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命对共在意识的缺乏，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生命的风险与日俱增。社会生命的风险性集中表现为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缺乏和谐，心理压力不断增大，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网络文化干预人们的自然生存等方面。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生命与理性受到格外重视，人的欲望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人的欲望的态度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指出：“19世纪中叶宗教权威的破产引发了向着松弛方向的心理转变。结果是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化——承接了同魔鬼（指人的欲望）打交道的任务，可它不像宗教那样去驯服魔鬼，而是以世俗文化的姿态去拥抱、发掘、钻研它，逐渐视其为创造的源泉。”人的欲望此刻已被用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
特别是当资本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时，人的欲望的经济工具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本能的欲望变成了膨胀无限的欲求，由此，“传统社会的禁欲主义转向了现代社会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人的生命成为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实现的对象，或者说人的生命存续并非按人——一种超越于物质有限而进入精神无限的行为要求来进行，而是按现代文化即一种欲求文化来进行。刺激消费、超前开销、时尚时髦等无不体现着现代文化对人的生命存续的一种异化。”
现代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忘却自身的存在，从而被物欲所促逼，人们在片面化、单面化、原子化中一边是外在物质的丰富、充盈与竞争，一边是内在心灵的空虚、焦虑与浮躁。人们在社会行为中的外在表现是人际关系紧张，而内在却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笔者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群体中有88.04%的人认为具有来自经济、学习、家庭、情感等方面的压力，心理处于紧张状态。
正如学者贾英健所言：“因为人们在不同生活之间的‘比较’引发心理失衡、行为失范，还表现为人的信仰缺失、信念崩溃、精神空虚而诱发的各种犯罪，以及由于人的社会流变性而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人际交往约束力下降，最后表现为人对物欲的诉求，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带有物质利益的烙印，而且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浮躁、自我价值的迷失和‘符号消费’的社会角色认同”。
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斯·贝克（Ulrich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等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自然的社会化发展，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以致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面临不可抗拒的生存威胁，人类正悄悄从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这种社会风险又具有典型的社会性特征。因为与传统社会不同，人类在风险社会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不是指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自然风险，而是由于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生态危机、核威胁、温室效应等风险，所以这种风险是一种人为的社会风险。
当代社会完全是一个“技术社会”。但是，技术的高度化发展，一方面往往会造成人类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并由此将人类生存拖入高度风险化的境地，正如吉登斯所指出：“技术进步表现为积极力量，但它并不总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问题紧密相关”；另一方面，解决对技术的高度依赖又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实现。
然而，这又往往会对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同样，现代信息网络空间的出现，人们穿梭于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之间，从而使现代人的生存呈现出空间的风险性。网络空间的出现是人类生活的一大飞跃，但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给人的生存空间带来更多的风险性。因为人们往往在对电脑虚拟空间过分依赖中忘却自我，人已经成为技术规定的对象，电脑在人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驾驭着本该是属人的自由的本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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