朱枫也在艰难逃至舟山后，便惨遭逮捕。被押回台湾途中，朱枫试图吞金自杀，但被强行救了回来。此后的几个月里，朱枫在监狱里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但她愣是一身傲骨，怎么都不愿向国民政府低头。

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终年45岁。而她的骨灰直到2010年12月9日才被送回北京，送到她那头发已经花白的女儿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