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延安就是迈步奔向北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毛主席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他一面以和平谈判来欺骗人民，一面以美国为后台调集重兵沿平汉、正太、平绥铁路，分东、中、西三路进犯解放区，企图打通通往东北的要道，最后消灭共产党。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鉴于东北是工业重地，而蒋介石在那里又没有一兵一卒，因此决定向北推进、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

1945年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并从延安等地抽调大批军队和千部兼程赶往东北。19日，又成立冀热辽中央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彭真、陈云、张闻天、伍修权、萧劲光等离开延安前往东北，都是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走的当时，李富春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是任弼时同志的助手。书记处办公厅设在杨家岭新建的办公楼里，下设办公室、秘书处、机要处和行政处，王首道、李质忠、曾三和邓洁等同志都在那里。它实际起了中央办公厅的作用，只是不管王家坪军委那一陀，李富春同志一走，弼时同志提议由我接替他的工作。

1945年10月，李富春同志临走时，把办公厅的工作向我口头移交，说:我这里的工作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他说:我旱就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把你找到了。我当军委秘书长是有正式的委任状的。到办公厅却只有富春同志的[]头交待。那时，走的人很多，哪顾上这邺，也不很注意这些事，后来到了西柏坡才有正式的任命。

1946年上半年，和平在风雨飘摇中。6月下旬，内战全面爆发。11月12日，蒋介石片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会前他调动100个旅的兵力，攻打解放区。这时，胡宗南手中仅有的20个旅，用]10个旅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南线;在西线，马鸿逵l、马步芳部袭扰边区，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延安侦察，延安一派备战气氛。11月上旬，书记处决定保卫延安，在一两周内将部分人员和笨重物资器材疏散完毕。11日，刘少奇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动员，宣布我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长，一共3个人，负责疏散工作。

疏散的第一步，先把年老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移。我们集中了各机关的骡马，又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机关。因为敌人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所以转移工作比较有秩序。过了一些日子，农历春节临近了，在瓦窑堡的婆姨娃娃开始想家了，嚷嚷: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多好。那时，照我的想法是不让回延安的，可是当时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饶漱石，跑到王家坪来找我，说:尚昆呀，照顾他们一下吧!我说不行，转移多么不容易呀;一两千人，有许多是要骡子要马的。

他一再坚持，我就妥协了，答应有限制地回来，结果回到延安的有1000多人。他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就行动了，又只得回瓦窑堡。这一次就没有上次舒服了、不能要骡子有骡子、要马有马只好让大家步行。好在从延安到瓦窑堡只有百把华里，结果有些人就骂娘了，说你们也不弄清楚敌情，害得我们脚上打泡!

为什么以后中央机关的大部队过黄河比较顺利呢?就是因为有这两三千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已经转移到瓦窑堡，所以胡宗南一行动，我们就赶紧通知这些人过黄河;没有这一招，还不成呢!这支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如董必武、昊玉章、谢觉哉等，都需要坐车骑马，整个队伍是相重性的。需要的骡马，都靠征调。我没有同他们一起走。

秘书处的转移，由曾三带队。他押送的是巧箱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J那原是特别会计科赖祖烈管的，这时就交给曾三统一管，共十几个驮子，还派了一个班的武装护送。

文件的清理是从1946年11月就开始的。中央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带”，事务性的应即销毁。秘书处将由高级干部交来的1.6万多份文件，经过分类，烧毁了十几箱。

机要处烧毁电报1.33万多件。毛主席特地关照:“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人敌人之手。”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书处先期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楠岭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县十家塬子。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无人区，中央机关开始撤离延安。我们特地组成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和军委总政等单位的材料集中转移到瓦窑堡、晋绥兴县等地，曾三就是押送这批文件走的随着国民党飞机加紧轰炸延安，各机关纷纷撤离。18日，毛主席离开延安，第二天，彭德怀也撤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一路上人畜拥挤，前面没有人指挥，加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队伍就乱了。为了防止空袭，我们经常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曾三没有经验，指挥一班人，赶着几十头牲口，顾此失彼。为了保护文件，他把秘书处携带的15箱中央文件委托西北局的曹力如同志存放在志丹县的安篠岭农场，忙了这一头，就没有顾得上其他的事。

3月中旬，我离开延安到瓦窑华。这时，叶剑英同志还留在王家坪。在瓦窑堡，我见到先期到达的任弼时同志。他有点焦急，因为得知曾三的队伍失去了联系，吴老、邓颖超大姐等还没有配备骡马，所以，一见到我就说:“你赶快到黄河边去指挥，不然一堆人渡河就乱套了!前面归你统一指挥”我搞了一辆小吉普，当晚赶到黄河边，先去看董老、谢老等，给他们安排了牲口，让他们先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贺老总那个“保险库”里。接着，把疏散的队伍理顺。在困难面前，大家同仇敌汽，自觉性很高。

军委三局的武装坚壁队，在子长县吴家坪一带，夜以继日地抢运器材，坚壁物资。社会部的同志，见到其他单位的驮子翻到河沟里，跳进冰冷的河水，抢救物资和马匹。3月18日，中央增派管理局副局长范离为中央后梯队司令员，前去晋绥，主持东渡黄河和接洽安置工作，还指示曾三组织中央后方党委，在晋绥分局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央直属队的党政丁作。

我在河东、河西来回穿梭，把疏散的人员、物资运送过河，把河东的安置情况报告弼时同志。那时，我还没有到后来中央后委的驻地—山西临县二交镇。等叶剑英带着王家坪的同志到了三交，大家就慢慢地集中到三交。3月底，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需要撤离过河的人员，已经分别安置在晋西北的柳林、临县和兴县地区。

4月11日，中央电告我们和各解放区领导人:中央工作机构决定分为三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经五台转移到太行;“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成为中央后方，暂留晋西北，由剑英、尚昆负责率领”这就是“后委”

离开延安，不是消极的撤退，而是迈步奔向北平!事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