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77年之后的14世纪里，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传说，即 是一切伟大的化身，他的统治是君主政体的光辉典范。毫无疑问，这种身后的狂热崇拜牢牢建立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军事成就上。爱德华三世的墓碑上刻着“不可征服的猎豹”，简明扼要地写明了这位伟大君主亲自领导的任何战争都没有遭到公开的失败。

沃尔辛厄姆以类似的措辞记载了已故国王的成就：“在他所有的战斗中，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他总是赢得荣耀的胜利。”这句话及其所在的整篇文章，在很多其他的历史记载中都可以找到，包括14世纪晚期流传最广的被翻译成英语的雷纳夫·希格登的《历代记》和英语散文《布鲁特编年史》。这让对爱德华三世的死后崇拜确实有了一个迅速而轰动的开端。

当然，强调爱德华三世的军事成就，有一个明显相关的事件。1415年，亨利五世开始重提他的祖先对欧洲大陆的主张，并再次对法国发动全面战争。在阿夫勒尔和阿金库尔（Agincourt）最初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中，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事迹必然深入人心。例如，在1416年议会中，大法官博福尔说阿金库尔战役是继之前几场战役后的又一次胜利。他所说的“之前几场战役”，是从1340年的斯鲁伊斯开始，持续到1356年的普瓦捷。这些战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除了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杰出军事才能之外，还因为上帝一直站在他的英格兰子民一边。

人们对爱德华伟大胜利的鲜活记忆，并没有因为亨利五世征服并殖民法国的梦想破灭而黯淡。15世纪50年代，当英格兰军队最终从诺曼底和加斯科涅撤退时，虽然战败而归，但爱德华三世的后代仍然赢得了主要战争的胜利，这至少在精神上稍稍抚慰了那些受伤的骑士。由于爱德华三世和亨利六世都出生在温莎，这种巧合，让爱好预言术的人们想起了温莎野猪的形象，一厢情愿地认为亨利六世和他那预言般被命名为爱德华的儿子，是他们英勇卓绝的祖先——爱德华三世的真正继承者。这给爱德华四世夺取亨利六世的王位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爱德华四世通过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家族和兰利的埃德蒙家族的血统，取得了合法的王位继承权，其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民众对他这位14世纪的先祖和同名人的记忆，刻意模仿他的各种做法。重建温莎嘉德骑士圣乔治礼拜堂，是他肯定爱德华三世个人及其政治风格的体现之一。正是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知识分子开始为已逝的国王们构建星座表盘，证明他们的个人运程会如何影响其统治。

仅凭爱德华三世出生于1312年11月13日黎明的吉祥时分，占星师们便能够证明“火星”的压倒性优势，及“幸运点”对这位先王生活和行为的积极影响。因此，当爱德华四世和后来的亨利八世妄图重启百年战争而对法国发动进攻时，他们非常明确地效仿爱德华三世在1346至1347、1359至1360年的大扫荡政策，并声称这些行动是基于那些远征证明的他们所拥有的王朝权利。一首哀悼爱德华四世之死的拉丁语挽歌，铿锵有力地向世人宣布了他征服苏格兰、迫使法国屈服的成就，并阐述了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身份与英格兰第一位约克国王的身份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直到1558年英格兰最后撤离加来时，都铎王朝才开始小心谨慎地承认，爱德华三世在法国领土上发起的战争事实上可能一直都有损英格兰的国家利益，从而为与瓦卢瓦王朝长达两百年的冲突及跟随其而来的羞辱辩护。

15世纪兴起的爱德华三世的神话，牢固而持久地以其军事才能为核心，但也不局限于此。到1400年时，已经产生了一个类似这样的观念，认为爱德华三世的战争对英格兰大有裨益，生产和贸易因此蓬勃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1429年的议会下议院充满怀旧之情地回顾起爱德华三世的统治时期，英格兰牧民和布业工人在国际上高价卖出他们的产品，并以低廉的价格从非洲大陆和东方购进香料和美酒。《英格兰政策之罪》（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是一部大约完成于1435至1436年、宣扬英格兰贸易原则的争议之作，其中写道，爱德华三世是个真正的商业奇才，他促进了航运的发展，夺取了加来港口，保持了海洋的开放，规范了外国商人的行为，并“用心爱着他的英格兰商人”。这一观点经久不衰，以至于从16世纪开始，当评论家开始尝试用统计方法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时，他们选择了1353年制定羊毛集散中心法令之后的“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作为重要的参考基准。就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700年，爱德华三世在很多支持者的心中牢固地建立起重商主义先驱的形象。

爱德华三世的成就不止这一方面。他作为伟大君王的盛誉，及其对待臣民无论尊卑的仁慈，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里，被记载在民谣《爱德华国王和牧羊人》（King Edward and the Shepherd）、《爱德华国王和隐士》（King Edward and the Hermit）、《罗宾汉传奇》中。在这些民谣里，爱德华三世——“我们英俊的国王”，用他作为和平者的魅力和恩典，觉察到犯罪分子依然存有一丝良善本质，帮助他们改邪归正。爱德华三世完善了严苛的律法，驯服了屡教不改的罪犯，维持了王国的秩序。这也使得15世纪的君主们将赦免作为常规手段以维护自身统治。爱德华四世上台后，国内很多人呼吁，请求他效仿爱德华三世的这一政策以及其他的国内政策。在1472至1475年的漫长议会中，一份引人注目的请愿书生动地将温莎的爱德华描绘为“高贵的王子，高贵的骑士，备受爱戴的英勇的征服者”，在他的时代，“上帝被人们敬服顺从，商品的流通和追索权得到合理的维护，法律秩序得到充分的遵守”。

爱德华三世被人夸赞如上述那般完美，让他免受一些明显的批评，由于儿子太多，他在某种程度上对“玫瑰战争”负有责任。亨利八世，最具王朝思想的统治者，把爱德华三世拥有众多男性子裔视作上帝对他十足的福佑。在国王学堂的旧址上，亨利八世新建了剑桥三一学院，并在这个学院的大门楼上，装饰着爱德华三世当时已知的六个儿子的徽章。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不会轻易承认，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的竞争可能应该追溯到爱德华的家族政策上。莎士比亚则认为玫瑰战争直接起因于理查二世被废。最近发现的一个首版于1596年的匿名历史剧本《国王爱德华三世的统治》（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Ⅲ），全部或部分内容出自莎士比亚之笔。在该剧中，莎士比亚不只将爱德华三世视作连接《理查二世》（Richard Ⅱ）和《理查三世》（Richard Ⅲ）的关键人物。相反，这个剧本似乎给观众提供了一部有关爱德华三世的独立剧目，讲述的是创立“嘉德骑士团”的神话传说。令观众满意的是，演出所展现的英勇恢弘的战争场景，堪比《亨利五世》（Henry V）那些广为人知的气势庞大的军事场景。

总之，正是爱德华三世那些为后人交口称赞的政治才能，让他在英格兰君主政体中恒久地占据一席之地。在他生命的最后，爱德华已经是一个模范君主，他的统治不是为了他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在他的治下，生活就是被统治”是沃尔辛厄姆对他的过誉评价。中世纪后来的编年史家评价说，爱德华三世晚年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破坏了这个幸福的国度。然而，一般而言，人们怀念克雷西大捷与普瓦捷会战所在的那个时代，意味着爱德华三世作为和谐、包容和参与性政治的保证人，被无条件地赋予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地位。

面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专横统治，越来越多的不同政见者认为爱德华三世的统治见证了宪政的真正高点。1628年催生《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的争议中，查理一世的反对者将希望寄托在《大宪章》及对爱德华三世在1331、1352、1354、1362、1363、1368年发布的所谓“六条成文法”的确认、注解和延伸上。爱德华·科克认为爱德华一世是英格兰的查士丁尼，但是对那些反抗查理一世暴政的人来说，是爱德华三世及其议会让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所追求的自由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让渐被遗忘的《大宪章》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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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执政的五十年间，他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堪称中世纪英格兰最具代表性的国王之一。在国内，他冲破了执政之初家族与国内亲法势力的压制，逐渐将权力收归己用，摆脱了议会的掣肘；在国外，面对法国的威胁毫不退缩，开启了英法百年战争，从法国夺取了大量土地，使法国遭到巨大打击；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他带领民众挺过了黑死病的威胁，并将英格兰的经济带到新的高度，一直影响到后世。在英国民众看来，他是勇气、正义和希望的代名词，被誉为“英格兰民族之父”。本书作者在长年学术积淀的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笔法为爱德华三世写了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传记，为我们理解这位“战士国王”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也为我们了解中世纪英格兰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