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精神生命日趋荒芜，终极关怀的“生命诗意”更难以谈起。现代人精神生命的荒芜集中地体现为人们的物质享乐主义、在对象化的自然认识与改造中忘却存在的价值与信仰追求以及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从而导致人们生活在虚幻缥缈的无根的世界中。

现代社会已经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数字化、信息化的社会生活向人们展现了其极具诱惑力的广阔前景。

现代人利用科技不仅探测遥不可及的宇宙星系，可以深入到微观世界，深入到构成物质的微小粒子内部，而且，还帮助我们通过现代实验这种带有暴力性质的方法“逼迫自然说出自己的秘密”，以更好地控制自然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服务。

所以盖伦给科学技术的定义是“人类由于认出自然的性质和规律，以便利用它们和控制它们，从而使自然能为人类自身利益服务而具有的各种能力和手段”。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具有如此巨大的成功，使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的核心，波斯曼由此指出：“我们在利用技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允许它抽空我们文化的精髓和智慧。我们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使我们用量化计算取代质的评判、用技术手段取代真正的人类目的，并最终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除了技术意义之外，别无所有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现代人已经失去了面向自我省思的冲动，因为现代人的所有注意力都已经被现代科技牢牢抓住。即使想返观自身，也是以现代科技所规定好的方式去返观，即把人当作一个科学研究与实验的对象，把人当作自然的、物质的存在。而人的那些无法用现代科技量化的思想和精神，在现代科技的度量衡面前都显得没有任何价值，都如敝履般地被丢弃了。

同时，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人们在走出泛政治化的社会模式，走向经济化社会之时，由于缺乏应有的文化传承和新的文化启蒙，人们在瞬间发展的物质利益面前所表现的只是惊叹与迷失，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前提下，贪婪地追求着生理的低级需要，享受着由时尚技术产品及其带来的瞬间满足、感官刺激和巅峰体验，自我放纵、游戏人生。“它（新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导致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技术崇拜’，孕育着技术享乐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在现代技术文明之中，人们的生活不断趋向于浮躁化，他们在思量着“投机取巧”中寻求低级需要的满足，社会生活表现出享乐化倾向。这种享乐化伴随着人们对科技的高度依赖与崇拜，就衍生出极端的技术享乐主义，人完全处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在数字产品面前，鲜活、立体的人完全沦丧为受动的精神冷漠的行尸走肉，人的主体极度迷茫，找不着自己，在“流动”的变化和忙碌中被彻底淹没。

人们无暇追溯过去，也无法展开未来，更无暇去对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进行冥思。现代社会的人们，为什么在伴随科技进步中所带来的在物质产品上的日益充盈与丰满，而精神上却日趋匮乏与荒芜？人们在物质享受中忘却价值的关照与追求？这是与现代科技发展、人们在对象化的认识与改造活动中所形成的独断理性主义密切相关。

因为独断理性主义必然会躺在“进步”的温床上乐观地看待人与自然所发生的一切，也只能在理性的视阈内去看待一切，忘却理性之外的异质性和科学的多样性，对理性本身也缺乏多样性的运行方式，其必然结果就是人的价值的虚无化，除了“拜物教”以外别无信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更无从谈起。

几乎所有的现代人都在为物质财富而奔忙，正如奥诺德所说，“将自己的心仅仅放在物质追求上的人总是匆匆忙忙”，在时间的流变中，人仅仅在繁忙中享受着忙碌的生活，没有昨天的追思，更没有在心灵上对未来可能的去向进行反思。人类的火车头在充满理性的动力作用下，在荒芜的田野间疯狂地奔驰，具体驶向何方，却无人问津，或许就根本迷失了方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症结的典型表现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与断裂，人们在关注事实、探究事实的过程中，忘却对价值的关怀，或者对存在的本体价值肢解的支离破碎。

正如学者罗朝慧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追求生活世界的必然性、确定性、客观有效性知识的同时，人本身却随科学技术文明所强化的行业分工和官僚层级结构而分裂了，人的行动、职责、任务与道德、情感、责任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而分裂，特别是人的行动，以共同体、组织乃至民族的使命、职责和权威为中介，与自己的行动后果分离开来，道德责任成了与一个人相隔遥远的、漂浮不定的东西，从而增加了社会的残酷与冷漠”。

也就是说，人们在强化追逐外在的物质与欲望满足中，弱化对内在价值性旨归的反思与提炼，忘却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导致真理与德行、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人们就是在“得过且过”中极力追求现在每一天的享受，致使个体成为无价值实体的“空壳”的存在，使饱满的人失去精神的“诗意”而扁平化，人的精神荒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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