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华原创作品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右派是什么意思，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人，也都有七八十岁了。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就说了我义父从1956年到1978年，被打了20年右派的事情（1968年曾经摘帽，1970年又是因为乱说话，再次被定为右派）。
义父20年的右派生涯，见惯了生死，也见惯了人性的丑恶，他总说一句话：当年南下的战友，活着的没几个，一起被打成右派的也死了不少，能够活着就不错。
在中国，右派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名词，起始于五十年代，终止于七十年代末期。义父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军人的本质嫉恶如仇，看不得别人乱扣帽子，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也被打成右派，他写信给领导，哪知领导也被打了，领导的领导全被打倒了。
义父只能认命，他和另外七八个右派被放到一个偏远的上去大队里去改造，好在他是残疾人（战场上受伤），又有文化，所以被安排去教书。和他一起来的那几个人，天不亮就被叫起来去劳动，有民兵拿着枪监督，不允许偷懒，谁要想偷懒，轻则一顿骂，重则挨揍。
隔三差五的还被拉出去批斗，几个人被戴上高帽，帽子上写着：右派分子XXX的字，另外还有几个当地的地主和富农，队伍的前面有人敲锣，显得很壮观。
游行一圈之后，被赶到大队部前面搭成的舞台上，呼啦啦跪下一片，低着头，接受贫下中农的痛斥。贫下中农们骂的主要是那几个地主和富农，右派们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随便骂一顿“臭老九”之类的就行了。
但山里面的村子，不是同宗就是亲戚，所以骂归骂，贫下中农们很少上前暴打那些地主和富农，反而拿右派们当出气筒。
用皮带或者皮鞭抽打，那是家常便饭，大队里还整出一套对付右派们的厉害招数。
放飞机：把人吊起来几个小时，等放下来之后，两个胳膊都不能动了，就那么高举着，要别人帮忙使劲搓，才能慢慢放下来。
闷罐子：大热天让右派站在汽油桶里，直到因为脱水而晕倒。
财源滚滚：把劈过的木柴放在地上，让右派跪在木柴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受刑后的右派，接连几天都无法正常走路。
庆幸的是，山里的村民大多数都很淳朴，每当右派们受刑的时候，还有年纪大的老人上前帮忙说好话。我义父有一次被闷罐子，还有一个老人送水给他喝。打人的一般都是那些民兵，还有大队里面的干部，普通老百姓不会打人，也轮不到他们打人。
我义父说，有一个姓林的民兵连长，下手特别狠，原来县农业局的一个右派，说他们插秧插得太密了，为这事被打了三天，大腿骨头都被打断了，送去公社医院住了一阵，回来后就成了瘸子。大队支书大发慈悲，让那个瘸子干点轻松的活，和村里的一个老人一起放牛。结果那人到山上之后，从崖上跳下去，等找到的时候，尸体都开始“发胖”了。队里打了一副简易棺材，让其他的右派抬下山。那人死了之后，还被安上一个“不服贫下中农管教”的罪名。
比起农业局的那个右派，原先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就因为“放飞机”的时间太长，左手成了残废，不过他好歹熬到了摘帽子恢复工作。
右派们白天要干活和批斗之外，晚上还要学习和“认错”，要用于对其他右派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旁边坐着一圈人，都是民兵和大队干部，还有一些积极分子和老人，真正的壮劳力白天干活辛苦，过来应付一下就回去躺下休息了。
“认错”的态度如果不好，当场就会被打。下雨天没法出去干活，都会进行这种学习和“认错”，有时候会被安排到屋檐下，一边淋着屋檐水，一边“诚恳认错”。
六十年代末期，上面分配下来一些知青，大队书记整天围着女知青转悠，右派们的境况总算好了一点。我的上一篇文章里就说了被强奸的女知青自杀的事件，大队书记在几年后淹死在水库里。大队书记被女知青的冤魂勾了去，但最喜欢打人的民兵连长，下场也不算好。
后来我和义父去了一趟那个村子，听村里的人说，运动结束之后，民兵连长成了杀猪匠，杀猪的技术倒是一流，九十年代初期喝酒过量，一头撞死在小沟里，入棺的时候，双手用红布包裹着。
他生了几个孩子三男二女，除了老大的智商高一点，其余都是低能儿，最小的那个女儿，说话都不清楚，身高没有超过一米三，如今五十出头，还是一个老姑娘。老人们都说：林连长作孽太多。
在回城的路上，我问义父：你们这些右派在村里受了那么多年的折磨，恢复工作之后，就没有人找他们算账的吗？
义父摇了摇头，缓缓吐出几个字：能活着就不错啊！
是的，那个疯狂的年代，多少人都死了，能够活下来的人，感恩还来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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