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健敏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馆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

传播媒介与近代中国社会演变

移影换形：从《建国史之一页》到《勋业千秋》

黄健敏

《建国史之一页》是中国电影先驱黎民伟主持拍摄及剪辑制作的以孙中山、蒋介石及北伐战争为主题的纪录片。其基本素材的拍摄工作始于1923年，至1941年录音剪辑成品，1946年后再以《勋业千秋》之名，重新配音推出。这部纪录片从开始拍摄到制作成品，历经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由最初命名为《建国史之一页》，到最终演变为《勋业千秋》，其制作过程，素材的生产、重组与再利用，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过渡，呈现了影片如何屡经剪接、重组、反复配音，以及截取定格冲洗成照片，从而生产出不同的历史叙述，影响到受众的印象与历史记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影片播放所需条件较多，因此不论是《建国史之一页》抑或《勋业千秋》，其流通并不十分广泛，但由该影片定格、剪裁、拼合制作的各种照片，却通过纸质媒体传播甚广，并且成为后来经常被使用的图片资料，用来说明某些“事实”，制造出许多“史实”，由是，此影片可谓经历了一个由动而静的“移影换形”过程。现存的该影片虽然残碎，但将之与其他照片和文献资料结合运用，置于近代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的语境中重新梳理，将焦点放在该影片的生产过程，而非将影片的最终成品作为孤立的资料去阅览，应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个案，有助我们反省中国传播史研究。

一、 电影先驱与革命伟人：黎民伟与孙中山

拍摄《建国史之一页》的渊源，可追溯到黎民伟的个人志趣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黎民伟原籍广东新会，1893年出生于日本，1899年随家人到香港读书和生活。1907年前后，黎民伟开始学习摄影。他曾自述，因为在课余接触到电影，而感觉“电影将来在娱乐上和教育上，是要做主帅呢！看罢归来，我不自觉地渐渐把意志沉浸在电影事业方面去了。不过，我那时只知道电影的潜移默化之力，比较文字语言图画尤为有效而已”。当时黎民伟已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据其子女忆述，黎民伟“很钦佩孙中山先生，因为他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为革命奔走”。1909年，黎民伟加入中国同盟会，利用戏剧宣传革命，“希冀在继续粉墨登场中，毡毹漫舞下，播下争取自由解放的种子予观众”。辛亥革命期间，黎民伟“捐资运械，不遗余力”。1911年4月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黎民伟与胡汉民、邹鲁、陈少白、高剑父、谢心隼、周昶清、陆醒伯、胡津林等革命党人在香港创办清平乐（白话）剧社，从事戏剧运动，宣传革命。他们“每当夜后，辄群集屋背顶密商革命工作，当时所演的《戏中戏》《黄花影》《爱河潮》《侦探毒》《莺儿泪》等剧皆脍炙人口”。民国成立后，黎民伟“目睹昔日的革命同志多在仕途上，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认为“此皆教育不普及与道德观念薄弱所致，乃决心从事戏剧工作，希望多获取经验和常识，作为今后进行电影事业的基石”。1913年，黎民伟以“人我镜剧社”名义，与美国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万维沙（Van Velzer）等成立的华美公司合作拍摄故事短片《庄子试妻》，从此走上电影之路。

在20世纪20年代，新闻纪录片方兴未艾。由于纪录片在理念和制作手法上，均有别于当时大多以虚构故事为主题的电影，而有关重大事件的新闻纪录片所呈现的所谓“真实性”，理论上又比一般的纪实片为高。当时正值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捍卫共和革命成果而不懈努力之际。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经香港抵达广州，筹备成立军政府；次年5月5日，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黎民伟的日记即记有1921年5月3日他从香港“夜船上省”，5月5日“孙中山先生就总统职于粤”等事。早年曾参与革命活动、具有电影拍摄经验的黎民伟，敏锐地意识到广东政局变化的重要性，决定跟随孙中山拍摄新闻纪录片。1923年2月，黎民伟向邹鲁、黄庆田、陆醒伯及兄长黎北海等集资50万元，创办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在公司成立之初，他即宣称“誓以总理北伐事迹摄为电影放诸银幕，向中外人士尽量宣传，借发扬总理伟大之精神，阐明总理革命之意义”，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

事实上，孙中山也特别重视利用摄影、录音、电影等新媒体宣传革命。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即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属于当代世界的人物：一个沟通者、某种媒体天才，生来就该使用喷射客机、传真机和电视，即便当时的他必须屈就于蒸汽船、电报和报纸”。在清末进行革命时，孙中山就经常在海外各地华埠戏院发表演说，对戏剧和电影及其宣传效能并不陌生。民国成立后，巴达维亚埠（即今印尼雅加达）的华侨发起成立电戏筹备善后补助会，拟“自备资本，购买关于中国之电戏影画，前往南洋各埠开演，所得戏金，尽数汇交新政府财政部，以资筹办善后事宜等”，孙中山即发函号召南洋侨胞大力支持，谓该活动“于筹款之中，兼可提倡爱国心，办法甚善”。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曾安排摄影师萩屋坚藏随萱野长知等人到中国拍摄中国革命的影像。1913年3月，梅屋庄吉在东京浅草的大胜馆专门为访日的孙中山播映了萩屋坚藏拍摄的革命军在长江中下游作战及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庆典的影像纪录，孙中山看完影片后十分感动，反复要求重新播放。孙夫人宋庆龄也同样重视电影的教育功能，她在1917年2月19日致梅屋夫人函中就曾提及，“如果我自己能有一笔钱的话，我会和你合作搞电影，因为电影是实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孙中山对黎民伟的拍摄工作十分配合，并题赠黎民伟“天下为公”横幅，作为鼓励。从1923年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黎民伟的摄影团队拍摄了大量孙中山参加各种活动的镜头，即使是孙中山去世后，拍摄工作仍然继续。1923年2月中下旬，孙中山由上海经香港回广州宣誓就任大元帅，并发表演说强调建设和平“真统一”。黎民伟日记记曰：“孙中山先生到港，伟与彭年往接应，并摄电影。”同年5月5日，孙中山签发“大元帅令”：“兹有民新影画制片公司来前敌撮映〔摄影〕，仰各军一体知照”，要求各地、各部支持黎民伟的电影拍摄。黎民伟日记中记载有不少当年拍摄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工作概况。如，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市高师学校，伟领导罗永祥往摄影片”；1924年6月23日，“午在东校场拍阅操”；10月17日，“在省拍孙总理离粤北上”；10月18日，“在港拍春阳丸”，等等。据黎民伟忆述：“举凡孙中山先生之行动，如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为滇军桂军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向各省军队的训话，对商团授旗，欢迎俄舰，俄国罗孚将军出殡，出巡北江，亲临梅湖炮台试炮，攻打惠州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上开国民会议，奉安典礼，誓师北伐等片，均由我与罗永祥、彭年等随军摄制。”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1925年3月17日广州召开追悼会，黎民伟亦前往拍摄。同年5月，黎民伟与李应生、李应侯、杜月笙等在上海创办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3月10日，黎民伟往南京见邹鲁，商讨拍摄中山陵奠基事宜。

与当时拍摄的许多纪录片一样，黎民伟摄制的这些纪录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摆拍”“补拍”甚至“搬演”“组织拍摄”的情况。如1924年11月，孙中山与宋庆龄离开广州北上，在春洋丸号轮船甲板上的经典镜头，就是补拍而成。报载，当日“民新影画公司黎民伟，并亲与技员携带影画机到船，将是日情形摄影。……所有欢送者皆接见毕，民新画片公司乃请帅座及夫人步出船旁甲板上，徐徐步行。黎民伟君乃亲自用摄影机将情景逐段摄取，既而复请各要人如刘震寰、吴铁城等及各界人士男女约百数十人，帅座及夫人前行，各人随后，从容作送行状，由甲板自东而西，用摄影机架高逐一摄影，制为画片，借留纪念云。” 1928年拍摄方振武部在河南进行雪地战的镜头，也有摆拍的成分。黎民伟的日记谓：1928年2月6日，他与导演侯曜“往访贺耀祖军长借兵摄影事，蒙允相助，连日拍雪景”。从文献记载及观看《勋业千秋》的影像不难发现，片中许多战场实况的片段，其实是军队演习的场面。例如影片中旁白解说孙中山韶关督师北伐的行军影像片段，士兵均臂戴黑纱，实际上极有可能是借用孙中山逝世后拍摄的影像。

虽然黎民伟并非最早拍摄孙中山题材新闻纪录片者，但他和公司的同人在连续数年的追踪拍摄中，积累了大量的孙中山及当时政治、军事活动的影像素材。1926年其公司出版的《民新特刊》，刊出“民新影片公司出品单”，其中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相关的影片包括：（1）《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2本，2000英尺；（2）《孙中山先生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1本，700英尺；（3）《廖仲恺先生为广东兵工厂青年工人学校开幕》，1本，500英尺；（4）《孙中山先生北上》，1本，700英尺；（5）《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2本，2000英尺；（6）《公祭黄花岗》，1本，1000英尺；（7）《孙大元帅出巡广东东北江记》，2本，1600英尺；（8）《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1本，1000英尺；（9）《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2本，2000英尺；（10）《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礼》，1本，900英尺；（11）《孙传芳》，7本，7000英尺。共计11部21本19400英尺。另黎锡据黎民伟保存的剧照相册推断，没有列入民新影片公司出品单的影片至少还有以下两部：《俄国罗孚将军出殡（孙中山、廖仲恺出席）》《孙中山先生亲临梅湖炮台试炮》。

如何整合这些影像素材，制作一部以孙中山为主题的影片，黎民伟应该很早就有所筹谋。首先，在1925年5月，黎民伟邀请时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的伍朝枢，撰写孙中山的中英文简略生平小传，配合影片叙述孙中山的生平。其次，延揽政治要人，担任影片制作的重要职位。例如，1926年11月，在《良友画报》（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封底刊登广告，介绍筹备摄制巨片“革命伟人孙中山”，标榜影片由国民党元老、党史专家邹鲁负责编剧。邹鲁或已有所准备，自述曾多次观看黎民伟1924年拍摄的孙中山各亲赴前线的影片。其三，在影片上映之前进行大力宣传，争取资金支持。在广告中宣称民新公司历年以来即抱有宏愿，拟将孙中山一生的历史及中华民国建国之伟业，摄制一部现代历史长片“革命伟人孙中山”,而且此计划曾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拍摄的影片已多至数千英尺。并宣称，该片拟叙述孙中山“创造革命党，由兴中会以至国民党，及三民主义之次第完成，皆足为信史”，且对于时局问题及欲知国民党真相者，亦不无裨益。“信史”与“真相”，正是黎民伟标榜其“历史长片”有别于一般电影之处。

由于影片拍摄成本不菲，加之“革命伟人孙中山”影片非商业电影，无票房保证。因此，孙中山去世后，黎民伟努力争取更多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支持。1927年4月19日，黎民伟与民新公司导演侯曜商议“军事电影宣传计划书”，送呈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并函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吴稚晖等，争取国民党支持制作以孙中山为中心主题的影片。值得注意的是，据黎民伟自述，其拍摄的孙中山的底片不过数千英尺，在时段上也不可能覆盖自辛亥革命至1922年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因此这部影片必须掺杂其他素材，再配以适当的表现手法和形式，才能制作成品。其实，当时黎民伟在制作同类的纪录片时，已有过成功的例子。1928年5月侵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残杀了奉命赴济南与日方交涉的蔡公时等人。黎民伟监制的影片《蔡公时》，将民新公司拍摄的纪录片素材扩大成生动的故事片，开创了纪录性故事片的先河。其后，黎民伟以孙中山影像素材制作的影片，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二、 从无声到有声：《建国史之一页》的剪辑、制作与放映

黎民伟一再标榜的巨片“革命伟人孙中山”是否制作成片播放，有待查考。而黎民伟拍摄的孙中山晚年及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的影像素材，最终剪辑制作成影片《建国史之一页》。

孙中山去世后，黎民伟发愿要“将总理一生尽力尚未成功之革命事业继续摄影”。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程，黎民伟在华东、华北相继拍摄了大量影像素材。这在黎民伟的日记中留下不少记录。如1926年5—7月间，黎民伟在上海、苏州、南京，拍摄孙传芳部、国民革命军东路航空司令部成立典礼、杨虎就任淞沪警备司令职、黄郛就任上海市长职、庆祝蒋介石北伐成功一周年纪念等；1928年1—2月间，在河南拍摄方振武部誓师北伐、雪地战、冯华堂师长肉搏战等。黎民伟的拍摄工作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关注，1927年7月5日，黎民伟赴上海龙华拍摄蒋介石阅兵及训话后，“蒋先生问予民新公司情形”。

黎民伟善于利用不断累积的底片素材制作适时的成品推出。1928年年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领导完成二次北伐，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黎民伟利用历年拍摄的影像素材，剪辑制作一部《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宣传蒋介石与国民革命军继承孙中山遗愿、取得北伐胜利的功绩。该片现已不存，据说该片片长9本，内容系统介绍孙中山韶关誓师起至北伐成功之经过。另据《电影月报》刊载的公映广告，谓该片出现的“革命伟人”包括孙中山、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阎锡山、冯玉祥、胡汉民、蒋介石、邹鲁、方振武等。广告中还特别突出该片军事场面的精彩：“陆军十余万，或驰骋沙漠，或冲锋雪夜，军舰成群，凫行海上，机关迫击，炮火连天，飞机逐队抛掷炸弹，地雷爆发，全村轰毁，革命大战，孙传芳与张宗昌凡九江南浔铁路之役，徐州之争，及攻陷济南，追敌黄河等北伐史上惊心动魄之大战无不具备”。这些夸张的宣传语句，几乎令人忘记影片作为纪录片的原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广告声称该片呈现“炮火连天，飞机逐队抛掷炸弹，地雷爆发，全村轰毁”等场面，为“有系统有声色之真实革命史”，但所谓“有声色”大抵只是宣传用语，限于当时的技术，这部《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实际上是一部无声的黑白电影。

这些关系时政的电影素材，也有助于黎民伟为自己的公司定位。黎民伟素有“电影救国”的抱负。1930年12月，黎民伟与罗明佑等联合上海民新、大中华百合、乐华、香港民新等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黎民伟担任公司董事兼一厂（即原上海民新制片厂）厂长。黎民伟常常借每年印制的贺年卡强调其从事电影事业的旨趣。在1935年元旦贺年卡上，他写道：“电影是文化教育伟大武器，我们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武器，愿从新年起，望大家注意电影文化事业，愿从新年起，中国电影发挥其最大威力。”在1936年元旦贺年卡上写道：“国防武力之前卫是空军，国防文化之主力为电影。际此非常时期，言国防者，幸勿忽视电影。”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后，黎民伟在日记中表示要“专拍战事纪录片”。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黎民伟率队至前线拍摄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实况，制成纪录片《淞沪抗战纪实》。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在日伪连番威逼利诱下，黎民伟被逼无奈弃厂南下香港，他的电影事业和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1938年，黎民伟在香港九龙宋皇台成立启明制片厂，继续出品电影。《建国史之一页》便是黎民伟在香港期间剪辑制作的成品。在1926年《民新特刊》“民新影片公司出品单”列举的十多部短片，大抵可归入时事报道片的范畴，以报道新近发生的某一具体新闻事件为主要内容；而《建国史之一页》则更接近于利用旧有素材重新剪辑制作（有时辅以新拍摄的片段）的文献纪录片，除了纪实之外，往往肩负宣传教育的功能。1941年，黎民伟在香港把《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及《孙大元帅出巡广东东北江记》等多部新闻纪录片重新剪辑、录音，改编，制作成有声影片《建国史之一页》。从无声的《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默片改成配音的《建国史之一页》，涉及一系列的技术处理。首先，必须删减部分内容。《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是每秒播放16格（1英尺）的无声电影（默片），片长9本，放映约90分钟。虽然目前已经看不到完整版的《建国史之一页》，但黎锡根据后来发现的《勋业千秋》残存的影片及较为完整的旁白配音说明，估算该片原长约5本，合计3712英尺，每秒播放24格，可放映约41分钟。显然，此片较《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至少已精简超过一半的内容。其次，减慢播放速度。默片的播放速度比有声电影缓慢，因应年份或影院的不同，每秒播速约为16—23格，而有声电影则统一为每秒24格。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观看以原速度播放的默片会感觉片中人物的动作较快而且很不自然，无声电影《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转成有声电影《建国史之一页》时，需要将2格画面印成3格，即每秒16格（1英尺）转为每秒24格，放映时人物动作才不会“卡通化”。再次，增加了旁白配音。在默片时代，因为没有与影像同步的声音或说话，如果是故事片可以通过演员大量的身体动作和夸张的面部表情，让观众体会角色的内心思想。而《建国史之一页》这类时事纪录片，往往需要依赖制作者的剪辑，加入文字“间幕”、配音以及现场配乐等，以文字向观众说明或诠释电影的内容。但是，“间幕”能够容纳的文字是有限的，改为配音电影后，配音的旁白可以贯彻影片的始终，而且配音的语音节奏、情感以及配乐等，进一步营造和提升电影的气氛，可以诠释的空间和传达的意涵就丰富得多。最后，增加了声轨。默片的底片上没有声轨位置，所以摄影机拍摄的画面较宽。当改为有声片时，需要在原来默片的底片画面左边留出声轨，导致配音后的有声影片画面左边被裁掉一部分，画面变窄。此外，拷贝经多次重复翻印，其清晰度、细节等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损害。

《建国史之一页》得到不少留港国民党要人的题词，“勋业千秋”即为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所题，此外还有国民党海外部部长陈庆云题“伟绩昭垂”，国民政府驻港全权联络代表陈策题“吉光片羽”，蒋伯诚题“建国实录”等。黎民伟将这些题词及孙中山的题词、“大元帅令”放在该影片的序幕，以增身价。1941年11月香港《民国日报》刊登广告，详细介绍了该影片的9部分内容：“一、总理晚年之奋斗；二、总理愤军阀之专横倡导北伐；三、总理生荣死哀；四、蒋委员长北伐时对军队训话；五、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六、军阀之顽抗情形；七、国民军忠勇为国，深得民众同情，卒迭克各城要地；八、各方将领多来归国民军麾下；九、北伐成功举国庆祝。”换言之，黎民伟将拍摄的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北伐等影像素材，以及孙中山逝世后所拍摄的许多片段贯穿起来，并以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举国统一结束。这段在当时已成“历史”的影片，被赋予了许多现实意义。事实上该影片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以孙中山逝世结束，后段第四部分至第九部分以蒋介石对革命军训话开始，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结束，可见影片的重心已不仅是孙中山“缔造民国之艰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继承遗志艰苦卓绝之伟绩”。

在抗战的时局下，《建国史之一页》的制作时间十分仓促。黎民伟在日记中记，1941年11月11日，“开始收《建国史之一页》音至夜三时始止”。翌日，即孙中山诞辰75周年纪念日，下午5时半，《建国史之一页》就在香港皇后大道的中央戏院首次公映，但只演了1场，目的是为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献机救难筹款。报载，影片首映时观众反应热烈，“观众掌声不绝，足见侨胞对革命拥护之热诚”。时有影评记述了这一盛况：

像我这一代的人，过去只能看到总理的遗像，若果没有《建国史之一页》的新制，旧时的新闻片也无缘得见，不知总理的动作态度如何，心里是不能无憾的。现在我们能够在银幕上看到总理的演说姿态，以及在车上在船上随处表现得沉毅的革命精神，瞻仰革命巨人具有光芒丰采的愿望是达到了，快慰之深岂易言说呢？

虽然不知道上述影评到底是观众或影评人的投稿，抑或是电影公司的宣传，然而，文中提及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时至1941年，许多人对孙中山的印象已经主要是标准化的“总理遗像”。而这部影片在抗战期间播放，让人们看到一个“会动的”孙中山，看到他的“动作态度”“演说姿态”和“光芒丰采”。这也突出了电影“动”的特性，是静态的照片或画像无法取代的。文章还介绍了该影片的几个部分，有助于我们对残存的影片和配音说明有更为完整的理解，也有助于想象当时“全片”的状态。文章说：

《建国史之一页》分四部：第一部，是民国十年时孙总理就职大元帅，在韶关誓师北伐，以及北上故都召开国民会议，卒至赍志而殁的几个重要片段。这是其中最珍贵的一部，我们从这得到总理领导革命的真实印象，没有人不因此受到深刻的感动，我们应当感谢黎民伟先生给我们保存了这样难得的留影。

第二部是总理逝世后，国民革命军在总理遗下的三民主义旗帜下继续北伐，和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队鏖战，一方面表现出革命军有主义，有领导，勇敢无前，一方面表现出军阀雇佣军队无斗志，望革命军之雄风而披靡；当时军阀军队之数量与装备，较之革命军无不及，甚或过之，而终归失败，足见“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不易的教训，值得我们为反侵略争正义的抗战中的同胞永远记取，而加强胜利的信心。

第三部是北方国民军接受了三民主义的革命领导，夹击北洋军阀吴佩孚，获得胜利。

第四部，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革命军再接再厉，北伐军总指挥方振武领导北方健儿，雪地行军，不因日寇在济南造成惨案，阻止革命势力统一中国，而英勇前进，终于越过济南、沧州，完成北伐，统一中国。

后两部，表现出“得道者多助”，在北方的军人如冯玉祥、阎锡山等都成为革命军的有力领导者，与残余军阀苦战，几个风雪中的冲锋肉搏的战斗场面，都是十分动人的。

文章的最后一段，则让我们看到黎民伟用怎样的一幕“结束”了这部影片：

除了这重要的四部，最后以张学良决心服从中央，全国庆祝北伐胜利，统一成功作结束。每个观众的心弦都紧张而兴奋，连珠炮似的掌声是自然发出的。虽则《建国史之一页》是旧影片，当摄制时，物质已不如今日的优秀，技术亦不及今日的优秀，画面不甚玲珑，有几个场面甚为模糊，然而是真实的宝贵的史页，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价值。

黎锡藏剪报。影片首映还引起远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的关注。1941年11月20日，亦即首映一周后，黎民伟便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来函，称得悉《建国史之一页》影片首映，“俾民众咸知总理缔造民国之艰难，总裁继承遗志艰苦卓绝之伟绩”，请翻印一套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广为宣传。

为了扩大影响，鼓舞国人，同时也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困境，黎民伟为《建国史之一页》的发行与公映做过不少努力。在影片首映之后8日，黎民伟将影片签约交给中国影业联营公司发行，收到预付款港币1000元。遗憾的是，在日寇侵华的动荡时代，似乎未能实现《建国史之一页》大规模的发行和播映。目前所见的材料表明，该片只有零星的小规模放映。如1941年12月7日晚，方振武将军于香港九龙塘俱乐部设宴招待国民党中央留港军政要人，宴后放映《建国史之一页》，至夜11时始散。次日，因日军进攻香港，轰炸香港启德机场，误中启明片厂，祸延存有黎民伟制作的所有影片的仓库大火，最终只抢救出《建国史之一页》等影片的底片及拷贝，其他许多“民新”“联华”的影片全部焚毁。

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日伪要求黎民伟主持香港的电影工作。黎民伟坚决不从，被迫偕家人经广东湛江辗转逃难到广西，只随身携带包括《建国史之一页》的两个拷贝。为鼓舞国人坚持抗战，黎民伟继续为《建国史之一页》的公映努力。1943年12月，他在日记中记有“周尚答应电当局为《建国史之一页》影片放映事”。在湛江及广西期间，为了避免影片拷贝损坏，《建国史之一页》只是在某些特殊的纪念日或特别场合才播放数场。如1942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黎民伟在湛江赤坎百乐殿戏院公映《建国史之一页》，据说收入达到破纪录的24500元。《大光报》刊发广告，宣传该片为“北伐时之战地真实摄影，恭见总理及蒋委员长风采。片长万尺，一场映完。……革命之血肉构成史鉴，如置身大战斗的洪流里”。在放映之日，黎民伟将孙中山题赠的“天下为公”的真迹高悬于戏院院门，轰动一时。后徇众要求，11月15日黎民伟在百乐殿戏院再度公映该片；1943年12月15日下午，在乐群社给李济深等放映；1944年1月，又在桂林大众戏院给广西省府公务员放映。该片在广西放映时颇受社会关注，被称为“联华制片公司移桂后首次贡献”。报载：“本片序述北伐期间，南北战场烈士们的丰功伟绩，与乎领导者之彪炳勋劳。有孙总理运筹北伐之过程，由韶关誓师一直看到他为国积劳，病逝北平，回想国父缔造民国之艰难，感奋莫名。有蒋主席领导北伐时之青年英姿，丰功伟业，令人肃然起敬。蒋冯阎李四集团总司令及各军长，昔国府主席谭延闿，及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各元老，生前之动态，当今军政要人，往年英姿，都在目前。”

此时，有关此片的宣传往往都会突出蒋介石的角色。上述报道即有“蒋委员长风采”“蒋主席的英姿”等语。1944年1月，黎民伟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也将“总理”孙中山与“总裁”蒋介石相提并论。函谓：

窃民伟早岁参加同盟会，追随总理奔走革命，因鉴于电影为宣传主义之最佳工具，乃首先提倡国产电影，迄今三十余年。曾亲摄总理生前活动暨总裁于民国十二年在粤随侍总理，及民国十六年在沪龙华阅兵电影记录。该张母片不幸为敌所毁。民伟在敌严密监视下冒死将子片辗转偷运至内地。本片系总理与总裁领导全民革命之写真，实党国无上珍贵之历史。民伟虽因革命及抗战而产业荡然，惟恐放映过多损坏国宝，始终未敢藉片图利。兹为保全党国历史，并发扬总理及总裁之伟大精神起见，敬祈赐准利用中央电影制片机关之设备及材料翻印母片呈献中央。若能再就总裁近年领导全民抗战之记录补充本片编成完美之革命建国史，放映国内外，匪特可使吾党革命历史永垂不朽，且能发扬国威，激励士气。民伟现正待命桂林，一俟奉召，谨当携片飞渝恭映。

黎民伟原本在孙中山生前和去世未几时策划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影片，在40年代其重心已旨在突出蒋介石的角色，更筹划该片进一步补充蒋介石“近年领导全民抗战之记录”，并尽量争取成为国民党中央认可的建国史叙述。1944年2月8日，黎民伟将该影片托中央航空公司寄重庆。4月15日，《建国史之一页》在重庆民众戏院连演3天。

抗战结束后，黎民伟把《建国史之一页》改名为《勋业千秋》。1946年5月，黎民伟在日记中记道，在香港“胜思酒店三一四号房见松琴商《勋业千秋》，四月十五日签约十个月，暹罗八千元，英属一万六千元，共先付一万二千元”。这是笔者所见片名改为《勋业千秋》最早的记载。黎锡保存有一份《〈勋业千秋〉旁白》手稿脚本，在影片开头第5—195英尺大约两分钟的片段，提示“用沉重音调一字一字读出”以下旁白：“这是一部中国革命历史最伟大的影片。……因为时代的演变，经过一再删改，去芜存菁，现在虽存下这数千尺，然而当年孙总理与诸同志的一番革命精神，历尽千辛万苦，为国家、为民族，不辞赴汤蹈火，出死入生的情景，宛如在我们目前。这一段伟大的勋业，亦足为我们处在目下国际风云幻变、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今天，时刻加以警惕。进一步警惕我们该怎样效法当年革命精神，来完成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由、独立、强大！”此或可视为该片改名的一个注脚，旁白中也并不讳言该片因应时代的需要曾一再删改。1950年年底，黎民伟在香港贫病交加，家庭负担又重，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其电影生涯的不朽之作《勋业千秋》。一方面，他与伍志文签约，用《新人道》《勋业千秋》等影片为基础，合组“民智影业公司”，策划为《勋业千秋》修订解说词重新配音，并拟向台湾出售放映权。另一方面，直到1953年10月病危之时，黎民伟仍叮嘱妻子林楚楚要把该片拷贝带到北京，捐赠给中央电影局。

三、 从影片到照片：《建国史之一页》定格照片及其他

《建国史之一页》（《勋业千秋》）作为影片尽管流通有限，但从其底片定格冲印的照片，却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传播甚广。由于该影片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从多个方面记录了孙中山的演讲、行进、阅兵、乘火车沿途考察，以及与夫人宋庆龄乘船北上等影像资料。换言之，原来“动”的影像，或反复出现，或凝固成“静”的形象，结晶成看似更恒久的历史叙述，甚至影响了后世史家对当时一些情况的理解。

若将《勋业千秋》现存的片段与1925年以来其他媒体流通的人物形象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许多孙中山的历史照片、人物雕塑和画作都参考或取材于这部纪录片。较早的例子是，1925年7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决定在中山陵祭堂内造一座大理石孙中山坐像，几经波折，终于确定委托法国雕塑家保罗·朗特斯基（Paul Maximilien Landowski，1875—1961）完成这项工作。朗特斯基并未见过孙中山本人，他创作孙中山雕像的主要直观影像来源，即是孙科带给他的数十张孙中山的照片以及一卷有关孙中山的纪念影片，而这卷影片就是黎民伟根据其拍摄的素材剪辑而成。有关细节在黎民伟日记和各种来往函件都有所披露。据黎民伟日记载，1928年5月15日，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林焕廷，曾到上海杜美路38号黎民伟的家中商议编修孙中山影片。5月31日，林焕廷致函黎民伟，称：“兹托编总理影片，料已着手代办，昨得哲生（即孙科）自德国来电询片已付邮否，何时寄？即复云云。兹特函请贵公司设法从速将该影片编妥惠下，以便转寄。”黎民伟按要求很快完成了孙中山的影片并寄出。6月10日，林焕廷又致函黎民伟，称：“承来总理影片面底各一卷，至谢至谢。经即交邮寄哲生兄转交做像者矣。”

影片到照片的转换使用往往事出有因，但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黎民伟拍摄的影片之所以有一部分能够转化为照片，是因为从影片定格的照片，效果往往好于当时用照相机拍摄的照片。由于早期照相机快门较慢，拍摄对象如果正在活动，往往会成像模糊，因此当时拍摄的照片大多是摆拍，而影片由于每秒有16帧以上的底片，更容易选取动态场景下效果较好的镜头冲洗为照片。事实上，现在经常使用的孙中山的经典照片，即多是从黎民伟摄制的孙中山影片中定格而成。在目前收录孙中山照片最多最全的《孙中山图典》中，基本可以确定从黎民伟拍摄的影片中定格冲洗的照片就有数十张之多。虽然这些照片中，哪些是黎民伟冲印的，哪些是他人或后人从其影片中定格冲印的，不容易一一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黎民伟在当时便很重视记录孙中山的历史活动瞬间，甚至通过“题字”这种传统的做法，用文字确立了“时、地、人”等“事实”，同时达致“如画”的效果。黎民伟曾选取一些孙中山的影片定格冲洗照片，将其裱在硬纸板上，并一一题字纪念。这些照片覆盖了孙中山晚年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经常为后来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及历史纪念图录和展览所采用，因此选取哪一个历史瞬间定格在照片上，显然是有所考虑的。

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黎民伟摄制影片定格而成的照片被拼合、剪接、改造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例如，黎民伟将拍摄的1924年6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北较场检阅军警团会操的影片，剪辑为《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2本2000英尺），当时采用的是4∶3比例的底片而非宽银幕，而拍摄场景时则采用摇镜的手法。黎民伟从这段影片定格冲洗照片，并亲笔题字，该照片中孙中山位于画面的右侧。后来，或许为了在构图上突出孙中山主帅的形象，黎民伟又从影片中截取两格底片（见图1），冲洗后拼合为一张宽幅照片，使孙中山位居中央，更符合宣传的需要（见图2）。

如果说拼合只是在技术上弥补画面不足，那么对原照的剪切、改造就近乎再造“历史现场”。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1923年7月6日孙中山与蒋介石坐火车北上韶关的情景。为了鼓励滇粤联军阻击沈鸿英等对北江的大举进攻，孙中山决定亲赴前线劳军，7月6日偕同蒋介石在广州粤汉铁路黄沙车站乘火车北上韶关。黎民伟在日记中记曰：7月6日“早，到黄沙随孙大元帅北上，沿途摄影其动作，同行有蒋参谋长、黄惠龙、黄伯淑、马坤、陆醒伯、彭年等”。这是黎民伟所拍摄的极少数的孙中山与蒋介石同时活动的影片，他极为重视。黎民伟曾从这段影片素材中截取照片。照片中蒋介石与孙中山分立左右，半倚车窗探头张望；蒋介石手持一纸（地图）,车厢上“广东”二字表明在广东的火车上。黎民伟还在照片下方写有说明：“孙总理与蒋参谋长中正北上视察赴曲江途中研究地形。”（见图3）

然而，后人却据此剪切、拼凑出一幅“新”的场景照片，画面是孙中山在左，蒋介石在右，两人相对而望（见图4）。与两人在火车上的位置与活动的影像刚好相反，但孙、蒋之神情、动作却与“孙总理与蒋参谋长中正北上视察赴曲江途中研究地形”照片完全一样。显然，这张照片是把原照片中孙中山在右往右看与蒋介石在左往左看，二人背对着对方、各看一边的镜头，剪辑、拼凑成孙中山在左往右看与蒋介石在右往左看、相对而望的照片，更突出营造蒋介石与孙中山志同道合、致力革命的情景。为了掩饰拼凑痕迹，无奈把照片上火车顶上的“广东”字样删除。

从《勋业千秋》电影拷贝定格冲印而成、为人所熟知的还有图5这张照片。照片上蒋介石与孙中山分列左右，在车内面对面靠窗而坐，孙中山侧面望向窗外，蒋介石低头阅读地图。这张照片基本是对称构图，人物突出，似在共商国是。黎民伟自存相册中有这张照片，下方写有说明：“民十二年，与蒋参谋长中正北上视察赴曲江与参谋长途中参阅地图。”这张照片也成为蒋介石自居孙中山政治遗产继承者的最佳影像见证。1980年入藏台北“中正纪念堂”。而且悬挂于常设的《蒋中正先生生平事迹展》的序厅正中题为“两大伟人之契合”的巨幅油画（535.5cm×351cm），即为画家许九麟根据该照片绘制。

四、 结语：从“一页”到“千秋”

《建国史之一页》（《勋业千秋》）从拍摄、剪辑改编到成片，历护法运动、国民革命、十年内战及抗日战争前后近二十年时间，不少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因摄录和制作而定格在电影胶片上。仔细分析《勋业千秋》的残片及其数种不同时期的旁白，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无意造成的时空错乱。经过剪接，不同时空拍摄的镜头串连起来，会容易让人误会为同一时空的画面；而旁白说明与画面时空不一致，也容易误导观众。此外，影片经多次配音，旁白脚本出自多人之手，内容与时俱进，而配音旁白的语气、语调和音量变化，同样影响着纪录片实际呈现的效果。由影片的活动影像定格而成的照片，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选择定格某一瞬间的场景冲洗为照片或制作其他视觉产品，固然有意无意间出于许多现实的考虑，加上文字来说明，更彰显了如何为服务现实的需要而“按”图说话 “以图说史”或“以图证史”，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不应被忽略的是，不论是图片还是影片，与文献资料一样有一个生产的过程，掺杂了诸多考虑因素，而且媒体史的各种材料更同时包含了技术、美学、经济和政治的因素，需要治史者予以批判运用。黎民伟所拍摄的这些历史片段，其初衷也许只是记录“建国史”的其中“一页”，但最终留下的结果，已经成为不朽的“勋业”——既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不朽勋业，也成为黎民伟电影生涯不可磨灭的勋业，永志“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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