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央视网谈的孔乙己文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热议中，两个层面的观点分野呈现出来：
第一个层面是情绪化的层面，潜台词是“读书人就有点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你看得惯吗？”
孔乙己只能站着喝酒了（读书未能改变命运），还要穿着长衫，还要之乎者也，还要排出大钱，还要好为人师地普及茴字的四种写法，这种作派，是否该被反对？
第二个层面是人生路径选择的层面。
人读了书却没有兑现功利价值，是否应该脱去长衫，倒空文化人那些无用之学，变成随时准备“勤劳、实践”的短衣客，将自己变更为没有冗余精神的社会工具人？
这两个层面，在当代会演变为“高学历是否该从自设的高台上跳下来”以及“不成功的知识分子是否还应该追求精神独特性”这两个问题。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中学老师为“学历与能力”的论文而犯愁，甚至求助于我爹——那个县城里数得着的笔杆子。
老爹懂得在辩证法中站稳立场，结论也便只剩下“既要又要”：既要提高学历，又要提高能力；理论结合实践，学术归于教育实际，等等。
当时的很多教育单位内部，其实存在着路线之争，是否允许一些学历高的人弯道超车，跳出“教学经验”的资历比拼？吃了一肚子粉笔灰的人，就该比喝了一肚子墨水的人低等吗？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狂飙》，其中的曹闯这一角色，也困在了“如何面对长衫”的问题上。曹闯本来是从基层上来的民警，一直出生入死在一线奋战，快要老了，单位开始看学历，长衫们实实在在抢了他的发展机会。他想挪挪屁股，无奈孟局长没有提拔之意，还提醒他出身低微这一硬伤。
曹闯投靠赵立冬，心中满满的都是“短衣帮”的愤懑。
令我想不到的是，30年后，类似“知识和实践”、知识分子该怎样结合劳动、要不要瞧得上学历等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也许在思想领域，那一片嘈杂，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声音。
在外交学院读研时，有一次上小课，教法语的高老师也给几个大概率进入外交部工作的同学提了个醒：你们刚参加工作时，会发现，玩打印机、买飞机票、日常接待这些事情，司机比你们明白地多，但是，不要妄自菲薄，你们今天在课上学的知识，终有一天有用武之地。那些事务性的工作，你们三个月就搞清了，但你们能搞清的问题，有些人一辈子也搞不清。
高学历年轻人职业生涯初期，注定要遭受来自短衣帮的暴击，挺不住，你就要成为一个脱去长衫的人，去跟短衣帮拼力气，悄然埋没那点知识带来的自尊心。
学知识会不会学傻？是否要给知识分子当头一棒，打掉他们的尊严，扒下他们的长衫？读书人那种莫名其妙有点“了不起”的样子，你到底看得惯还是看不惯？
（二）
即便回到《孔乙己》这个文本，鲁迅笔下的这个迂腐的读书人，仍是一个苦人和弱者，不是恶人；作品真正的悲剧效果来自于众人的哄笑以及无视，是麻木和冷酷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个人的悲剧。他脱不脱长衫，都要忍受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是否允许他穿着长衫，代表着这个社会是否愿意为他保留一点起码的善意。
小说中“长衫”的含义是非常多的，读书人的尊严，对旧秩序的留恋，等等，但最直接的一个含义，无非是：“长衫”人不像“短衣帮”那样，是一副为劳作而生的打扮，一副随时准备撸起袖子卖体力的样子。
这就麻烦了，有些人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个。其实，咸亨酒店的所有站着喝酒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耗材，但是，大家更能接受的是：你做耗材的模样，最好和我一样。
在“学而优则仕”的旧玩法中，孔乙己毫无疑问是个失败者，但我们也从来没看到，孔乙己有对权力的贪欲，他要的，大概只是一点点能证明自己是读书人的象征符号。
他读过书，只是没有兑现价值。如果按照功利的视角，读书是手段，豪横是目的。现实的挫败之下，他只想保留一点“读过书”的身份特征，以及聊以自慰的小傲娇。
孔乙己身材长大，是下力气的好胚子，如果他不读书，可能就是骆驼祥子。那你凭什么不当祥子呢？
现实中，211毕业生自嘲为“废物”的新闻余温尚存，211毕业两年后成为“无业游民”的例子就在身边。
“脱去长衫”，不仅是脱去一件衣服，还是从精神上褪去“知识改变命运”的妄想，更是从此改变自己的技能分配点，改变自己未来的耗材类型，接受自己用最宝贵青春凝成的优势成为“沉没成本”。
文化人的优势和困境，系于同一个事物：平台。你找不到平台，辛辛苦苦学到的东西，就成了“屠龙之术”，连龙都找不到，那把刀也需要脱掉无用的刀鞘，去砍排骨剁猪肉；从那把刀沾上肥油的那一刻，它再也屠不了龙。
官媒给出的建议似乎很简单：去实践啊，去劳动啊。这个建议，只对无肉糜可食的人有效。现实是，在生存的压力下，没有多少人真的拒绝劳动；有资本拒绝劳动的，甚至没必要读书与穿长衫，他们可以买无数茴香豆，却不需要学会任何一种写法。
苦读，很多时候是底层人寻求改变命运的一次长周期风险投资，选定一个极其具体的方向去投入时间精力，这种投资的长期性，常常无法适应迅疾的社会变革与技能迭代。
小说中的孔乙己，非常不幸地卡在了对自己最不利的时代节点上，1906年，在历史上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画上句号，千年大变局被赶上了，时代的一粒灰，压在了孔乙己身上，变成了一座山。
要孔乙己从读书的第一天就看到这场变革，实在是强人所难。让孔乙己迅速从他以为的“社会承诺”中走出来，就是对他自己多年建设的内心秩序进行强拆。
他困在了长衫里，本质上是困在了曾经被允诺的一种秩序里。关于教育的允诺已然破碎，“做自己”还是“做工具”就成为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他“窃书”而不是偷钱，长期保持着不赊账的自尊，被新旧资本（何家、丁举人）吊打，毫无还手之力。他无助与“小装”并存，成为所有人快乐的来源。
是啊，在咸亨酒店站着喝酒的，哪有容易的？看到那个一直的异类更不容易，岂不快哉？
（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对脱不下长衫的可怜人一点宽容。
穿长衫的人，道德底线整体上高一点，在无奈中作出的道德滑落，经人略一提及，便会“涨红了脸”。长衫所代表的“知耻心”，已经是一种稀缺的美德。
若还能勉强活下去，他们穿着长衫，便尽可能不去危害社会。他们艰难地穿着长衫，是存在着一丝希望和自尊，看自己是否还有机会融入到他们曾经被允诺的社会拼图里。
现实中，“持守的道德自律”和“放不下的身段”，常常混淆在一起，共同成为被嘲讽的内容。
那个自嘲为无业游民的211毕业生，最后的呼吁，不是“我应该升官发财”，而是，我需要一个机会。
法国电影《刺猬的优雅》中，那个门房荷妮太太，按照社会的刻板印象，装出一副粗俗蛮横的老妇女形象；关上门，她会嚼着黑巧克力，从满屋的藏书中找出自己的挚爱，如痴如醉地阅读。
黑巧克力和书，就是荷妮太太的长衫。她无法拒绝成为社会的工具，她需要以“刺猬”的形象示人；她还需要一个封闭的心灵空间，穿上长衫，沉浸在“做自己”的享受里。电影中说，如果大家都知道门房太太内心优雅，她会失去这份工作（给富人们服务），一旦被人认为“心气颇高”，当一个工具人就是危险的。
她只是伪装成工具人的优雅女性。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孔乙己坚持穿着长衫示人，荷妮却只把长衫穿给自己。
脱去长衫，如果是痛苦和困难的，那就说明是长在心里，融入血液的。如果脱去长衫非常容易，那就证明了长衫之内无灵魂。
在资本看来，灵魂是一个危险的东西。福特说，我只是想雇佣一双手，为什么却来了一个人？随时可以调用和抛弃的“短衣帮”，最符合资本的需求，打压长衫的执念，永远是他们的必修课。
自然，我们会给出另一种解释，劳动无贵贱，与其困在长衫的枷锁里，不如俯身投入眼下的生存之路。
如果真正在每一个社会角落里落实了“劳动无贵贱”，这个建议就是对的；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社会的阶梯还是固化和分层的，那这个建议本质上就是要长衫们投入第二次无法预知的洪流。他们曾经信奉的第一次社会允诺已经成为泡影，现在，来第二次吧。
（四）
谈长衫，就不能绕开“短衣”，一味地为长衫说话，终究是对短衣的漠视。
小说《孔乙己》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从社会属性上，孔乙己跟短衣已经是同一阶层；从思想和行为上，两者却泾渭分明，甚至短衣会抱有一点点恶意和冷漠。
他们都是命中注定的草芥，他们都是被后天筛选后的弱者，他们都是鲁镇啃不上白菜的土猪，他们生来就是溪流而非高山，他们是长期被群峰俯视的沟壑。凌晨六点的鲁镇，真的很黑，但六尺长的长衫，真的很扎眼。
站着喝酒的长衫，无非是进行了一次失败的“长择”，站着喝酒的短衣，只是一直在进行看不出明显失败的“短择”。
大量长衫“沦为”短衣，只是充实了短衣的队伍，却无法提升短衣的地位，这只是一次“负和博弈”，总效益为负数；大量短衣，无论从地位还是精神上穿不上长衫，才是最大的问题。
都是站着喝酒，短衣何必为难长衫。
让孔乙己们一直穿着长衫吧，他们经过多年的心理建设，已经变得无害而可悲，让他们保有一点期待奇迹的希望，让他们略有保障地活着，沾沾自喜地思考，继续他们可能还会失败的长择，整体上是好的。
我们最近常在谈“卡脖子”的问题。被“卡脖子”，不是因为短衣不够，而是对长衫的容错率太低。长衫之路，注定会有大量的试错，也只有在大量试错的基础上，少数幸运的长衫才可以改变短衣的命运。
燃料再多，发动机不够，也无法实现跃升。
大洋彼岸，那个一年就能读完大学的神童，号称要读三个博士学位，还要试试竞选总统，没人去责怪他，为啥不去学种地。
让长衫们等等，让长衫们试试，让长衫们接纳失败，别急着剥去他们的长衫，如果真的困在长衫里了，别让他们贸然往下跳，让他们通过自己学过的东西，建设自己的内心。
让他们站着喝酒，跟草芥、沟壑、溪流一起，穿着长衫，讲讲茴字的写法，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希望。
电视剧《狂飙》中，真正害了曹闯的，不是那些高学历的同事，而是京海的生态。
在单位里，要学历和要能力的都没错，只要不是戴璐陈枢式上位，又有何不可。
让孔乙己体面地穿着长衫，从前做不到，那是一种可悲；今天若能做到，便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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