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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真实的层面,大多数人都喜欢“历史”而胜过“演义”。

人人都认为历史才是真实的,演义都是作者的幻想与虚构。

与其在幻想与虚构中消磨,还不如去触摸真正的历史。

所以,我们更喜欢历史的原因,是觉得只有历史才是真实的,记载了最最真实的历史事件。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真的是真实的吗?

阴谋诡计,出于我口入于你耳,其中一人竟然还“心下大悦”?史官笔下写的言之凿凿,——你咋知道的呢。

“坏人”说出的话都是,一听就是坏的;

“好人”说出的话,句句都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仿佛一切秘密之事,在史官手里都不是秘密,连细枝末节的微表情都写的那么形象。

以前我信,现在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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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资治通鉴》关于韩非上书嬴政这一段,以及柏杨先生的评价。

——司马光写的煌煌巨著,史实史料的高峰哦。

  • 《资治通鉴》秦纪:
  •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 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 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 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 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韩 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 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 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赦 之,非已死矣。

柏杨先生的评价如下:

  • 柏杨 曰:
  • 韩非这份卖国上书,至为蹊跷。司马光跟他的编辑群,似乎在故意抹杀真相。据其他史书记载:嬴政拜读韩非的著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怨自艾说:“我能够跟这个人做朋友,死而无恨。”当李斯告诉他韩非是韩王国的王子后,嬴政遂对韩王国发动攻击,这一次侵略行动,是传奇性的,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人才。这种情形下,韩非到了咸阳,嬴政当然迫不及待地立刻接见,恐怕连撒尿的时间都无法等待。但该信语气,好像是韩非压根见不到嬴政,才哀哀上告。而且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他顶多呈上他的著作,那就够了,不可能要求会面,以韩非的智慧,不致坚持自暴其短。即令韩非要求会面,也不可能写出那种幼稚言论,提出一连串灭国保证。韩非大作《韩非子》,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钉锤,完全诉诸理性,字不虚发。而这份卖国上书,却像江湖郎中在卖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岂不低估了他的对手?《史记》不载这封信,《战国策》不但不载这封信,还指出另一桩公案(被姚贾陷害)。司马光所以如此,只是一桩政治上的小把戏。因为在现实政治上,司马光的对手王安石是一位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而韩非却是法家学派始祖。正好利用这封卖国上书,把法家丑化,使人们产生“法家就是卖国贼”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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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里还有一段赵高与胡亥的对话,如同亲历一般。赵高鼓动胡亥,杀尽其兄弟姐妹叔伯大姨,如此恶语,岂能在朝堂之上宣读?必是密室耳语。司马光是如何知道的这么详细而具体的呢?秦二世而亡是真、大起炼狱杀人也是真,但具体而微的细节,恐怕各有各的“演义”了。

  • 《资治通鉴》秦纪:
  • 夏四月,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 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 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 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 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 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 世曰:“为之奈何?”赵高曰:“陛下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 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之。 乃更为法律,务益刻深,大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鞠治之。于是公子 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逮者不可胜数。

站在后来者甚至是上帝的视角,我们看到了“果”,却站在执笔者的年代圈里去写“因”,在“因”与“果”之间,敷衍一些过程与细节。

这是历史吗,都是演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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