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吉林边陲的农村插队落户的时间虽然不长,可那段知青岁月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朝鲜族小山村里那位漂亮的朝鲜族姑娘,至今我还非常想念她,她就像镌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永远难以忘记。
当年我插队落户在吉林边陲的一个朝鲜族小山村,那里虽然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可那里的乡亲们都很淳朴善良,特别是朝鲜族姑娘,能歌善舞爱说爱笑,一个比一个漂亮。我们生产队有一位叫英淑的朝鲜族姑娘,特别漂亮,她不光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照顾,她还成了我青春年华里最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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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初,在那个春暖花开、春雨绵绵的季节里,我和同学们一起在彭浦车站坐上了北上的列车。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历时三天三夜,我们上百名上海知青来到了吉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当时叫延吉县,也就是现在的龙井市。
在小县城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们又乘坐大卡车沿着一条简易公路来到了智新公社,后来又跟着拉行李的牛车来到了一个小山村—长台八队,我们九名上海知青就插队落户在长台八队。
长台八队一共就有二十几户人家,总人口还不到一百人。全生产队只有三户汉族,其余的都是朝鲜族人家。因为当时队里没有供我们上海知青一起居住的场所,大家只好分散开临时借住在老乡家里。
八队的队长姓金,叫金成国,是朝鲜族。金队长当年四十岁左右,对我们前来插队落户的知青非常热情,他看我背着大包小包,还有一个大木箱子,就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到我家去可以吗?”
看金队长很友善很和蔼,我就笑着回答:“我叫刘培根,我听从队长的安排。”
就这样,我住在了金队长家,和金队长家的儿子住在了最西边的一间草房子里。
金队长家四口人,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是老大,叫金英淑,比我大一岁,长得特别漂亮,金队长让我叫她努娜(姐姐)。金队长的儿子叫金哲,比我小一岁,金队长让我叫他董贤(弟弟)。金队长的媳妇特别热情也特别善良,真的像妈妈一样,金队长让我称呼她玛大迈(应该是大娘或婶子的意思)。
借住在金队长家,我也和金队长一家人一起吃饭。长台大队的自然条件不是很好,耕地基本都是旱田,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一日三餐基本就是玉米碴子高粱米饭,再就是玉米糊糊窝窝头,也有贴饼子吃的。三天两天能吃一顿菜就不错了,天天吃咸菜。
每天吃饭的时候,我和金队长还有金哲弟弟三个人坐在炕桌上一起吃饭,玛大迈(金队长的媳妇)和英淑姐姐在灶台那边吃饭。每顿饭都是英淑姐姐端给我们吃,根本就不用我动手端饭,更不用我盛饭。当然,金队长和金哲弟弟也不用自己盛饭端饭。后来我才知道,朝鲜族家庭基本都是这样,女人不和男人同桌吃饭,男人从不刷锅洗碗。
吃完饭,也不用我收拾碗筷,更不用我刷锅洗碗。顿顿都是饭来张口,这样的生活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也觉得对不起玛大迈和英淑姐姐。每次我对玛大迈表示感谢和歉意时,淳朴善良的玛大迈都会笑着说上一句:“依拉少(没关系),依拉少。”
边陲4月上旬的天气乍暖还寒,山间田野随处都能见到未融化的残雪,当时还处在春季农闲时节。队里虽然还没有要紧的农活,可金队长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不是上山打柴,就是去林子里套兔子,每天早晚金队长都会去队部和牛棚里转一圈,还要到社员家中去看看借住在那里的知青们,生产队的大事小情,金队长都挂在心上。
来到长台大队的第三天,我就扛着扁担跟金队去沟南打柴了。那天去打柴,还有了意外收获,金队长下在林子里的套子套住了一只挺大的野兔子。挑着柴回家的路上,我不小心滑倒了,一根树枝在我额头划了一道小口子,当时就流血了。金队长掏出他的旱烟袋子,捏了一捏旱烟按在了流血的伤口上,还安慰我说:“过两天就好了,走路要小心,有冰的地方躲着走。”
第一次去打柴,刚进林子时满心欢喜和好奇,回到家才感觉到双腿发软肩膀生疼,累的我连饭都不想吃了。玛大迈和英淑姐姐看我的额头受伤了,她们很心痛,英淑姐姐还跑到大队卫生所(好几里路远),要来了药棉,帮我给伤口消毒。
那天吃过晚饭,英淑姐姐又把我的棉鞋拿到灶坑里,帮我烤干,还把垫在鞋里的鞋垫拿出来烤干用双手搓揉软了又重新放回鞋里,看到那一幕,我的眼睛都湿润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感动。
之后的日子里,晚饭后的空闲时间,金队长一家人就会围着我问这问那,问我上海有海吗?还问我上海的楼有多高?问得最多的还是英淑姐姐,她连上海人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都问,还问我上海也有火炕吗?有时我也不知怎样回答正确,就笑着说:“姐姐,等以后有机会,我请你们去上海看看。”
虽然我只是一句客套话,英淑姐姐却放到了心上,她还问我坐火车几天才能到上海,车票要花多少钱。
到了4月下旬,天气逐渐转暖,除了林子里和背阴处,其他地方的冰雪基本都融化了,春耕备耕生产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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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生产劳动那几天,金队长对我们上海来的知青特别照顾,给我们安排轻松的农活,社员们挑粪,让我们装筐,社员们拉车,让我们赶牛。乡亲们也很关心爱护我们,没有人嫌弃我们不会干农活,队长给我们评高工分,乡亲们也没意见,大家都说人家大城市里的孩子来咱这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咱咋能亏待人家。
每天出工劳动的时候,英淑姐姐都会叫上我和金哲弟弟一起出家门,她还嘱咐我刚参加生产劳动不要着急,慢慢习惯了也就感觉不到累了。英淑姐姐还说,她刚参加生产劳动时也是感觉很累,慢慢也就习惯了。
下午收工后,有时我会和同学们聊一会,英淑姐姐就喊我:“培根弟弟,回家吃饭啦。”每天收工后英淑姐姐都会和我一起回家,她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让我心里很温暖,也让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同学们羡慕不已。
当年初冬,队里为我们盖了三间房子,成立了知青集体户,我们都搬到集体户吃住了。我搬家那天,英淑姐姐流泪了,她抹着眼泪说:“培根弟弟,我真舍不得你搬走……”
我们搬到知青集体户没几天,英淑姐姐就到集体户来找我,看到我就说:“培根弟弟,阿莫妮(妈妈)说想你了,让你回家去吃晚饭。”
回家吃饭,多么亲切多么温暖的感觉,身在异乡,有人喊你回家吃饭,你心里也会倍感温暖的。
那天从金队长家吃饭回来,一名叫张东岳的男知青非常羡慕地对我说:“刘培根,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喜欢你,你可真有福气……”
第二年春天,我让上海乡下的亲戚寄来了好几种蔬菜种子,改善了乡亲们吃菜难的问题,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我还主动教乡亲们学习汉族文字,也得到了乡亲们赞扬。
1970年冬季,我参加了征兵体检,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光荣入伍,我成了第一个离开长台八队的插队知青。
离开长台的头一天中午,金队长杀了他家一只大公鸡,买来了瓶装白酒为我饯行。那天英淑姐姐哭了,她哽咽着嘱咐我说:“培根弟弟,到了部队好好干,听党的话,要照顾好自己……”英淑姐姐还跟我提了一个小要求,她说想要一颗红五星……
带着对第二故乡的留恋,带着对金队长一家人的不舍,带着对英淑姐姐的牵挂和美好祝愿,我离开了长台大队,踏入了军营。
三年后,我寄给了英淑姐姐一枚红五星,还有一身军服和一件棉大衣。英淑姐姐回信说,她已经嫁人了,嫁给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崔龙基。得知英淑姐姐嫁人的消息,我流泪了,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我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心疼,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2005年初冬,得知金队长生病住院的消息,我因为工作忙,没能回东北看望老队长,只给他寄去了两千块钱。不久老队长就去世了,老队长的去世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没能兑现让老队长到上海看看的承诺,我为此愧疚至今。
目前,金英淑姐姐还生活在延边,但她早就搬到延吉生活了。我多次邀请英淑姐姐携家人到上海游玩,姐姐每次都答应,可至今还没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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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延边五十多年了,我再也没回过延边,延边的英淑姐姐,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牵挂和思念。当年姐姐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我终生难忘,老队长一家的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前两年我就很想回第二故乡看看,因为疫情,一直未能成行。现在疫情总算结束了,我计划五一节前后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看望我心中那位最漂亮的朝鲜族姑娘—我终生难忘的英淑姐姐。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刘培根先生口述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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