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流量时代：唱工委音乐奖为何更加重要？｜请回答2023|华语乐坛|唯流量时代|唱工委|唱片|流行音乐|音乐奖

小鹿角编辑部

1、在宏观上，音乐行业不断扩圈变“富”的同时，华语乐坛在大众群体中的美誉度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2、按照销量来做榜单和评奖相对容易，大众和行业需要一个审美奖，唱工委音乐奖的诞生就是为了填补市场空白，从专业评价体系出发，提供一个见证乐坛发展、引领行业审美的解决方案；

3、在唯流量论的市场环境中，唱工委音乐奖的存在显得更加重要，即便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难题，但依然值得在行业的通力协作下坚持办下去。

天气渐渐转暖，3月初，唱工委宋柯、徐毅、詹华、沈黎晖、李辉等一行人线下小聚，聊起了新一届CMA唱工委音乐奖何去何从的问题。

疫情三年，唱工委音乐奖始终未能在线下落地，但在大家的坚持下，依然保持了“奖格”，选择以双年展的形式，在线上评审并颁发了各类音乐奖项。

今年全面放开，落地一个颁奖典礼会更有仪式感，也会带给行业正向激励。但究竟如何落地？大家心里都没有谱，原因不仅仅在于最初创办时，徐毅在接受音乐财经访谈时就提到的关键难点——资金困难，更难的还有行业是否“齐心”的问题。（回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唱片行业面临一个集体难题——在内容过度饱和式竞争的环境下，唱片工业标准输出的作品并不占有竞争优势，而华语乐坛在大众中的印象正在变得负面，关于华语乐坛动辄要完了的哀叹声，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挂上微博热搜。

对于乐坛来说，2017年，CMA唱工委音乐奖的出现填补了市场“没有行业公认的专业音乐奖项”的空白，同时，奖项也在不断致力于激励音乐产业的艺术创造力，提升音乐产业的生产制作标准。CMA唱工委音乐奖从一开始便展现出了超高的专业性和公信力，这正是华语乐坛在发展进程所稀缺的“审美奖”。

詹华，太合音乐集团厂牌战略总经理，曾在红星音乐生产社、麒麟童文化、百代唱片和京文唱片等海内外音乐机构担任要职，曾参与电台、电视媒体音乐节目和活动的策划，是内地资深音乐企划人，也曾担任CMA颁奖典礼的总导演。

李辉，野行品牌创始人，同样是音乐行业的老兵，曾在实体唱片出版发行起家的京文唱片担任总经理，经历了公司从下游实体出版发行往上游扩张做厂牌、签艺人的进程。最辉煌的时期，京文唱片集合了当时乐坛最出色的一批流行歌手，随后成立的厂牌嚎叫唱片录制出品了近70张各类摇滚、新音乐唱片，在华语流行音乐产业史上刻下了发展印记。

詹华和李辉曾是在京文唱片的老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乐坛A&R企划和制作方式的变迁。

随着实体唱片的落幕，几经辗转，詹华后来选择去了太合，如今在太合音乐集团担任厂牌战略总经理。李辉选择了创业，在资本浪潮中拿到两轮融资，经历了从打造音乐网红MCN机构转型到音乐文旅演出品牌的探索。（回顾：）

多年来，詹华和李辉两人都为CMA唱工委音乐奖的策划、制作和落地展现出巨大的执行力。

在詹华和李辉看来，曾经唱片工业从A&R企划、制作发行到销售是自成体系，但现在内容渠道被打碎后，没有人再有任何机会独立于平台而自成体系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互联网一波接一波浪潮，对于音乐行业来说有利有弊。但詹华和李辉不再沉浸于往日余晖，他们继续保持对互联网平台的警惕，同时也在唱片行业不断转型适应流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期望找到属于自己在市场上的“一席之地”。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音乐公司担任职业经理人，还是继续创业之路，作为唱片行业出来的老人，詹华和李辉都在为唱工委工作，他们两位也都认为唱工委音乐奖的存在对于乐坛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没有资金困扰和利益纠葛的前提下，如果能年复一年坚持专业性评审的“奖格”和“独立性”标准，CMA音乐奖能为乐坛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音乐行业宏观变富，但也变得更不可捉摸了

“自从互联网时代来了以后，制作和发行的门槛就在不断被打破。”在谈到每1.6秒产生出一首新歌的现状下，詹华认为即便当下的音乐门槛在不断降低，真正有影响力的音乐也十分少见。

流量成为唯一的评价体系，无论何种类型、受众的音乐都要放在这个尺度下比较。在宣发的焦虑下，行业内部也越来越“卷”。

在李辉看来，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在行业宏观的角度看，是一个变富的过程。在资本的助推下，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科技的快速发展，这让媒体的通路变得特别宽，以前无论是电台电视台，包括报纸，从出版到印刷发行都是周期性的，相对来说宣发环节都是可控的窄的渠道。但是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尤其是这么庞大的社交媒体，其实通路变得非常宽，也意味着触达的场景被切碎了。

音乐的进入门槛变低，卧室音乐人已经变成主流了，媒体资源变得非常富，内容资源变得非常“富”。李辉认为，在内容大爆发的环境下，如何筛选艺人、筛选作品，把作品输送到比较准确的目标人群里，是当下一个最重要的命题。

这是为什么从传统时代走过来的行业操盘手会对当下感到困惑的原因，因为曾经宣发不是难题，也不耗费精力。唱片公司从A&R环节、唱片企划到后期制作，每一个环节都像手工匠人打磨作品，基本上在推向市场阶段，大家就已经对结果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但现在，即便把太多的时间、金钱和资源都投入到宣发阶段，也不见得能取得流量上的胜利。

正因为宣发太难，大家告别了“卷”创作，行业集体卷起了“宣发”，但效果也在变差。过去几年，短视频热歌红火了一阵子，一些公司跑出了热歌模型，但算法在不断变化，歌曲推广的流量成本越来越高，转化率却越来越低，这导致好歌推不出去，迎合市场批量制作出的热歌也正在失去大众市场的欢心。

此前在一场访谈中，霓雾娱乐创始人徐凯鹏就认为，内地乐坛现在缺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审美奖，去告诉大众什么是好音乐，而不是做销量奖，因为基于销量的奖项，无论是媒体奖还是平台奖，大家都知道要给最火的歌颁奖，但审美呢？

区别于销量CMA音乐奖的行业标杆意义

在音乐价值判断混乱的背景下，曾经CMA被行业寄予厚望，希望能改变被流量操控内容的局面，发出属于音乐行业自己的声音。

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张树荣先生曾将CMA唱工委音乐奖评价为“对音乐行业标准的检阅”。

“CMA就是这样，基于唱片行业大家自己做一个奖，说白了我们来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年里面我们自己标准下生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詹华认为，在华语乐坛评价体系模糊时，CMA填补了这一项空白。

既然填补了市场空白，又有唱工委的行业协会背书，但为什么在访谈中，詹华数次谈到了“艰难”这个词？

实际上，CMA音乐奖依托于行业协会，但所有的收入来源只有会费以及捐款，比如腾讯音乐、京东、爱奇艺、摩登天空等都曾真金白银赞助过CMA颁奖典礼。即便如此，这些钱不足以维持一个奖项和重量级颁奖典礼每一年的线下落地和媒体宣传发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李辉表示，大家意识到评价体系对于中国海量出版的重要性，现在需要生推出这样一套体系，去影响内容的走向。但国内不同于西方的工业体系，评价体系能够良性运转的基础，还需要依赖一个商业逻辑支撑，需要一定的资本支撑，这对于行业内部来说是一个难题。

除了资金难题，CMA还面临自愿劳动组成的团队难以与市场竞争匹敌的困难，尤其是在颁奖盛典的大众化出圈上，怎么宣发，怎么上热搜，怎么把奖项结果扩散到大众群体中去，这是一个挑战。

在每一个奖项的产生过程中，CMA音乐奖必须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譬如，每一家会员单位在评审投票时能否认真聆听每一首歌和每一张专辑，认真投下宝贵的一票？这对于结果十分重要，但困于各种现实原因和利益格局，存在众多交给基层工作人员或者前台评审投票的情况，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大家对CMA获奖结果的认知。

尽管现状如此艰难，存在各种问题，但大家还是希望把CMA音乐奖坚持办下去，不希望整个音乐内容行业的标准都由流量来决定。

在谈到CMA对音乐人的帮助时，詹华认为，一个奖项所产生的影响不是短期内能够产生的，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影响力和对行业发展的正向反馈会得到呈现。

“比如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新锐的音乐人关注到奖，开始和唱工委联系，我怎么样参与到奖的报送，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内容公司或者艺人，也把这个奖变成了在他们艺人的奖项中放到很重要的位置。”詹华认为，行业需要更专业更公会类型更学院类型的奖项，完善整个评价体系，不能光有销量，不能光有受欢迎，或者光有粉丝奖，音乐行业更需要专业奖，这更稀缺。

从种种好的反馈来看，音乐行业也意识到“有”总比“没有”强。

詹华表示，“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有行业标准的奖项给我们的肯定，希望这个奖如果能坚持下去，它未来能够像海外的大奖一样，变成行业标杆。”

沉浸在怀旧情绪里新生音乐人如何“自救”

2022年被称为怀旧大年，大家集体陷在怀旧的情绪里出不来，更多机会给到老艺人或者港台艺人，新生代艺人出头的机会被大幅压缩了。

詹华认为，对于年轻受众来讲，老歌跟新歌在同一个层级上竞争。“因为以前很多老歌的质量很好，相对来讲制作、风格、旋律、歌词是现在写不出来的”。

“公平环境下面其实对于新人来讲更不公平，你本来已经够卷了，然后曲库还要跟你卷。”詹华分析道，其实现在独立音乐人拥有更多通路，举办演出是一个宣发和接触粉丝的渠道，独立音乐人能在这条渠道上进行流量转化，实现歌迷裂变和扩散，理想情况下最后达到成为职业音乐人的状态。

所以，即使是在内容极度饱和的情况下，有自己独特气质的音乐依然能够在独立音乐的市场上像野草一样生长起来。“唱片行业中的版权部分中，占大流量的很多艺人在线下是变不了现的”，詹华认为，“以前你没有被唱片公司选中，你基本上就没有戏了，就完了，但现在你还可以一点点证明自己。”

这就是新生代音乐人所面临的市场——饱和式竞争，但同时能生存下来的机会也更多了。

这个时代的新音乐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专注音乐本身比什么都重要。”詹华认为，在这个时代有许多流量出口，个别案例借助这样的机会成功了，但最重要的还是音乐人在自身能力上的养成。

在传统唱片公司里，艺人能得到从企划、文案、制作到宣发等一系列服务与支持，但在独立音乐时代，大部分独立音乐人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向上”的标准。詹华说，“如果更多专业的制作人或者厂牌能帮助一些比较优秀的独立音乐人快速成长，这其实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李辉认为，很多在平台上出现的音乐人在专业方面的加成部分，是可以交给行业去完成的部分，比如编曲审美和制作上的提升。詹华以告五人举例分析，实际上告五人的成功也得到了唱片工业的加持，在台湾传统唱片工业的体系下，艺人的打磨和完善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