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3年，《中国工人通讯》发表了一篇英文新闻稿，旨在向全世界宣传中华苏维埃与中央红军，收获颇丰。

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众多国际友人及海外华侨纷纷在资金、物资、投资实业方面给予边区政府支持与援助。

许多人甚至突破封锁，亲赴陕甘宁边区参与抗战和建设，在经济、医疗卫生、新闻宣传及人才技术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这与我党正确对外宣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工人通讯》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新闻稿更是意义非凡。

可大家或许想不到，为《中国工人通讯》编写发表这篇英文新闻稿的人，竟然与明朝皇室有关，他乃明太祖朱元璋二十八世子孙！

1959年，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时，指着这位“皇室后裔”说：“他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要是早年间的话，地位比你我高多了！”

那么，这位“皇室后裔”姓甚名谁？红军早期对外宣传时，还进行了哪些重要举措呢？

图｜中华苏维埃成立旧址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与军事情况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党中央将被迫转移至湖北汉口，前途命运多舛。

至1929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出现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未曾有过的高潮。

彼时毛泽东、朱德率领刚组建不久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下，先后竟在瑞金、宁都、兴国等县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于广西百色发动起义，创建红七、红八军，活跃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开辟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

受此高涨形势鼓舞，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条件已经成熟，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政权。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31年11月7日，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大会选举产生了统一的全国苏维埃中央领导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仁不让成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属于工农民主专政国体，整体效仿苏俄的国家权力机构。

在军事方面，中华苏维埃下属的中央红军虽称不上“兵强马壮”，起码与反动派有一战之力。

由毛泽东和朱德组建的第一军团，约16,500名红军，30多挺各种型号机枪与两门山炮。

由第十一、二十、二十一军组成的闽鄂军团总人数约8000人；贺龙领导指挥的第二军团人数为8500人；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人数约1.7万人，有1300多支步枪、17挺各型机枪、6门迫击炮。

此外没有被列入红军正规编制的武装力量约1.3万余人。

截至1931年底，红军部队总人数达到54,000人。

除后勤人员外，战士的比例约占70%左右，枪支弹药充沛，还有13门迫击炮和两门山炮。

不过，反动派国民党军队人数比中央苏共红军人数多了三倍，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就更不用提了。

为此，中华苏维埃希望共产国际帮助咱们培训军事人才。

1930年6月，联共（布）和领导层会议研究决定，正式招收中国留学生进行军事培训。

从1930年至1936年间，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之所以能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相继开辟根据地，数次赢下午反动派的“围剿”作战，与许多留苏归来的各级指战员有密切的联系。

刘伯承元帅以及刘亚楼上将都曾经去苏联军事学院深造过，这些宝贵的军事人才回国之后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在武器装备方面，共产国际为中华苏维埃提供了包括药品、防毒面具、飞机，还有购买弹药装备资金等武器装备的援助。

共产国际最初希望在外蒙古国或者宁夏、新疆方向打通一条道路，给中国红军进行源源不断的物资援助。

图｜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合影，包含毛泽东、项英等人

随着红军西渡黄河，三十军迅速北进，共产国际却致电中共中央，改变了援助方向和地点，中共中央无可奈何，只得改变原定计划。

随着西路军的失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援助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

总而言之，自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至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使命结束。

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与中共中央进行了军事援助，并且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我们应当对这一点进行正面肯定。

不过在实际援助和交流过程中，苏联与共产国际也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需要进行考虑的。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次事变不仅使中国面临亡国危险，也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和警惕。

从苏联与共产国际方面而言，随着国际法西斯势力逐渐膨胀，德国、日本两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并结为盟友，对苏联在东西两条战线同时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当时的苏联政策是既要争取和援助中国抗日，达到牵制日本，同时避免正面介入对日对德战争。

基于这个态度准则，苏联与共产国际在与中共中央合作时，没有考虑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欧洲革命那一套强加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身上，导致在实际革命过程中引出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

最为关键的一点，苏联与共产国际过分重视中国工人阶级，忽略了广大的农民无产阶级。

随着毛泽东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路线，却遭到陈独秀等人反对，共产国际遇上血淋淋的教训之后，才意识到毛泽东提出的这条工作路线是行之有效的，这才及时转变战略决策。

不过，若没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大力援助，也就不会出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各地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的局面。

是否有今后的陕甘宁边区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朱元璋第二十八世孙，他第一个编写新闻稿，向海外宣传中华苏维埃

在大家的印象里，第一个向海外宣传中国革命的应当是著名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7年推出的《红星照耀中国》。

其实并非如此早，在20世纪20年代，青年毛泽东的著作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国外刊物首次发表毛泽东的著作。

西方最早介绍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是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大众》一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文内容。

《中国大众》的出版让整个西方国家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初步认识。

1934年，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

这本书的内容涵盖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三篇文章。

图｜毛泽东与斯特朗

包括我党的著名经济与理财专家陈云同志。

他在1935年9月受党中央的委托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与遵义会议情况，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革命斗争情况，陈云亲自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初发表在中国在法国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上。

与此同时，陈云还写了一本《英勇的西征》，刊登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陈云这两本小说的及时发表，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

不过，这些书籍大多重点介绍毛泽东思想与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的一些情况。

真正详细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应当是1933年，中国工农通讯社指派朱伯深，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全部翻译成英文，作为《中国工人通讯》新闻稿发往世界各国。

为何我党会把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情况翻译成英文，向海外进行宣传呢？

原因倒不复杂，从1930年至1933年间，中国红军在这三年时间得到突飞猛进的壮大发展，成功击退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多次“围剿”。

因为历史问题，苏联与西方国家一直互相不对付，绝大多数西方人士对于苏联、共产国际还有中华苏维埃持有一种“妖魔化”地看待态度，严重违背史实。

中国工农通讯社，是李立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期间，于1930年春在上海创建的，旨在加强国际宣传。

第二年春，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国工人通讯》相关工作。

1931年4月，《中国工人通讯》在德国柏林开始出版，相继有日文版、英文版、德文版三种版本。

英文版是向世界各国宣中华苏维埃以及中央红军的详细情况。

当时中共中央在海外宣传的一些新闻稿和文件中，多以“苏维埃地区拥有英国4倍多的面积”为内容，提出：中华苏维埃的权力和红军管理不可能落到“土匪”手上。

达到以正视听，而存信使的效果。

由朱伯深翻译发表的相关新闻稿，重在反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与成就。

涵盖了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形势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包括抵制帝国主义进攻与苏维埃政府的反帝运动，以及这三年来中华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实施。

图｜毛泽东与斯诺

可细分为武装民众、建设红军反革命、土地政策、文化建设等9项。

最重要的一点，向海外宣传中华苏维埃领导的中央红军在数次反“围剿”作战中取得全面胜利。

介绍中国革命发展形势，与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各方面宝贵经验。

按照这些相关政策与报告大纲，朱伯深通过扎实的英文基础，更鲜明地向海外民众反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与成就。

用事实说话，改变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及中华苏维埃运动的误解曲解，还原一个真实的赤色中华。

朱伯深甚至还详细记述了中央红军在反击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取得新的胜利，突出了如朱德、毛泽东等红军指挥官在反“围剿”作战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同时不忘提醒，由中国工人、农民组成的革命军队取得新的胜利的同时，不意味着革命民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危险将结束。

因为国内外反动势力还在联手镇压革命，所以中国工人、农民、革命军队急需所有国际无产阶级帮助。

这是《中国工人通讯》连续发出英文、日文、德文稿件的最终目的，等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就深刻认识到需要国际援助，广泛争取国际援助是战争取得胜利重要因素。

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日后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了“争取国际援助”的方针政策。

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不放弃争取外援的方针，颁布一系列法令吸引华侨投资事业，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许多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投资实业，进行资金援助，给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陕甘宁边区支援。

这些来之不易的国际援助，加速了中华民族争取全面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

且行之有效地对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扩大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

不仅为反动派的作战提供了直接帮助，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同样产生积极影响。

图｜红军召开宣誓大会

正因为有朱伯深这种心怀家国的优秀文人，才能准确翻译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与方针，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推广。

宣传工作做得好，不亚于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三、毛泽东主席：朱伯深地位比我还高

既然谈到了这位朱元璋二十八子孙，那他是如何参加革命工作的呢？

朱伯深，湖南人，生于1903年。

1927年，反动派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朱伯深的父亲朱剑凡被反动派通缉，家产遭洗劫一空。

朱剑凡带领全家避难到武汉，受到毛泽东、李富春、蔡畅等人热情接待，我党领导同志高度赞扬朱剑凡革命精神。

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朱剑凡带着朱伯深、朱叔平兄弟俩，赴江西南昌准备参加起义。

因途中遇风浪耽误了时间，故未能成行。

1929年，朱伯深跟随父亲朱剑凡在上海参加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的自由大同盟筹建工作。

1930年，朱伯深在上海参加革命互济会工作，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组织派朱伯深参加党领导的中国工农通讯社，主要担任翻译、发行和机要工作。

因工作能力突出，朱伯深被派到英文《中国论坛报》负责翻译、采访，直到该报结束刊印。

后来又派到英文《中国呼声社》工作。

这段时间内，朱伯深翻译报道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红军数次反“围剿”胜利消息，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主张。

不仅如此，朱伯深还帮助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收集翻译大量资料。

1938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武汉成立，朱伯深被选为理事兼任秘书长。

1939年，朱伯深被派往香港担任联共驻港澳军事情报小组长，长期战斗在“敌占区”。

他沉着机敏、英勇果断，完成了上级交代他的所有任务。

图｜朱剑凡

对这段时间的工作，联共（布）党给予朱伯深正面评价：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长期工作，实属不易；两次对朱伯深进行嘉奖。

1950年，朱伯深由联共（布）党正式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他被调回北京工作，继续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曾任军委联络部一局专员、对外文委党组成员、中调部科技局副局长等职。

1959年夏，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朱伯深，陪同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杜波依斯博士夫妇，前往武汉与毛泽东主席见面。

在接见杜波依斯夫妇和女作家斯特朗时，毛主席笑着指向朱伯深，向众人介绍说：“这个人身份可不简单，他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若是早年间，地位比我们所有人都高。”

众人一起高声欢笑。

当晚，毛主席特意邀请朱伯深一起留下吃便饭。

因为朱伯深与毛主席都是湖南人，桌子上摆的都是家乡风味。

席间，二人畅谈了早期合作经历，气氛较为融洽。

临近结束时，毛主席笑着举起酒杯对朱伯深道：“我们能与‘明朝皇帝后裔’共事，一同干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是不胜荣幸之至呀。”

朱伯深微笑着点头，心情轻松愉快。

其实，毛主席不仅与朱伯深有交情，与其父朱剑凡更是至交好友。（朱剑凡早年在长沙活动时，与毛泽东、蔡和森、徐特立、李富春、何叔衡、方维夏等革命义士交往甚密）

朱剑凡是革命教育家，亦为长沙周南女校创始人，向警予、蔡畅、丁玲等都是他的学生。

朱伯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少年时期就受到革命的教育与熏陶。

他们父子俩身为朱元璋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世子孙，能够毅然决然投入革命工作。

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话说：“这相当于刨自家祖坟。”

其中所遭遇的艰辛波折以及心理状况非常人能想象。

为了能更好地投身工作，朱家父子不惜贱卖祖产，一生捐献总值达111,000银元。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表彰朱剑凡对中国革命贡献，于1953年，将他的遗骨从上海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父亲的影响下，朱伯深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党的情报事业。

他的妹妹朱仲丽则嫁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同志。

结语

1980年11月，朱伯深因心脏病发作不幸逝世，享年77岁。

同一年，中央调查部作出结论，肯定朱伯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利益为重，忠心耿耿，甘当无名英雄。

他为党和人民贡献毕生精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一生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