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上的《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萧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

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了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

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三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

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三口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

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一顿。

有人说：“他也不行了， 饶了他吧.......”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五口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

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

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

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

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了出来后，人们将他绑在石门坊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令人触目惊心的往事：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查办。

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㭎棒把他们打死，又煮来吃了……”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

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几个箩筐堆满了人骨头，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

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1937年4月8日，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刘湘看了，连吸几口冷气，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再不赈灾，恐怕饥民要跑到成都把我都嚼了！”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靖化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了。

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这位县长引经据典，此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也只有深入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民众，为以后的抗战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