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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杂交水稻试种大获成功，但在制种推广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寸步难行。

袁隆平与湖南农科院革委副主任陈洪新商量决定，让陈洪新赶紧去北京找华国锋帮忙。

当时国家经济极度困难，但华国锋听说是杂交水稻遇到了困难，二话不说拨出150万元，帮助袁隆平等人渡过难关。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华国锋第一次关注杂交水稻的研发了。

那么袁隆平研发推广杂交水稻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华国锋在其中又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中国青年挑战学术迷信

1949年，人民政权得以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但在之前几十年的枪炮声中，中国的工农业基础被摧毁殆尽，百姓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

这一年，一个年轻人也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他刚刚完成中学学业，正面临大学主修学科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抉择。

这个年轻人叫袁隆平，当他告诉父母自己决定学习农业时，父母都吃了一惊。

袁隆平成长在书香门第，自小德智体兼优，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教师，无论继承哪一方的职业，凭着自己的才能和父母的护佑，都能做到衣食无忧。

当时人看来，学习就是为了摆脱底层劳苦，学农业是白白辜负了十数年的寒窗苦读，回头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但袁隆平不是这样想的，从出生起他就随父母辗转北平、重庆、武汉等全国七八个地方。不同的环境，相同的惨状，每到一处，眼中都是土地荒芜、饿殍遍地的景象。

饥饿、贫困一次次冲击着他的心灵，他觉得应该改变这一切。落后的农业水平是造成饥饿和贫困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发展农业迫在眉睫。

好在袁隆平的父母额外的开明，对于袁隆平的选择没有过多地阻止。就这样袁隆平顺利地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后来转入西南农学院。

这期间全国上下都在抗美援朝，受爱国热情感召，袁隆平决定应征入伍，成为一名飞行员。

征兵干部一来到学校就了解到，袁隆平是一名品学兼优的青年，随后他的体检、政审都毫无悬念地通过了。

但最终袁隆平没有如愿加入人民空军，征兵干部告诉他，国家固然缺少飞行员，但与之相比，经济建设更加需要优秀人才。

如此一来，朝鲜的天空上少了一名飞行员，但全世界多了一位伟大的农业科学家。

学成之后，袁隆平来到湖南怀化，成为安江农校的一名教师。在这里他可以一边教出更多的人才，一边从事农业科学研究。

50年代，无性杂交盛行，但它的底层学说被分为两派：李森科——米丘林学说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

米丘林是苏联农业科学家，曾培育出许多水果类的优秀作物，受到苏联政府和科学界的尊重。他曾将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出版，但他本人文化水平有限，未提出过明确的学术观点。

米丘林去世后，李森科将他的观点包装成米丘林学说，用以打压对立的学术观点，将支持孟德尔学说的科学家斥为资产阶级敌人。

但实际上科学是理智的。米丘林学说也存在先天缺陷，它否定基因的存在，认为环境决定了遗传方向。

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之下，40至60年代，整个社会主义农业科学阵营的发展陷入停滞，中国同样深受其害。

起初袁隆平接受的便是米丘林学派教育，任教安江农校后，他按照米丘林学说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比如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把土豆嫁接到西红柿上。

这些实验取得的成果便是一堆不伦不类的作物，起初人们对这些新鲜事物感到惊奇，但事实上这些奇怪物种对农业增产毫无益处。

随着工作的进行，袁隆平逐渐对米丘林学说产生了怀疑，他决定再进行一次实验，来验证米丘林学说的正确性，这一次他选择将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

月光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会在夜间光线弱的时候积累养分。如果米丘林学说成立，获得的新品种将可以不分昼夜地产生淀粉，生出更大的红薯。

由于月光花在黑暗条件下才能结出种子，而安江农校没有遮光材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床单等布料遮挡阳光。

但那个年代，布料需要凭布票购买，每个人的布票都是有定额的。为了维持实验，袁隆平拿出自己仅有的布票，全换成了床单。

第一年的实验结果喜人，地里长出的红薯个大味美，最大的长到了17斤半，而且顺利结出了种子。

1960年湖南武冈县举行的全国育种现场会上，袁隆平带着17斤半的红薯出现，引起了与会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欢呼，他的名气传到了大江南北。

但袁隆平此刻很清醒，他知道实验只进行了一半，要想获得成功，还得看结出的种子。果然新种子种下去后，长出的红薯与实验前别无二致，“红薯王”的性状并未遗传下来。

此后袁隆平作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选择：抛弃米丘林学说，钻研孟德尔遗传学。

60年代中期，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他和斯大林先后支持的学术伥鬼李森科失去了政治庇护，米丘林学说走到了末路，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农业科学才有了起色。

几十年后讲述那段过往时，袁隆平仍心有余悸：“幸亏我们醒悟得早，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

由于袁隆平不惧权威，中国农学起步最晚，却最早跳出了政治干预学术的圈套。

千难万险取得研发成功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历史罕见的大饥荒，在自然灾害等原因的影响下，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粮食成了全国上下最头疼的问题。

水稻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但不论米丘林学说还是孟德尔学说的支持者都认为，水稻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

它的遗传性状不容易发生改变，也无法进行无性杂交，任何对水稻的杂交实验都是无用功。

而此时月光花红薯实验还没结束，但袁隆平已经不再迷信任何学术权威，无性杂交行不通，那就搞有性杂交。

1960年秋收时节，他到学校的试验田里巡视，无意中发现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它高大壮实、籽粒饱满，与身旁的其他水稻相比，可谓是鹤立鸡群。

水稻完全成熟后，袁隆平收集采下稻穗，收获了230粒种子。如果这株水稻的性状能够稳定遗传，那这些种子将成为粮食增产的希望。

但世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新一轮水稻种下后，长出的植株高低不一，更不用说结出的粮食了。

结合孟德尔遗传学说，袁隆平确认他所发现的水稻之所以性状与众不同，是因为在它身上发生了天然杂交。

通常情况下，水稻通过自花授粉繁殖，不会产生杂交，但如果将雄蕊去除，再授以其他品种的花粉，就可以得到杂交种子了。

但一株一株地去除雄蕊，可不是正常农业生产所能做到的，唯一的办法是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株。

接下来的几年，每到水稻开花的时候，他就顶着烈日在农田里寻找。但雄性不育株可遇不可求，只在花蕊上与正常植株有细微差别，想要找到它，只能拿着放大镜一株一株地检查。

同事们不理解他的行为，说他是“鬼五十七”。在湖南话里，这是骂人不务正业的意思。但袁隆平毫不在意别人异样的目光，一门心思地寻找着那条消灭饥荒的出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64年，他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株。通过人工授粉，这株水稻结出了第一代雄性不育种子。

第二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周边的农田中寻找，挨个检查了1.4万株水稻，又找出几株雄性不育株。连同上一年的培育，一共有了6株雄性不育株。

这一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最初题为《水稻的雄性不育性的发现》）横空出世。

论文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水稻培育的“三系”学说，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并通过自身积累的实验数据，展现了杂交水稻培育的美好前景。

1966年2月，这篇论文被刊登在《科学通报》半月刊，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熊衍衡意识到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向执掌国家科委的聂荣臻作了汇报。

不久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分别收到国家科委的指示：全力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

然而5月份指示刚下达，6月份动乱突起！袁隆平多年的辛勤研究被视为“自由散漫”，他本人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差点被扔进牛棚。

眼看杂交水稻研究被迫中断，袁隆平几乎万念俱灰！幸亏新婚不久的妻子邓哲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邓哲告诉他：“大不了我陪你去当农民。”

在妻子的鼓励下，袁隆平重拾信心。1967年，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收到了袁隆平撰写的《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育系选育计划》。

这份冒着风险提交的计划书打动了两级负责人，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得以进行下去，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尹华奇也留下来帮助袁隆平。

1968年5月18日，杂交水稻研究再度遭遇沉重打击，一群小将冲到试验田里，毁掉了所有稻苗，又夺走了不育雄株的种子。

多年的研究成果毁于一旦，袁隆平心如死灰。幸而4天后，袁隆平在一口废井里找到了几根被暴徒遗弃的稻穗。

可稻苗被毁后，学校负责人非但不提供支援，反而一口咬定这是袁隆平自导自演的一出苦情戏，目的是为了掩盖他研究多年还没有成果的事实。

之后袁隆平又被扔到矿上挖煤，多亏李必湖、尹华奇向中科院的张孔湉诉说了老师的冤情。

张孔湉站出来为袁隆平主持公道，袁隆平挖了两个月的煤后又重新回到安江农校工作，之后杂交水稻研究由湖南省科委直接负责。

为了加快研究进度，也为了分散试验田遇袭的风险，袁隆平除了在安江农校进行育种，还在海南开辟了新的基地。

每到季节交替时，袁隆平便带着两位学生来往于湖南、海南之间。这种候鸟迁移一样的育种方式，袁隆平称其为“南繁”。

几年的研究下来，水稻杂交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预期相去甚远。袁隆平发现，现在人们播种的水稻，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许多优秀基因都已经消失了。

而在野生水稻身上，这些基因依旧存在。于是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野生水稻身上。

寻找雄性不育株时，工作范围好歹还可以锁定在农田里，而野生水稻不一定出现在哪里，从中找出雄性不育株的难度就更大了。

而且野生水稻的性状表现更加复杂，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就算把雄性不育株放在他面前也识别不出来！而当时全国上下能称得上专家的，也就是袁隆平师徒三人了。

1970年11月23日是世界农学界的大日子，李必湖在海南的一片荒坡上对一大丛野生水稻进行排查，甄别出其中一株不起眼的植株，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野生雄性不育株。

这株水稻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野败”，意为野生雄性败育稻，今天的大多数杂交水稻中都含有它的基因。

野败的发现使杂交水稻的产量瞬间提升，研究工作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1973年，“南优2号”杂交水稻问世，三系配套工程首次完成，水稻亩产量达到623公斤，分发到全国各地的野败二代种子也都长势喜人。

华国锋为杂交水稻保驾护航

杂交水稻的研究不仅袁隆平师徒呕心沥血，党和国家领导人们也在时刻关注着，其中关心最多的当数华国锋。

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进行农业相关工作，中国农业水平之落后，他深有体会。从60年代起，他便关注着袁隆平团队的每一丝进展。

1970年6月，湖南省在常德举办了第二届农业科技大会。这一年华国锋还是湖南省革委负责人。

作为千百名农业专家之一，袁隆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到常德这一路上内心忐忑不安，此时野败还没被发现，杂交水稻培育更是屡战屡败，愧疚不已的袁隆平一度不敢正视自己！

会议开始的前一天，华国锋听取了杂交水稻的研究报告。等到会议正式开始时，华国锋直接点名袁隆平到主席台上就坐。

袁隆平一阵错愕，他一个“小专家”，生平第一次坐上省级会议的主席台。

会议上袁隆平总结了他数年的科研成果，也如实讲述了当下杂交水稻所面临的瓶颈。一场会议下来，杂交水稻从虚无缥缈的理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产发力点。

走下主席台，华国锋又拉着袁隆平问了许多具体问题。这次会议是他们第一次相见，袁隆平的科研精神令华国锋眼前一亮。

交谈间，袁隆平也说出了当时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对上千个品种进行过培育，但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品种能百分百结出雄性不育种子。

而华国锋则用他数十年的工作经验给出了建议：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大规模试验，总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品种。

分别前，华国锋还特意向袁隆平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杂交水稻事业的关切。回到基地后，袁隆平心中的忐忑一扫而空，华国锋的鼓舞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1973年“南优2号”面世后，又有多个品种相继研发成功，全国各地成立了杂交水稻培育协助组，在十几个省份的4000亩试验土地上播下了杂交水稻种子，取得的结果令人振奋。

但与此同时，有限的制种能力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种子需求，供需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品种的推广。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发团队此时已经由湖南省农科院直接领导，农科院革委副主任陈洪新是直接负责人。

与袁隆平一样，陈洪新也将杂交水稻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惜，急切地希望这项造福百姓的技术能尽快推广出去。

1975年，袁隆平提出扩大南繁，尽快培育出足够的雄性不育种子，陈洪新对此举双手赞同，一时间从湖南到海南的人络绎不绝，孤雁变成了雁群。

当年10月，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共同主持了第四次杂交水稻全国科研协作会，进一步确定了1975年4次扩繁，1976年全国大面积推广的路线。

杂交水稻获得了广泛认可，但袁隆平与陈洪新却忧心忡忡。一来现在的种子加起来也就177公斤，远远满足不了大面积推广的需求；

二来南繁不是有一腔热血就可以的，它需要庞大的资金做支撑。

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求中央支持，但袁隆平与另一位专家陈一吾之前就去北京找过农业部，但被“领导没时间”的理由拒之门外。

虽然北京之行困难重重，但袁隆平与陈洪新一商量还要继续进京，这回陈洪新亲自出马。

12月17日，陈洪新抵达北京后就找到了农业部，与之前一样，连续吃了三天闭门羹。无奈之下。

陈洪新直接给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华国锋写了信，满满四页纸，叙述了杂交水稻面临的推广问题，请求当面向华国锋汇报。

12月22日，陈洪新终于等到了回复：当天下午3点钟，到中南海汇报。而当天听取汇报的不仅有华国锋，还有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部长沙风、副部长杨立功。

不管在地方还是中央，华国锋本就一直关注着杂交水稻事业，得知杂交水稻培育成功，进入推广阶段，华国锋很是欣慰。

陈洪新详述了当下面临的问题后，华国锋当即表态，要求各级部门积极配合，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支持方案：

中央调拨150万元用于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作为湖南调出种子的补偿，另外30万用于购置汽车，组建车队，运输南繁物资。

此外，农业部负责协调南方13省，部署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

而有了中央的支持，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得以火速开展，177公斤种子经过扩繁得到了11万公斤，在1976年如期完成了推广工作。

受益于第一代杂交水稻，全国乃至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跳出了温饱线，当时的老百姓都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其实背后华国锋的也是功不可没！

而收获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后，袁隆平并未就此止步。1995年，二系水稻试种大获成功，亩产较三系再次提高5%－10%。

进入新世纪，中国超级稻计划一骑绝尘，成为世界标杆。而袁隆平也成为了“杂交水稻之父”。但袁隆平深知，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根本走不到今天！

故而几十年间，袁隆平与华国锋的联系从未中断。

2004年，袁隆平当选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就在全国都在为他庆祝时，唯有华国锋来电叮嘱他注意身体。

2008年，袁隆平将他几十年的经历总结成《袁隆平口述自传》，华国锋更是亲自为其作序：“我们相识的媒介，就是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如今他是著名科学家，而我却垂垂老矣。”

而在这部自传中，袁隆平这样评价华国锋：“杂交水稻有今日的辉煌，华老起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我始终怀着对华老的感激之情。”

那年8月，奥运会向世人展现着中国的富强，但华国锋却悄然离去。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因摔倒后引发的多器官衰竭而逝世。

摔倒前，他正在三亚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而这次他要做的是研发和推广耐盐碱水稻，如果成功，那么将亿亩荒滩变成良田将不再是梦想。

如今袁隆平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未竟的事业并未中断。受教于袁隆平的学生们，将会扛起恩师留下的大旗，将中国杂交水稻事业进行下去，完成袁隆平“禾下乘凉”的理想！

参考资料：

李云才,张连起,丘树宏,李健.一生浸在稻田里 功勋写在大地上[N].人民政协报,2021-05-25.

余玮文.袁隆平：改变世界的一粒种子[N].中国档案报,2021－6－11.

佚名.袁隆平[EB/OL].中国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官方网站,2021－6.

宁波.大功至伟袁隆平：我是人民农学家[EB/OL].中国日报网,2011-01-13.

李浩鸣.华国锋和袁隆平之间的友谊[N].扬子晚报,2011－10－10.

佚名.文革中袁隆平科研不顺 华国锋拍板支持[EB/OL].中国网,200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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