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23年3月7日，围绕红山文化的又一轮考古专项调查正式启动，考古调查为期5年。辽西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但红山文化的整体分布情况并不清晰。此次调查范围将拓展至整个辽河流域。“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已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这是截至目前，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东北地区唯一一个纳入“考古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研究项目。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至今已经进行过多轮次的考古发掘，为什么还要启动为期5年的考古专项调查？
因为红山文化遗址不断有重大发现，近年来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对红山文化的认识，饶是如此，仍然没有全面深刻的认识红山文化的全貌，所以才需要扩大考古调查范围，重新开启为期5年的考古专项调查。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红山文化到底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还需要继续大规模考古发掘。
一、红山文化考古发现
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54年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70年代起，在辽西北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及朝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
红山文化是距今约6500至5000年辽河流域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辽宁阜新胡头沟墓地、喀左东山嘴建筑群址、朝阳牛河梁遗址、马鞍桥山遗址、凌源田家沟墓地群、朝阳半拉山墓地等重要遗址的相继发现和发掘，红山文化的面貌日益清晰起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祭祀礼仪活动遗址，其发展程度及表现出的文化特征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撼。1979年东山嘴遗址发现了方形建筑基址、圆形祭坛和大型陶塑人像残件。不久之后，在牛河梁遗址又发现了集中出土人像、动物像的“女神庙”，人体塑像的出现是宗教祭祀对象出现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所反映的史前社会宗教的发展和繁荣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除此之外，牛河梁遗址依托山岗建筑的集埋葬和祭祀功能于一体的“积石冢”与后世帝陵相仿；三重同心圆结构的祭坛与天坛相似，一个超越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古国”呈现出来。边陲之地惊现“五千多年文明的曙光”，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关键。
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达50平方公里，统一规划，布局有序，建筑宏伟，出现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是红山文化晚期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埋葬和祭祀遗址。这是具有礼制雏形的“坛庙冢”祭祀建筑群，是等级最高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
红山文化的祭祀建筑在布局上是南北轴线分布，东西对称、前后方圆对应。北部是庙，南面是圆丘式的祭坛。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群的布局，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直到明清的北京城还是采用这种中轴对称的布局。同时，北面太庙（现为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面天坛，且是圆丘式的祭坛，这是典型的“北庙南坛”。
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等级制度确立。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是墓主人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志物。制陶业高度发达，除日用陶器外，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专属祭祀用陶器。
在距离牛河梁女神庙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经初步发掘证实，这座土山竟全部是人工夯筑起来的，地上部分夯土堆直径近40米，高16米，外包巨石；内石圈直径为60米，外石圈直径约为100米。夯土层次分明，估计总土方量在数十万立方米以上。
小土山的形状为圆锥形、小抹顶。上面是用3圈石头围砌起来的，每一层石头伸进去10米，高度为1米，山下面亦有3圈石头围砌起来。围绕小土山周围的山头上，还发现有30多座积石冢群址，整个积石冢群都是圆锥形、大抹顶，故考古专家将其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在“金字塔”顶上，从这里向四周望去，女神庙遗址与“金字塔”在一条南北线上，而东西两侧的积石冢群址与“金字塔”等距离地排列在一条线上，这种布局使人明显地感受到“金字塔”的中心地位。
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牛河梁遗址共出土玉器183件，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造型、纹饰设计质朴精美，数量多寡不一，表明玉器的功能已不仅是简单的饰品，更是等级、地位、权力的象征，这对后世以玉为礼的观念和制度，形成以玉为信、以玉为美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器属于红山文化陶系，主要为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具有红山文化区域陶器的共性。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色和紫色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几何形棋盘格纹、三角形纹、菱形方格纹最具代表性。
考古人员在3号台基上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垫土层中出土的大型彩陶缸、彩陶盆（盖）、筒形罐、灰陶钵、圆陶片组合有可能是《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中记载的与“祼礼”祭祀行为相关的器物组合。
牛河梁遗址与胡头沟遗址的相似性和等级差别则提示着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纵向社会体系的存在，使用玉器的规格差异类似“以等邦国”之“六瑞”；祭祀礼仪行为遗存与《周礼》所记的祭祀活动相似，显示红山文化晚期可能已经出现了“礼制”的雏形。
这些都表明，红山文化晚期，红山先民在牛河梁地区建造了新石器时期年代最早且规模宏大的坛、庙、冢建筑群。
二、牛梁河遗址的女神庙
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先秦文献古籍《史籀篇》《楚辞》《山海经》和秦汉以来的《礼记》《汉书》《淮南子》《风俗通义》《帝王世纪》《独异志》《路史》《绎史》《史记》等史料都有关于女娲的记载。在整个古文化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距今5500年的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里发现了女神庙，女神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史前神殿遗址。
据 《淮南子·览冥训 》记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列子·汤问》：”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论衡·谈天篇》：”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
《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
地质学家研究发现，在和牛河梁遗址相近的时间，有一颗彗星闯入地球，最终在山西北部的上空冲入大气层并在高空爆炸，形成了陨石雨，影响了北方多地，包括牛河梁遗址附近。地质学家研究之后认为，陨石雨降落地球的场景，与共工撞倒不周山之后的灾难场景高度相似。也许，这一天灾才是女娲补天的原因。
女娲补天的第一件事是“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据说当年女娲为了补天空的漏洞，因此炼了3万多块石头去填漏。“女娲补天”，并非指真实的补天，而是因为巨大天灾，而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在距离牛河梁遗迹1千米远之处，考古学家发现小山周围还有30多座积石冢，以及无数冶铜坩埚片，其中光炼铜的锅就有1500多个。这里与女娲“炼石补天”的场景十分吻合。所谓“炼五色石”，其实就是冶炼金属，女娲在准备一场大活动，或因某种天灾，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其中就需要大量铜块或铜器。
女娲补天的第二件事是“断鼇足以立四极”。考古学家对小金字塔群（30多座石冢群址）进行了部分发掘，其中一座小金字塔的中心大墓中，出土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死者双手各握一只玉龟，一雌一雄，相配成对。在另一座大墓中，死者的胸部也佩置一个碧绿色玉龟。奇怪的是这三只玉龟都“无头无尾无足”，也就是说脑袋四肢尾巴被砍了。显然，这一玉龟非常符合女娲补天传说中的“断鼇足以立四极”。
女娲补天的第三件事是“杀黑龙以济冀州”。冀州范围大致在黄河之北，主要包括今河北、山西两省全境及山东西北部、辽宁西南部，女神像所在的红山文化就位于古冀州的北部。
而东山嘴遗址中确有一具人骨架 。祭坛不是埋葬平民的地方，而这具人骨附近又无随葬品，故这具人骨生前是一位极特殊的人物：他不是平民，也不是本部族的上层人物。极有可能他就是同颛顼争帝而失败了的共工，也就是黑龙。
女娲补天的第四件事是积芦灰以止淫水，大量堆积建筑祭坛就相当于，通过祭坛祭祀终止了天灾，就相当于“积芦灰以止淫水”。
女蜗作为创造人类的女神 ，《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 《 风俗 通》说 “ 俗说天地开辟 ， 未有 人民， 女蜗抟黄土作人 ， 剧务力不暇供 ， 乃引绳于泥中 ，举以为人” 。
楚国诗人屈原在《天问 》里曾发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这里的 “女娲之体 ”可能就是指女娲神像之体，因为只有 “塑像 ”才可以由 “匠 ”来 “制之 ”。在东山嘴遗址中共发现陶塑人像残块二十余件，多为人的肢体部分，未见头部，皆泥质红陶胎。
在所有红山文化遗址中，可供奉女娲神的最佳地点是牛河梁遗址的 “女神庙 ”：“女神庙 ”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地势较高，处于这一带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位置上。在牛河梁遗址发掘时出土了一号女神头像。
在女神庙中，除了陶土制成的女神像，另外还出土了6个大小不一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专家研究之后还确认一个事实：已出土的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专家推测有可能是人骨。
显然，这一女神像可能就是以现实人物为依据造出来的，而且陶土混合了人骨，最终制成陶像。如果再联系到女娲“抟黄土做人”的传说，以及上述和女娲补天高度相似的场景，那么就不难推断出，女神庙里的女神像，可能就是女娲！
科研人员将女神庙里发现的陶制女人头像进行技术复原，并且得到了这个“女娲”原型的真实长相。这就是被誉为“中华民族共祖“的女神头像。
女娲姓出自上古三皇之女娲大帝，属于以先贤名字转意为氏。女娲之后，社会逐渐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其部族民众中有以女娲之名为姓氏者，称女娲氏，是非常古早的原始五氏之一。“女娲氏”如今在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海淀区一带有零星分布。
三、牛梁河遗址的黄帝
现存史籍有记载的最早接触“黄帝之人”，是伐纣灭商的周武王。周武王见到了黄帝的后裔并册封了他。
《礼记·乐记》有云：“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蓟地在今燕山南麓，长城脚下。
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研究发现，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等，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
在目前发现的牛河梁墓葬中，挖掘出土的尸骨近百具，在第二地点、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均有中心大墓。最吸引眼球的是第五地点中心大墓的这具老人遗骨。此墓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是一老年男性，头向东。随葬7件玉器为：勾云形玉佩、箍形玉、玉镯各一件，玉璧和玉龟各一对。
箍形玉是墓主人与神灵沟通的中介神器，是墓主人神权地位的象征。勾云形玉佩是证明墓主人生前“一人独尊”、王权显赫的象征。墓主人双手各握一玉龟旨在祈福增寿，此玉龟，非至尊王者不可僭越使用。黄帝部族以云为图腾，神秘老人胸前摆放的勾云形玉佩。
勾云形器作为祭拜神灵的载体，是沟通人与神灵的重要媒介，复合了象征生命和权威的玉猪龙和象征超度生命的玉鸟的形象，巧妙地传达出人神沟通的神秘的精神内涵。在原始社会，部族首领多为通神的“大巫”，操掌生杀大权，这个勾云形玉佩可能是他生前君临天下的“权杖”。
牛河梁遗址的石棺里，发现墓主人身边有着大量的精美玉器，尤其是墓主人的双手中竟然有两只玉质乌龟，随葬品有象征权杖的勾云形玉佩，那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黄帝本姓公孙，后来改为姬姓，被称为姬轩辕。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周语下》也记载周朝人说“我姬氏出自天鼋”，相当于说我姬氏的祖先就是天鼋黄帝。轩辕在上古时期指的是天鼋，黄帝部落的图腾就是天鼋，也就是神龟。天鼋是轩辕的氏族名称、微号和图腾。
在红山文化遗址的石板上发现黄帝文化符号天鼋，不仅说明 5000 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开始用石刻图形或字来表示部族的来源，而且为红山文化即黄帝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证据。在整个牛河梁遗址中，手握双龟的仅此一人，在中国考古史中手握双龟的也仅此一人。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号曰轩辕”。“黄帝为有熊”。
《史记·索隐》：“黄帝生于寿 丘，长于姬水，因此为姓。居轩辕之 丘，因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居姬 水因改姓姬。”
《史记·集解》：“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
班固《白虎通义·号章篇》也有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黄帝是少典氏族所生，住在轩辕之处， 是有熊氏族的酋长，“熊”当为这个氏族的图腾，黄帝也称为“有熊氏”。
根据史籍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躯虎”，这说明黄帝部族是比较善于狩猎，能够驱使猛兽的部族。而红山文化有明显的渔猎经济，跟黄帝部族的特征相吻合。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在牛河梁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熊龙、双熊首玉器、泥塑熊下颚等。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勾形云器、龟、熊等文物与黄帝时期很多的图腾崇拜相当吻合。根据上述证据，很多考古学家认为，牛河梁中心大墓手握两只乌龟的墓主人应该是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了一个西陵氏的女子叫螺祖，是黄帝的正妃。螺祖发明了养蚕和巢丝的技术，使人们结束了赤身裸体的蛮荒时代。而在红山文化大量蚕形玉器的出土，更加佐证了文献中有关黄帝元妃螺祖教人养蚕巢丝的记载绝不是空穴来风。
黄帝拥有天下，是靠“打”出来 的。黄帝族发明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兵器：弓箭。即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另外典籍记载中的黄帝“以玉为兵”也恰好符合红山文化玉器高度发达的特点，注意里时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指的是调动人力的权力象征，而不是兵器。
《易经·系辞下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越绝书》：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
根据历史记载，黄帝族与炎帝族、 蚩尤族爆发过多次激烈的战争，在战争中，黄帝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使各部落臣服于他，并被拥戴为部落联盟的领袖，也可称作“首领”“盟主”“共主”。黄帝族之所以能够打败炎帝族及蚩尤族，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必有其强大的武力及物质文化基础。在那个时代，弓箭属于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此利器，加上黄帝本人的英明神武，黄帝族自然纵横四海、 无敌天下。
《帝王世纪》：神农氏衰，黄帝修德化民，诸侯扫之。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
石镞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特有的石器，所谓石镞， 即“石质箭头”，在中原仰韶文化的半坡、庙底沟类型的遗存中，这种细石镞是少见或不见的，而在辽西、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存中，石镞却大量出现。
在文献记载中，当时黄帝族是使用弓箭的，说明在黄帝族的物质文化中应有石镞的存在，而这种石镞又大量存在于红山文化的遗存中。
黄帝部族所在地有陕北说、渭水流域 说、中原说、华北说、黄河下游说、红山文化说等。根据石镞的遗存来看，黄帝族文化不应该在陕、晋、豫地区的仰韶文化所在地，而应该在红山文化所在区域。
多种文献中的记载与红山考古文化遗存相吻合，能够说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是黄帝氏族的起源区域。
以前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坛庙冢”祭祀建筑群，但是未发现大型聚落居址、都邑和农耕痕迹，所以误以为红山文化只有渔猎经济，文明层次较低。
如果红山文化仅仅只有渔猎经济，黄帝部族是不可能打败神农、蚩尤部族的。因为根据典籍记载，黄帝部族跟神农、蚩尤部族进行了多次激励的战争才打败他们的。大家都知道，兵马未动、粮䓍先行的道理。打仗打的是后勤，如果黄帝部族只有渔猎经济，食物供应不上，不可能在长期激烈的战争中打败神农、蚩尤部族。
但是最近考古发现，牛河梁遗址6.5公里处发现大型聚落居址，出土人骨测定显示食谷物。另外从出土遗迹遗物上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主要从事农业。在这里发现有双孔石刀、石耜、石锄、石磨盘与石磨棒等磨制与打制石器，是一种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并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的农业高度发达，同时已经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营渔猎、采集，是一种经济类型繁荣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农耕文化的较大程度发展，为红山先民们提供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从而使定居生活更具稳定性，其房屋建筑较之前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斜坡式门道及防御功能更为完备强大的壕围建筑，这是农业经济繁荣的具体体现。
马鞍桥山遗址的红山先民以食用谷物为主，再结合出土的成套农业工具，说明6400年前的红山先民已开始农业定居生活，打破了“红山先民以捕鱼与狩猎相结合方式生活”的认识。
另外在发现2号建筑群遗迹由9座石砌护坡台基建筑组成，总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考古人员通过对台基建筑进行解剖发掘，发现这些建筑是以山体岩石为基础，用土石混合料夯筑台基内芯，再用石块砌筑台基护坡，目前发现的部分夯土厚度超过了5米，可见，在5000多年以前，红山先民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群体动员与组织能力。这次发现的石砌护坡也能起到“墙”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讲牛河梁第一地点就是一座城。
红山文化并不逊于中原仰韶文化。 通过考古发现可知，红山文化不但农业种植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且在喀左东山嘴遗址，凌源的山官甸子遗址及凌源、建平交界的牛河梁遗址等出土的精美石器、陶塑像、玉器等， 又进一步证明了红山文化不仅有强大的物质文化基础及先进的武器装备， 而且在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方面也非常发达。
正因为黄帝部族既有农耕经济的保障，又有渔猎民族的英勇，兼有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又发明了弓箭，还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正是黄帝部族能够战胜神农、蚩尤部族的原因所在。
我们经过分析确定，红山文化所在区域应该就是女娲和黄帝部族的起源地。但这并不是说，红山文化所在区域就是黄帝部族的全部活动区域。我一直认为，即使在上古时期，人类活动和交流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影响范围都接近半个中华核心文化圈。
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遗址共5000多处，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9个省区。
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分别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陕西、湖北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良渚文化（距今12005～4000年）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包括现在的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等地，接近山东、山西。
黄帝部族发源于红山文化，但是也向南扩张，与其他文化圈产生互动和交流，并且进行战争 和征服，打败了其他部族后，成为天下部族联盟共主。
对比河南仰韶村遗址和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沙锅屯遗址发现的18 具骨骸，两系人骨（辽宁与河南）加以比较， 在 18 具中除了 9 具较有变异外，其余多数都可以显示出沙锅屯与仰韶村的人骨皆具有相同的性质。这说明红山文化与其他文化和人种具有充分的交流互动。
四、红山文化的玉文化特点
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古，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基本建立，依次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
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形态各异的精美玉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玉礼器的典型代表，红山玉器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玉器是红山文化一道靓丽光环。牛河梁是中国最早的玉文化中心，“玉出红山”。牛河梁玉器质朴、精美，今人也很难仿制。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玉器有玉佩、玉人、玉璧、玉箍等，其中制作精巧、身蜷曲如环、头较宽大、大耳、圆眼、吻部前凸、口略张开露齿的玉猪龙等。
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可分为20余种。其中以环、璧、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以及动物形器数量最多。而玉龙是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龙中，碧玉C形龙知名度最高。作为已知红山文化玉龙中体型最大的一件，它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又一特点，其实它们的学名是“玉玦形龙”。其中一件来自牛河梁遗址，是此类玉器中体型较大、形制规整的。贴近就不难看到，它的身和头蜷曲成玦状，但并未像玉玦那样断开，而是首尾相连。猪首形象逼真，肥耳、圆眼、阔嘴，吻部前突。而它最卓尔不群的是，在微微张开的嘴里还刻画出了獠牙，这使它成为目前唯一有牙的玦形龙。这类玉龙的头，原先认为是猪的形象，但现在亦有学者认为是熊首。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鸟也不少，多为正面展翅造型，但有一件也是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玉凤却是“侧面像”。淡绿色的它，曲颈回首，长长的喙与上扬的翅膀相接，似乎在整理羽毛，神态极为生动传神，显现着百鸟之王的不凡气度。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至4600年）和安徽凌家滩文化（距今5600至5300年）中，都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玉器相似的器形。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其玉人、玉龟、玉璧等与红山文化的同类器物存在极大的一致性，而且两者都有玉龙、玉凤等形象。
有几只红山文化的玉斜口筒形器，它们曾因用途不明一度被称为“玉护臂”或“马蹄形器”等，后发现在墓葬中它们大多置于墓主头骨下方，因而被认为是戴在头上的法器。随着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与之形制高度相似的占卜工具，其功能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而这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南北地区的史前诸文化已经有所交流。
红山玉器神像与中国其他文化地区神像极为相似，具有明显的影响和传承关系。
结语
从积石冢和祭坛的形制看，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红山文化所处的辽西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是连接东北平原与中原腹地的纽带，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广泛吸纳，博采众长，凝聚精华，是红山文化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以“坛庙冢、玉龙凤”为特点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是重要的文化成果，使距今65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成为研究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
目前对红山文化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墓地及祭祀中心进行的，对不同等级礼仪中心及祭祀行为研究较为深入，但与之相关的红山文化大型聚落居址的系统性发掘工作明显不足，缺乏更多材料，这就无法完整展现红山先民的居址、都邑、生活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更多具 体而生动的细节。所以需要大幅扩大考古调查范围，彻底搞清楚红山文化的性质及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2022年《华夏纵横》，《红山文化里的“黄帝时代遗存"》，张松著
2022年《天水师范学院学报》，《渭河上游彩陶中的伏羲女娲图像及其内在含义》，霍志军著
2018年《华夏文化》，《考古发现与黄帝早期居邑研究》，李桂民著
2016年《海岱学刊》，《伏羲、女娲图像探源——兼论伏羲、女娲氏族的发源地》，曹定云著
2006年《鞍山师范学院学报》，《“女娲补天 ”神话与 “红山文化 ”考古关联之探析》，逯宏著
2006年《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简论炎帝族与黄帝族的关系及其所代表的考古文化》，何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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