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因没能履行1100万捐赠承诺，90后投资人吴幽被母校中国矿业大学基金会告上法庭，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在引发舆论声浪后，当事人吴幽于近日发文对此事来龙去脉进行回应。吴幽称，在2019年校庆之前，他通过一位校友的介绍，与母校基金会的成员相识。校方提出110周年校庆之际，作为校友能否回馈母校，做一些支持。
“起初学校基金会建议，10年500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太大了，赶上110周年，定了1100万这个数字。”吴幽称，起先他向校方提出，是否可以捐赠当时价值1100万人民币的比特币给母校，学校说没法接收比特币，数字货币也没法作为捐赠量化的标准。于是，其决定捐赠1100万人民币给学校，并在2019年校庆前夕到学校签订了协议。
在吴幽的发文中称，后来经济大环境，包括其本人管理的基金，遇到了很多困难，希望变更捐赠方式，但母校拒绝了此提议。在矿大起诉后，吴幽成了老赖，无法乘坐高铁出行。
舆论场上，有人将此事定义为逼捐和诈捐展开讨论，一场原本校友捐赠回报高校的佳话蒙上了现实主义色彩。
校友捐赠近年来被舆论喜闻乐见，每逢校庆，杰出校友给母校大额捐款，不仅增添喜气，也传为美谈。
2010年，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先向研究生母校耶鲁捐赠888万美元。2017年，张磊再向本科母校人民大学捐赠3亿。举手之间尽显投资大佬的豪气和大局观。
作为张磊最熟悉的创业者，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也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了3000万，资助给母校的贫困学子。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段永平虽然长期居住在国外，但在给母校捐赠上毫不吝啬，2022年5月，正值浙江大学125周年校庆之际，段永平捐赠了1.7亿元，用于提升浙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离创新创富最近的行业，创投圈的知名校友捐赠事件屡见不鲜，成为舆论场上颇有流量效应的新闻话题。
创投行业讲究风险收益，成功校友捐赠除了获得舆论流量和个人声名，捐赠行为本身也能激励年轻一代的校友们的创新创业热情。
以投资收益来看，杆杠效率明显。对高校基金会而言，既募集了优质可观的资金，也能带动其他校友争先效仿。
这种互相成就，相得益彰的合作方式，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舆论都乐见其成，毕竟能凸显社会良好风气。
事实上，通过校友捐赠募资的“校友圈经济”一直是高校构建产学研生态和多元化筹资办学的重要模式。
但佳话背后往往都是现实利益的考量，在当下的高校捐赠生态中，杰出的成功校友不仅是母校的招生招牌，还成了高校运作资金的指定出资人。校友在高校面前，人情往来的互动之外，多出了一份社会层面的压力。
在诸如斯坦福、耶鲁、哈佛等世界名校的办学经费来源中，校友捐赠和校友年度捐款是重要构成。在这些世界级常青藤高校，校友捐赠早就行成了一种完善的校友捐赠文化。
2021年，知名80后科技创业者扎克伯格夫妇向哈佛大学捐款5亿美元，用于自然和人工智能研究。在此次捐赠之前，扎克伯格夫妇已经向哈佛捐了4200万美元。
不仅是对母校的捐赠，在捐赠文化发达的欧美国家，社会名人与高校间的捐赠行为也颇为常见。
以乐于公益闻名的盖茨夫妇及其基金会在过去20年里给华盛顿大学总共捐赠了12.5亿美元。而华盛顿大学有史以来的单笔最大捐款也来自盖茨基金：2.79亿美元。
高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向校友开放募资通道本身无可厚非，但这个模式却在运行中跑了偏，变了味。公益之举变成了商业意味浓郁的对话，有位创业成功后给母校捐款1000万的创业者发文调侃称：“能和母校链接，全靠我捐钱”。
从吴幽发文的事件经历来看，年轻的90后享受了媒体和母校给以的高光下，不乏有虚荣心作祟，低估了捐赠额有可能无法兑现的风险。
而矿大则赤裸裸展示了高校机构对利益的驱逐和向往。这场“校友图名，母校图利”的捐赠风波尴尬地暴露了高校和校友间的利益勾兑，底色并不温情。
不过，经历这场捐赠舆论的发酵，更多人对母校捐赠多了一些清醒，在日后的捐赠行为中势必会更谨慎。但可贵的是，这位年轻的90后表现出了对诺言的履行意志。希望这次风波能让各方引以为戒，推动高校和校友间建立更良性理性的沟通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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