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组在陈伯达与汪东兴的带领下首先开始批判张春桥，在这之后，张春桥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大会集中批判的对象。不过，会议风向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张春桥涉险过关，批评他的人反而被要求写检讨，承认错误。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党又召开了华北会议，主要参会人员包括华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以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其实，华北会议算是九届二中全会的延续，这次会议之后，北京军区改组，李雪峰被撤销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则成为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

谢富治早年时期曾在红四方面军战斗，主要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深受张国焘信任。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张国焘因为长征过程中执行分裂主义，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而被集中批判，谢富治也投入到批判张国焘的行列当中。因为掌握很多张国焘的秘密，谢富治批判张国焘非常有力度，入木三分。自此之后，谢富治赢得上级信任，并获得重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富治主要在西南边陲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谢富治被调到北京，此后他又接替了罗瑞卿的职务，成为公安部的第二任部长。到北京后，谢富治晋升很快，1965年晋升为副总理，成为新中国的副国级干部。

很多接触过谢富治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用现在的话来说，谢富治是个“特别会来事”的人，做人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一起共事会充分照顾每个人的情绪。不过，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情商极其高超的人，却在后续的十年浩劫时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后，谢富治是公安部部长，他居然喊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1966年8月之后，谢富治更是从部队调来了李震与施义之，并宣布对公安部进行“军管”。

1966年12月之后，公安部的大部分干部几乎都被停职，一段时间后，他们有的被关押起来，有的被下放到北大荒，还有的进入“学习班”集中学习。另外，谢富治还借此批斗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号称“公安部有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使得罗瑞卿持续受到迫害。

除此之外，谢富治还与康生勾结到一起，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谢富治与康生联手制造的。在这起案件中，谢富治设立专案组，不断迫害革命干部，安子文、刘澜涛等开国元勋都受到了谢富治的迫害，刘澜涛的妻子甚至被逼迫跳楼自杀。

华北会议之后，谢富治虽然兼任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当时他的病情已经不轻，所以北京军区的政治工作主要由第二政委纪登奎负责。1972年3月，谢富治病亡，他去世时获得的评价很高，不仅有专门的悼词，而且骨灰也被安放在八宝山。

粉碎“四人帮”后，相关部门开始调查十年浩劫期间的冤假错案，在这个过程中，查明谢富治参与了一系列迫害革命干部的行动。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也就是谢富治去世后8年，他的结局反转，不仅被撤销了悼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同时，谢富治还被开除了党籍。因为当时谢富治已经死亡多年，所以最高法做出了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