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仁寺，位于西安城墙西北角的一座寺院，这几天突然成了热搜榜上的“顶流”。

2月26日，网上突然开始流传一则大批游客在广仁寺门外排队拍照打卡的视频，其巅峰期的队伍长度竟然达到一公里。即使是名气更大的大慈恩寺、青龙寺，也从未见识过此等盛景。

根据视频内容，广仁寺突然人气飙升，主要是寺外红墙上的“般若佛眼”意外爆红的原因。很多游客称：觉得这个“佛眼”特别出众、照片拍出来很好看，就约上朋友一起来了。

其实，如果有时间去翻一翻历史，就会发现广仁寺绝对堪称一个“宝藏景点”。一个“佛眼”，远不能概括这座似乎并不起眼的小庙之于西安的全部意义。

一、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俗称的康熙皇帝，正在因为一次审讯的结果而暴跳如雷。

当时的背景是：康熙统率六万大军御驾亲征，于昭莫多戈壁（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南约45公里处的宗莫德市）一举击溃准噶尔汗国的七万人马，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自杀。自此，康熙从36岁那年开始，历时七年，三次讨伐噶尔丹，终于在43岁时将外蒙古并入清朝版图，一举粉碎了俄国和准噶尔瓜分蒙古的阴谋。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康熙志得意满地班师回朝后，便开始审问俘虏，结果不审不知道，一审吓一跳，竟然审出来了一个绵延十几年的惊天骗局。

原来，噶尔丹跟康熙硬刚了这么多年，打的一直是“五世达赖喇嘛”的旗号，而五世达赖早在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就圆寂了，只是西藏第巴（西藏地区的实际掌权者）桑结嘉措一直秘不发丧。十几年间，康熙和噶尔丹每年都派使者进藏探望达赖，但都被桑结嘉措用各种借口和“替身演员”糊弄了过去。也就是说，双方这持续了七年的“圣战”，居然全是冲着一个死人输出，劳民伤财这么久，最终打输的丢了性命，打赢的也是一肚子郁闷。

就是这个十几年的“信息黑洞”彻底点燃了康熙的怒火，气得咬牙切齿的康熙迅速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先是命理藩院（类似于外交部）发布檄文，历数桑结嘉措“破坏民族团结”等五项罪名，对其提出严厉警告；又下圣旨授权太子胤礽彻底追查此事，查出主要责任人36名，予以重刑，连西藏的驻京办事处代表——札萨克大喇嘛达木巴色尔吉也被臭骂一顿，剥夺了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职位，赶出北京，永不起用。

冷静下来后，康熙意识到：宗教势力是阻碍国家统一大业的一大毒瘤，必须要坚决铲除。他开始认真考虑，西北地区是否需要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以为团结和制衡边境地区宗教势力的一个“据点”。

西安作为当时的西北第一重镇，在此时进入了康熙的视线。

二、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康熙在马背上度过了自己的50岁生日。年过半百的康熙在这一年有两百多天的时间都在出巡的路上：春天南巡两个月；夏天北巡三个月；10月11日，又率领诸位皇子启程西巡。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1月15日抵达西安府，开始了在西安为期7天的巡视活动。

有关康熙西巡的目的与内容，《清圣祖实录》所载的西巡谕旨是“观览民风、巡察吏治、简阅禁旅、整饬军营”四大要务。此外，康熙在西安还通过游览山川、拜谒文庙、祭祀先贤等方式，拉拢密切与臣民的关系，在汉人面前树立“尊崇儒家文化”的“人设”，希望以此贏得广大汉族对于满清的政治认同。但是，笼络周边少数民族，才是康熙此次西巡最主要的政治目的。

康熙到达西安的第四天，在在西安府城外教场（今西安习武园）举行了阅兵仪式，结束后又专门宴请了陕西官兵及陪同的青海和硕亲王扎什巴图尔、鄂尔多斯多罗郡王董罗布、松阿喇布、多罗贝勒纳木扎尔额尔德尼、厄鲁特多罗贝勒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喀尔喀台吉哈嘛尔戴青、青海台吉盆苏克等蒙古贵族，给予大批的赏赐，并当场册封盆苏克为多罗贝勒。蒙古诸贵族对康熙也是心悦诚服，盛赞“臣等但知禁兵精练,天下无敌,未知外省之兵亦皆如此。自当亿万年永享承平之庆”。

然而，康熙最心心念念的两个地区——蒙古的准噶尔部和西藏此时仍未正式归顺朝廷，因此都没有派出代表来西安朝拜。尤其是西藏，仍然在不时搞出些大新闻，最具轰动性的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向师父五世班禅退还了沙弥戒，并交还藏王印册，堂堂的达赖喇嘛、名义上的西藏地区最高统治者竟然放权还俗了。这些都是扎在康熙心头的一根刺，让他忐忑不安。

巩固西北地区的政权安稳，已经刻不容缓。

最后，在11月21日为皇帝送行的宴席上，康熙正式宣布：把西巡剩余的资金全部留给西安将军博齐，命其在大教场西北修建一座藏传佛教大庙，同时口谕达什巴图尔亲王：令他从青海塔尔寺带来的喇嘛都留下参与建寺，并且还下发了建筑设计图。

第二年的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夏天，大庙初步建成，彼时已升为川陕总督的博齐奏请康熙御赐寺名。康熙题名“广仁寺”，并为大殿题写了“慈云西荫”的匾额，寺名和牌匾充分表达了康熙的希望：通过佛教的教化作用，达到广布仁慈、抚慰西北、长治久安的目的。

三、

康熙在西安修建喇嘛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惊世骇俗之举。清朝一直崇奉藏传佛教，并将扶持格鲁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努尔哈赤建立清朝前身后金开始至末代皇帝溥仪逊位，清朝在近300年间修建了4座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除广仁寺外的另三座分别是盛京（今沈阳）的实胜寺、北京的西黄寺以及由潜邸雍王府改建而成的喇嘛庙，这三座寺庙均在当时的京城，只有广仁寺坐落在距北京三千里之外的大西北。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修建广仁寺的目的，显然不是供皇室成员日常的佛事活动所用。

康熙修建广仁寺，表面动机非常明显，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而背后的真实想法，很可能是向西藏这些喜欢冒杂音的刺头秀一秀“肌肉”。

青藏地区距离北京万里之遥，当时班禅、达赖去北京觐见皇帝，一来一回就要耗去近两年的时间。广仁寺建成后，即被作为西北和康藏一带大喇嘛朝觐时在西安的行宫，班禅和达赖的“通勤”时间因此一下缩短了不少，皇帝来一趟也方便。何况广仁寺还是皇帝敕令建造的皇家寺院，朝觐地点放在这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可谓两全其美。时至今日，广仁寺大殿两边仍然分列着班禅和达赖的行宫，向人们昭示着当年康熙修建它的初衷。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西藏变乱连连，和硕汗廷的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发生流血冲突，桑结嘉措兵败被杀；紧接着，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被拉藏汗废黜，于次年被驱逐出西藏；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准噶尔突袭扰藏，杀死拉藏汗，西藏大乱。西安将军额仑特率清兵入藏作战失利，康熙授予十四皇子胤禵“远征大将军”印，坐镇西宁指挥满蒙联军护送“转世灵童”格桑嘉措入藏坐床，终于成功击败准噶尔部，西藏自此纳入清王朝版图，这是康熙晚年取得的最大政绩。

而广仁寺，也成了康熙治理西藏问题战略的布局和见证者，以及汉、蒙、藏各民族之间互相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文化互鉴的缩影。自广仁寺建成之日起，西安也就此成为联系西北蒙藏宗教文化的中心，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广仁寺竣工之后，即成为西藏活佛、蒙藏贵族、大汗王爷等进京朝觐路过西安时的停留居所，香火自然也十分旺盛。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正月，川陕总督博霁、陕西巡抚鄂海请旨，其中的一些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广仁寺当年的“火爆”程度：

“......年前钦差掌仪司郎中邵穆布送佛至西地，于正月初二日来潼关时，陕西省男妇扶老携幼、拈香陈列祭品，喜悦行礼，直至三百里，沿途迎者接踵不断。于正月初五日到省城时，满汉文武各官、闲员、书生、兵民等皆迎入城，定设宝座、持幡，陈列祭品毕，因系陕西人未曾见者，故皆赞赏不已。于正月十三日，将佛请进广仁寺，继续诵经祀神，共祝圣上万寿时，远近人等奔走相告，来瞻拜者接踵不断，以致庙前热闹非凡，人集如会。......”

拿现在的话来说，几百年前广仁寺刚建好时，就是高人气的“网红打卡地”了。

据记载，先后莅临广仁寺诵经说法的西藏、青海活佛就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结尼玛、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内蒙古章嘉活佛，以及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北京雍和宫的活佛等等。此外，还有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等近现代名人，也曾多次赴广仁寺讲经说法、宣扬爱国思想。

广仁寺，作为“中国惟一绿度母主道场、“陕西惟一座藏传格鲁派寺院”、“中国惟一的精品千佛殿”等多个独一无二头衔的拥有者，它的历史极为厚重，即使没有那个“佛眼”，这里也绝对是值得一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