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原名秦邦宪,从1931年起担任党的负责人,谈论党史无论如何不能绕过他。博古这个人,不好简单下一个评语,他为党做出过贡献,但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不过他的错误是无心之过,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过去,并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思。
特别是他被解除党的负责人职务之后,他决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牺牲。
1931年,年仅24岁的博古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那时候,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党中央原本设在上海,但是由于叛徒告密,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中央领导都面临极大的危险,博古当时可谓临危受命。
1933年,博古来到瑞金,领导苏区的革命斗争。1934年,国民党对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当时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指挥反围剿斗争。但是李德是一个德国人,虽然是军事学院毕业,却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红军的指挥,严重脱离实际,致使红军连连失败。
博古在军事上是个外行,但是作为党的负责人,他却过于迷信李德,支持李德的错误指挥。4月,广昌失守,战场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不得不做出战略撤退的决定,这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长征。
长征之初,李德继续瞎指挥,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但是博古依然迷信李德,不思改变指挥策略,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命运堪忧。
当时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权,但是他审时度势,提出红军要向贵州进兵的建议,因为贵州的敌人势力最薄弱。但是李德却坚决反对,博古依然站在李德一边。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讨论了毛泽东的建议,多数人支持毛泽东。会上还通过了军委必须服从政治局领导的决议,实际上是剥夺了博古和李德对红军的绝对指挥权。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15日在那里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并增选毛泽东为常委。这实际上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2月5日开始,中央召开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做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一直支持毛泽东,所以张闻天做党的负责人,实际上等于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之后,中央又成立了新的三人组,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负责指挥军事,这个三人组,代替了原来的三人团,彻底剥夺了博古和李德的军权。
会议期间,博古带着象征党的最高权力的三枚印章,亲手交给周恩来,并且说:“以后不管中央安排我什么工作,我都会坚决完成。”博古虽然不再是总书记,但是,还是常委之一,还是军委委员,他还在中央核心领导层。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指挥的经典战例,但这是现在的观点。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的这一策略,反对毛泽东的既有高层领导,也有一线的将士,林彪就给张闻天写信,要求撤掉毛泽东。
5月12日,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会上,博古坚决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亲眼看到毛泽东指挥红军化被动为主动,彻底改变了李德造成的不利局面。
林彪对毛泽东的反对,坏事变成了好事,支持毛泽东的人反而更多了,毛泽东的权威更高了,不久,中央推选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三人组的核心和灵魂,成了三人组的最后决策者。而把毛泽东推到这个位置,博古也有一份贡献。
博古还有一个职务,就是政治部代理主任,他这个主任虽然是个代理,但他并没有临时观念,而是认真做好中央交给的每一件事。强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作为政治部主任,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鼓舞了士气,确保了战斗的胜利。
6月份,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中央的策略是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却不听中央的命令,密谋南下,同时还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把张国焘的阴谋报告给中央,博古作为常委之一,跟其他几位领导商议,决定红一和红三方面军迅速北上,避免跟四方面军发生冲突。
在跟张国焘的斗争中,博古坚持原则,对错误路线毫不妥协。他跟陈昌浩是同学,当他得知廖承志遭到关押的时候,对陈昌浩进行了指责:“你作为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为何听任张国焘横行霸道、打击异己,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毛泽东得知以后,对博古大加赞赏,称赞博古是一个有原则、有组织观念的人。
8月19日,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对几位常委进行了分工,博古被安排负责宣传。其实博古的长处就是理论和宣传,他被称为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这个安排,堪称用其所长。
中央到达陕北后,博古一度担任组织部长。西安事变的时候,他跟随周恩来在西安和延安之间来回奔波,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后来博古还担任新华社社长。1946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参加谈判,同年4月8日,他和王若飞和叶挺等重要领导人乘坐飞机返回延安的时候,因飞机失事而牺牲,时年只有40岁。
博古作为我党早期领袖,虽然由于年轻和各种原因,犯过错误,但他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特别是在被撤销主要领导职务以后,他不计个人名列和得失,以党的利益和大局为重的精神,更是永远值得全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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