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研究】从反向流动到模式出海：中国互联网平台全球传播的转型与升维

王沛楠（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讲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于《中国编辑》2023年第1-2期

摘要：以短视频平台Tik Tok、音频社交软件StarMaker、视频直播平台BigoLive和社交游戏平台Genshin Impact（原神）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平台在全球互联网领域崭露头角，代表了中国互联网平台“模式出海”的浪潮。相较于“反向流动”语境下中国传统媒体以内容和信息为主体的出海路径，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更多聚焦于技术能力he 商业生态的输出，引发了脸书等海外互联网企业模仿与跟随。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全球传播形成了“技术-产业-内容”的全方位出海，进而推动了互联网平台成为信息基础设施和产业规则制定者这种“模式出海”的新路对于提升中国全球传播的能力，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传播新秩序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全球传播，反向流动，模式出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应当大力推动全球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多主体，立体式”这一目标对于中国全球传播的探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和跨国企业之外，互联网平台正在日益成为数字时代中国全球传播的有生力量。近几年，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出海”速度加快，以短视频平台Tik Tok、音频社交软件StarMaker、视频直播平台BigoLive、跨境电商平台Shein和社交游戏平台Genshin Impact（原神）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在海外市场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中国互联网平台大规模出海不仅拓展了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的全球影响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和产业模式带来了革新。Tik Tok和StarMaker等平台的成功引发了海外互联网巨头在技术和产品模式的跟风与模仿，Genshin Impact游戏嵌入的中国文化元素则带来了海外用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发关注与追捧。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出海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内容输出或者文化输出，而是将完整的“技术-产业-内容”模式向海外输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全球传播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数字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秩序重塑与格局再造。

全球传播中的西方中心与“反向流动”

回顾全球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跨越国境的信息与文化产品流动始终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中。少数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强大经济和技术实力主导了全球大多数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由此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传播体系并延续至今。[1]这一体系影响到了从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的不同媒介形态，为近代以来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制度和产业的基础。但少数西方国家借助这一内容生产和传播体系垄断了全球传播的话语权，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与抗争。近些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为建立一个更加平衡且多元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传播从战争时期高度政府主导的宣传模式进入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都更为多元化的环境中，达雅·屠苏（Daya Thussu）总结出了“霸权理论”、“现代化理论”等十一种主要流派。[2]虽然理论流派众多，但二战后的全球传播研究在理论关切上主要聚焦在全球范围内信息的不平衡流动上。相较于美国为主导的追求“信息自由流动”的一派，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传播走向“信息自由且平衡”的流动，反对美国利用所谓“信息自由流动”作为捍卫其全球传播领域霸权地位的修辞。[3]

马特拉在分析美国在二战后主导的“信息自由流动”理念时尖锐地指出，由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传统媒体与文化产业上的巨大差距，美国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自由鸡舍里自由的狐狸”。[4]席勒和阿明等人则从全球传播的结构性不平衡出发，强调了既有全球传播格局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和文化领域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关于自由与平衡的论辩中，包括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站在了英美两国的对立面，反对无限制的信息自由流动。这凸显了二战后英美两国在信息与媒体领域的巨大优势不仅威胁到了发展中国家，也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信息主权和全球传播自主性构成威胁。

从二战结束至今，韩国、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信息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逐渐建立起了完整的大众传播产业，还开始向周边国家甚至英美等西方国家反向输出文化和媒介产品。[5]有研究者将这一趋势概括为全球传播中的“反向流动”(contra-flow)。[6]“反向流动”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文化权力和地方性媒介生产之间博弈的过程，这种信息流动通过国家、个人和文化的身份政治得以感知，并在地方性、民族性和全球公民的身份论争中协商形成。[7]概括而言，“反向流动”基于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关注西方以外的“他国”(the rest)如何在文化产品和信息输出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国际社会角色，并且参与到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

在国际新闻领域，中国的CGTN，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异军突起，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发出声音并形成了与CNN和BBC分庭抗礼的格局；在影视娱乐领域，印度的宝莱坞（Bollywood）和尼日利亚的尼莱坞（Nollywood）初露锋芒，成为了亚洲和非洲文化圈中具有影响力的商业电影基地，生产的一系列电影在国际影坛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在流行文化领域，韩国的“韩流”（Kpop）和日本的二次元（ACGN）文化蓬勃发展，推动日韩在国际流行文化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媒介与文化产品“反向流动”趋势在不同领域落地生根，以对抗全球传播中的英美中心格局。从国际新闻到大众娱乐，“反向流动”的浪潮推动了媒介产品和信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圈层之间更加平衡且多元的流动。但是，发展中国家媒介与内容的“反向流动”主要集中于内容元素的输出，在整体的传播制度和产业模式上仍然沿袭的是西方国家划定的既有秩序和规则。因此，“反向流动”的趋势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少数西方国家对全球传播内容流动的绝对垄断，但并未能改写西方国家在技术、技术和产业模式上的主导地位。

但传播技术和形态的变迁对于全球传播的格局也在产生持续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中心与“反向流动”这一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已经不足以有效解释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互联网带来了全球传播格局和模式的重新洗牌。不同于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主导、信息流动失衡的时代背景，全球各国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了互联网平台的产业和制度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崛起和出海浪潮开始重塑数字空间中的全球传播格局与秩序。

回顾全球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跨越国境的信息与文化产品流动始终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中。少数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强大经济和技术实力主导了全球大多数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由此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传播体系并延续至今。[1]这一体系影响到了从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的不同媒介形态，为近代以来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制度和产业的基础。但少数西方国家借助这一内容生产和传播体系垄断了全球传播的话语权，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与抗争。近些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为建立一个更加平衡且多元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传播从战争时期高度政府主导的宣传模式进入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都更为多元化的环境中，达雅·屠苏（Daya Thussu）总结出了“霸权理论”、“现代化理论”等十一种主要流派。[2]虽然理论流派众多，但二战后的全球传播研究在理论关切上主要聚焦在全球范围内信息的不平衡流动上。相较于美国为主导的追求“信息自由流动”的一派，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传播走向“信息自由且平衡”的流动，反对美国利用所谓“信息自由流动”作为捍卫其全球传播领域霸权地位的修辞。[3]

马特拉在分析美国在二战后主导的“信息自由流动”理念时尖锐地指出，由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传统媒体与文化产业上的巨大差距，美国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自由鸡舍里自由的狐狸”。[4]席勒和阿明等人则从全球传播的结构性不平衡出发，强调了既有全球传播格局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和文化领域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关于自由与平衡的论辩中，包括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站在了英美两国的对立面，反对无限制的信息自由流动。这凸显了二战后英美两国在信息与媒体领域的巨大优势不仅威胁到了发展中国家，也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信息主权和全球传播自主性构成威胁。

从二战结束至今，韩国、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信息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逐渐建立起了完整的大众传播产业，还开始向周边国家甚至英美等西方国家反向输出文化和媒介产品。[5]有研究者将这一趋势概括为全球传播中的“反向流动”(contra-flow)。[6]“反向流动”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文化权力和地方性媒介生产之间博弈的过程，这种信息流动通过国家、个人和文化的身份政治得以感知，并在地方性、民族性和全球公民的身份论争中协商形成。[7]概括而言，“反向流动”基于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关注西方以外的“他国”(the rest)如何在文化产品和信息输出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国际社会角色，并且参与到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

在国际新闻领域，中国的CGTN，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异军突起，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发出声音并形成了与CNN和BBC分庭抗礼的格局；在影视娱乐领域，印度的宝莱坞（Bollywood）和尼日利亚的尼莱坞（Nollywood）初露锋芒，成为了亚洲和非洲文化圈中具有影响力的商业电影基地，生产的一系列电影在国际影坛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在流行文化领域，韩国的“韩流”（Kpop）和日本的二次元（ACGN）文化蓬勃发展，推动日韩在国际流行文化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媒介与文化产品“反向流动”趋势在不同领域落地生根，以对抗全球传播中的英美中心格局。从国际新闻到大众娱乐，“反向流动”的浪潮推动了媒介产品和信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圈层之间更加平衡且多元的流动。但是，发展中国家媒介与内容的“反向流动”主要集中于内容元素的输出，在整体的传播制度和产业模式上仍然沿袭的是西方国家划定的既有秩序和规则。因此，“反向流动”的趋势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少数西方国家对全球传播内容流动的绝对垄断，但并未能改写西方国家在技术、技术和产业模式上的主导地位。

但传播技术和形态的变迁对于全球传播的格局也在产生持续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中心与“反向流动”这一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已经不足以有效解释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互联网带来了全球传播格局和模式的重新洗牌。不同于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主导、信息流动失衡的时代背景，全球各国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了互联网平台的产业和制度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崛起和出海浪潮开始重塑数字空间中的全球传播格局与秩序。

“反向流动”语境下的中国互联网平台

借由“出海”这一形象的比喻，孙皖宁将中国的全球传播划分为“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两个并行的阶段。[8]一方面，中国的主流媒体以“借船出海”的思路大规模进军西方社交媒体，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油管（YouTube）等平台上加大投入，形成了中国声音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的广泛传播；[9]另一方面，中国还借助频道落地和建立公共外交机构等方式，打造了CGTN和孔子学院等一批对外传播的新渠道，实现了“造船出海”的目标。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战略引导下，中国主流媒体走出去作为全球反向流动趋势的一部分，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改变全球传播不平衡的格局中的努力。[10]

中国的全球传播通过出海战略推动了中国声音在不同渠道的广泛传播，但无论是“借船出海”还是“造船出海”，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国际舆论环境的挑战。无论是脸书和油管等西方社交媒体对于平台上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容进行删帖和限流，还是少数西方国家政客对于CGTN和孔子学院的落地进行政策干预和阻挠，都对中国在全球传播中的“反向流动”提出直接而现实的挑战。相比于传统媒体，中国互联网平台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出海，标志着中国全球传播的“反向流动”进入到了互联网平台主导的2.0阶段。

互联网全球传播的研究普遍认为，美国长期在全球数字媒体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以“狼牙”联盟（FAANG，包括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和Google）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不仅提供了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最为依赖的服务，还为互联网划定的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作为“美式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狼牙”联盟为美国在全球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夯实了无人敢于挑战的话语权。[11]

事实上，早期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同样受到“狼牙”联盟的影响。百度和淘宝分别被视作中国版的谷歌和亚马逊，因而中国的互联网产业长期以来一直难以摆脱“山寨版”和“复制猫”（copycat）的指责。[12]中国互联网公司直接将海外的平台产品和运营模式迁移至中国市场，进行本土化后完成在中国本土市场的落地。这里更多呈现出鲜明的“进口替代”式的产业发展逻辑。虽然中国发展出了以BAT（Baidu、Alibaba、Tencent）为代表的“蝙蝠”联盟，BAT的市值也都曾直逼“狼牙”联盟的美国互联网企业，但它的影响力始终没有跨越中国及周边的东亚文化圈。

在近几年里，以Tik Tok、StarMaker和BigoLive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的中国互联网平台逐渐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出海浪潮。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在全球数字应用Top1000的下载量占比从2011年的8%上升至2021年的14%，其提供的服务与内容在全球数字媒体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BAT最早立足于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轨迹，这些平台从创立之初就是面向海外市场设计的，目标就是借助新的技术功能和产品形态抢占海外市场。因此，这一轮中国互联网平台不再是简单的“反向流动”，更是超越了对于中国互联网平台是西方平台“复制猫”的指责，带来了全球互联网技术模式、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的全方位革新。

超越“反向流动”：中国互联网平台的模式出海

（一）技术模式：平台技术能力的出海

201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推出了面向海外市场的短视频平台Tik Tok。由于抖音在中国大陆所获得的成功，字节跳动直接将其技术和产品形态迁移到了Tik Tok上。在推出一年后，Tik Tok就陆续登上了美国、印度、德国、法国等国家App Store和Google Play等应用商店下载量的榜首，成为全球Z世代最主要的社交娱乐媒体。据统计，Tik Tok是2021年全球访问量最大的互联网平台，使得字节跳动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平台出海的代表。

事实上，Tik Tok之前全球互联网市场上已经有Socialcam和Vine等多款短视频内容平台。但Tik Tok将内容池（Content Pool）与算法偏好分发的技术引入短视频社交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交娱乐媒体平台如何实现有效的内容分发和社群连接这一脸书和推特也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Tik Tok通过鼓励用户为短视频打上标签（hashtag）标记内容主题，并结合用户个人画像和偏好为其推动可能感兴趣的短视频内容，以此实现了“内容+社交”的技术产品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Z世代社交平台信息获取的偏好。

脸书等西方媒体平台迅速感受到了Tik Tok带来的压力，试图在短视频社交平台这一领域重夺优势。但无论是脸书推出了Lasso，油管推出的Shorts，还是照片墙（Instagram）内部嵌入的短视频应用Reels，在平台页面形式和内容分发技术上都高度模仿了Tik Tok。特别是脸书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基于社交图谱（social graph）的内容分发形式，转而选择Tik Tok使用的用户个人偏好标签主导的内容分发，说明Tik Tok已经开始为这一领域划定技术标准和结构，并转而使得老牌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模仿和追随。

由此可见，Tik Tok在海外市场所获得的成功并非仅仅停留在市场规模和商业利益。Tik Tok为全球的短视频社交平台设置了新的技术标准和内容分发模式，进而引领了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视频转向和算法转向。由Tik Tok所代表的技术模式出海，是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全球传播第一次引领了数字平台产品技术形态的发展，这对于未来中国互联网企业以更为先进的技术提升平台和内容的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

（二）商业模式：平台商业生态的出海

在调查机构发布的《中国娱乐社交企业出海发展专题》报告中，以视频直播为主要功能的BigoLive和以音频社交为主要功能的StarMaker分列市场规模和营收的第二和第三位，仅次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Tik Tok。相比于Tik Tok依托平台技术模式吸引海外用户，BigoLive和StarMaker则选择以有效的商业模式在海外市场实现落地和发展。

BigoLive的母公司是中国网络直播的巨头之一欢聚传媒，旗下YY语音为代表的直播间平台是中国最早推出“秀场直播”模式的互联网平台。在出海的过程中，BigoLive基于在中国推出“秀场直播”内容模式的经验，形成了社交游戏和短视频引流，秀场直播变现的商业生态模式。虽然这一模式在中国的互联网中已经较为普及，但在海外中这一商业模式仍旧是相对空白的状态。BigoLive将这一成熟的平台商业模式迁移到海外市场并获得了成功。2022年，BigoLive已经在超过80个国家的App Store社交类下载榜中进入前10，特别是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位列最受欢迎的直播社交平台。

与BigoLive类似，StarMaker作为以K歌为主要功能，结合语音社交和直播等方式吸引用户的音视频平台，在东南亚、北美和中东等地广受欢迎。虽然此前已经有Clubhouse和Smule等西方音频社交平台占据海外市场，但它们普遍采用的是传统社交媒体平台常见的“订阅+邀请”互动模式。虽然这一模式在脸书等社交媒体的用户拓展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适合社交娱乐平台的市场规模拓展。StarMaker出海则选择了音频+社交的模式，将中国本土K歌平台的商业形态迁移至海外。通过强化社交属性和在不同音乐文化圈的深度本土化运营，StarMaker超越了欧美音频社交平台的传统商业路径，不仅为自身的出海铺平了道路，也奠定了全球互联网音频社交平台的商业模式基础。

BigoLive和StarMaker出海的成功，代表了中国互联网平台开始将本土商业模式的成功经验进行海外输出的尝试。在“互联网+”战略的引导下，中国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探索实现了快速发展，推动了互联网内容和服务的形态创新。[13]商业模式的出海帮助中国互联网平台在海外开拓了更多细分领域的蓝海，并成为特定领域的“游戏规则制定者”。除了娱乐领域之外，GrubHub开始模仿美团建立物流配送服务，WhatsApp模仿微信开发小程序，都是这种本土平台商业模式外溢的典型体现。[14]平台细分领域的商业模式出海，对于中国互联网平台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运营模式：平台内容元素的出海

在传统媒体面向海外推动“反向流动”的进程中，中国的主流媒体更多关注内容的直接落地，依赖海外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展开内容层面的输出。但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与内容之间相互分离，关于中国的文化元素更多依靠“借船出海”的逻辑附着于西方国家的内容平台上。在中国互联网平台出海的进程中，通过有效的内容运营能够使得平台与内容之间实现有效的互补，进而推动中国文化潜移默化地附着在平台上实现输出与落地。在这个领域，中国的社交游戏平台Genshin Impact（原神）探索出了运营模式出海的新路。

Genshin Impact是中国的游戏公司米哈游制作发行的一款开放世界冒险游戏，在2020年推出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登上了56个国家和地区的手机游戏收入流水榜首位，全球市场收入超过30亿美元，成为海外用户最喜爱的手机游戏。但Genshin Impact在游戏的内容运营上并未试图迎合海外用户，而是呈现出了具有东方美学特质的游戏画面的人物设定。特别是2022年Genshin Impact推出的新游戏角色“云堇”甚至引发了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传统京剧文化的自发追捧。[15]

亨利•詹金斯认为，虚构文本的各个组成元素通过多种传播渠道获得系统性的分发，以便来创造一种统一且协调的娱乐体验。[16]在Genshin Impact中，诸如中国京剧、建筑和服饰文化是嵌入在高质量的开放世界游戏设计和精美画面带来的玩家沉浸感之中的。玩家通过在Genshin Impact所设置的虚拟世界中不断探索，形成了逐步深化的情感认同，进而开始接纳甚至主动寻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由此可见，Genshin Impact出海的成功并非简单的内容出海，它更多是将内容和文化元素植入娱乐平台协同输出的结果。在手机游戏、音乐播放器等娱乐平台中有机嵌入包含中国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内容，基于平台的运营模式助推内容潜移默化地植入海外受众的认知和观念中，是Genshin Impact在海外有效输出中国文化内容的一种新路径。

模式出海：中国互联网平台全球传播的理念升维

从Tik Tok、BigoLive、StarMaker和Genshin Impact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出海正在从少数互联网企业在个别领域的异军突起逐渐转变为多元主体在各个细分领域的全面开花，从BAT时代的“进口替代”向着“出口导向”的形态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全球传播为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超越“美式全球化”路径的想象空间，引导更多国家结合本土实际推动互联网技术、产业和内容模式的创新。对于中国的全球传播而言，模式出海的兴起使得中国全球传播不再局限于内容和符号的“反向流动”，而是通过拓展互联网产业领域的空白形成技术模式、产业模式和内容模式的创新，重塑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格局与秩序。从反向流动到模式出海，代表着中国全球传播在数字时代的转型与升级。

在反向流动的语境下，全球传播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西方国家设定的路径与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以边缘力量的角色与位居全球传播网络中心的西方国家在传统媒介的路径中展开不平衡的竞争。但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渠道，移动终端和数字平台主导跨国信息与文化流动的背景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借助这一机遇实现了从反向流动到模式出海的结构性转变。这种结构性转变的核心是，全球传播的反向流动聚焦于内容层面的话语权和阐释权争夺，更多局限于媒体内容与信息的输出；模式出海超越了单纯传统媒介内容出海的路径，形成了“技术-产业-内容”全方位出海。

Tik Tok为代表的平台技术能力出海、BigoLive和StarMaker为代表的平台商业生态出海和Genshin Impact为代表的平台内容元素出海，共同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平台“模式出海”的形态，引发了西方互联网企业和用户的模仿与追随。这一系列反向的流动与输出说明，中国互联网平台已经不仅仅着力于提供服务与内容，而是进一步形成了产品和商业模式的输出，在经历了Web2.0时代对脸书为代表的“狼牙联盟”的模仿与学习过程后，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的Web3.0时代语境下开始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规则制定者。

虽然共同归属于“走出去”的全球传播进程，但数字媒体时代的“模式出海”相比传统媒体时代的“反向流动”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反向流动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话语突围的话语权之争，那么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模式出海则标志着全球传播在互联网平台的领域的游戏规则面临重构。作为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平台媒体在全球传播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模式出海打破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构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的延续，推动了全球传播在理论层面上的“平台世界主义”具备了实践落地的可能性。[17]

因此，未来中国的全球传播可以立足于平台模式出海的实践，鼓励和扶持更多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与产品创新，推动中国不同细分领域的中国互联网平台走出去。通过扶持中国互联网平台出海，培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数字平台成为连接用户与其他社会要素的信息基础设施，改写“狼牙”联盟对于全球互联网制度与模式的把持，对于提升中国全球传播的能力，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传播新秩序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SCHILLER H.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71.

[2] THUSSU D. K.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3] MASMOUDI M.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9(2).

[4] MATTELART A. Mapping world communication: War, Progress, Cultur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5] 潘慧琪. 不平等的世界传播结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溯源. 新闻界, 2017(12).

[6] THUSSU D K.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7] KAVOORI A P. Thinking through contra-flows: perspectives from post-colonial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THUSSU D (eds).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8] SUN W. Slow boat from China: public discourses behind the ‘going global’media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5 (4).

[9] 刘滢. 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社交媒体策略——以新华社在海外社交网站的传播为例. 对外传播, 2016(01).

[10] STRAUBHAAR J. BRICS as emerging cultural and media powers. NORDENSTRENG K, THUSSU D K (eds). Mapping BRICS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1] 王沛楠, 史安斌. 2022年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六大热点议题的分析.新闻记者, 2022(01)

[12] GILARDI F, WHITE A, CHEN Z T et al. From copycat to copyr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mend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nline video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22(6).

[13] KEANE M. Internet+ China: Unleashing the innovative nation strate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2016(2)

[14] FLORA L. How US Tech Giants Copy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artner.com/en/marketing/insights/daily-insights/how-us-tech-giants-copy-china

[15] 郑天仪, 曲茹. “游戏出海”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以国产游戏角色“云堇”为案例. 对外传播, 2022(04).

[16] 亨利•詹金斯.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7] 史安斌, 童桐. 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升维. 跨文化传播研究,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