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比穹苍更辽阔，

因为，若把二者放在一起，

他们不仅能相互容纳，

轻松地，而且还能，囊括你

——艾米莉·狄金森

诗第126首

在艾默斯特学校的七年中，艾米莉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教育，涉猎的科目极广，包括古典文学、拉丁文、历史、植物学、地质学、心理哲学以及数学等。毕业后，她被父亲送到离家十六公里的曼荷莲女子学院继续就读。很可惜，她在那里只待了十个月，便被父亲急招回家。关于艾米莉突然离开曼荷莲的原因，后世也有很多揣诗歌思想比穹苍更辽阔测，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艾米莉的父亲极端恐惧他的女儿会在学校里染上肺结核——那个时代的不治之症。艾米莉的每一次伤风，都会让他惊魂丧胆。在艾默斯特学校时，艾米莉就数次因为持续不愈的咳嗽而停学在家。只是这一次，艾米莉再也没有返校。她的正规教育，终止在她十八岁那一年。

但艾米莉的阅读并没有因为辍学而停止，反而因为没有课程的管束而进入了一个相对的自由期。勃朗特姐妹， 莎士比亚， 朗费罗， 华兹华斯， 济慈， 勃朗宁夫人，乔治·艾略特都是她喜爱的作家，后两者的画像，就悬挂在她卧室的墙上。对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她是这样评价的：“除此之外为何还需要别的书？”而对乔治·艾略特，除了欣赏，她还多了一丝同为女人的怜悯：“逆境是上帝为精英而选择的，不是吗？”此话与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经典并没有妨碍她接近流行小说，她的一只爱犬的名字，以及后来自己墓碑上的铭词，都来自她喜爱的流行小说。

艾米莉的文学素养，除了来自维系一生的阅读习惯，还来自她同样维系了一生的通信习惯。在艾米莉身后的“大扫除”中，哥哥奥斯丁和妹妹拉维尼亚已经焚毁了亲友们给艾米莉的绝大多数来信，而苏珊给她的信，竟然还奇迹般地存留了几封，这也显示了她们之间往来书信的数目，已经多到“野火烧不尽”的地步。艾米莉写给他人的信，真正存在世上的并不多。在哥哥和妹妹的双重严苛“审查”下幸存的，大多只是艾米莉书信的草稿和誊写本——艾米莉有抄留副本的习惯。当然，现在已经无从考证这些信的正本是否确实被寄出过。其实，这些誊写本也已经不是原貌，至多只能说是片段，因为兄妹俩在多处动过刀剪。从这些副本的片段里，我们可以窥见艾米莉心智和性情的流动轨迹：读过的书，正在写的诗，家中的来客，镇上发生的事……把这些没有多大关联的事件串在一起的，是她狡黠的幽默和忍不住冒出来的小小尖刻。

在她年轻一些，尚未进入“隐居阶段”的日子里，除了书信交往，她也喜欢和人谈天——和她的朋友圈子，和父亲那些见识渊博的律师同事，和哥哥带到家里来的哈佛才俊。她贪婪地吮吸着这些人带给她的学识和营养。

△狄金森肖像， 陈设于狄金森故居， 是存留于世的唯一一张证实为其本人的照片，摄于十六岁

在她的朋友中，有一串很有意思的名单，这些人身上有着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比艾米莉年长的男人，都带领艾米莉从不同的小径进入过文学的幽深之处，而且，他们都有家室。比如艾默斯特学校的继任校长雷亚那多·汉弗雷，狄金森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律师本杰明·富兰克林·牛顿，费城牌坊街长老会的资深牧师查尔斯·沃兹沃思，新英格兰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斯普林菲尔共和党人》的主编塞缪尔·鲍尔斯……这份名单还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不过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不得不就此打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名字，留在更后边的篇幅里详述。

艾米莉写给他们的信中始终跳动着一条共同的脉搏：恭谦得接近于肉麻的景仰，稍有言过其实之嫌的强烈依赖感，与调情只差一条危险的细线的机智调侃。不知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典型文风，还是艾米莉的独具匠心？这些刀剪之下幸存的信件片段，把这些男人固定在了导师－兄长－朋友－情人之间的四不像的尴尬位置上。可以想象那些毁于刀剪之下永远不可能再见天日的片段里，承载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大胆？书信里的艾米莉，与“隐士”形象相隔的，是一个宇宙的距离。那些被艾米莉称作“导师”甚至“主人”的男人在世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活细节将被后世的传记作家和专家学者一遍遍挖掘，与艾米莉残留的文稿中那些明叙隐喻作繁琐的印证和对号入座，一轮又一轮。

从曼荷莲辍学后，艾米莉回到家中，帮助母亲料理家园中的各样琐事。她做得最好的两件家务，是烘烤和种植花草——她把它们做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家园中常年散发着新鲜糕饼的香味。餐厅外的那个玻璃暖房里，异域花草在她的哄骗之下违背季节的旨意随时开放。

当然，她在家里做的不仅是这些。在所有繁琐家事的缝隙里，她写信，也写诗。

“我知道艾米莉·狄金森最言之凿凿的东西，是在厨房的储藏室里写的，就在她给牛奶去脂的时候，那么清凉，那么安静。”与艾米莉交情至深的小表妹路易莎·诺克斯回忆道，“因为我就坐在门后的小板凳上，充满了喜悦，倾听她把写的东西读给我听。窗帘虽然关着，可是从绿色的百叶缝里，她看见了街外发生的那些迷人的尘起尘落，并把它写进诗里。”

在她身后被整理发表的一千七百多首诗， 有大半是在她二十八岁至三十四岁的六年里完成的，而三十二岁那年，也就是1862年，她竟然写下了三百六十六首诗。

在艾米莉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美国正如火如荼地打着一场内战，南方军和北方军都伤亡惨重。广袤的美利坚国土上，很难找到一处世外桃源。艾默斯特学院院长的儿子弗雷泽·斯泰恩的战死，把这场战争的硝烟味带到了艾默斯特镇。艾米莉为这个年轻的生命哀恸，可是战争似乎依旧遥远而模糊。

“战争对我来说是个间接的存在。”她在给文友加“导师”托·温·希金森的信中这样说。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希金森正在前线行军。艾米莉的诗里写到了死亡，那时和以后都有，但艾米莉的死亡是和宇宙、灵魂、上帝相关的，与战争灾难无关。艾米莉的死亡没有长脚，落不到地上。

当千军万马在国土上席卷而过时，她在卧室的那张小桌子上，在厨房的储藏室里，在暖房的阳光下，悄悄地进行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没有领土争端，没有战书，没有盟军，甚至也没有敌人。她在进行的，是一场文字的暴动。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有着严明的韵律和行文规则。艾米莉带着接近于复仇的快感，用她的笔单枪匹马地冲击着那些规则所限定的疆界。她将韵律扭扯得不成形状，随心所欲地使用怪诞的比喻，率性地处置大写字母，像扔石子一样随地丢掷破折号。对她来说，诗的定义是感觉，而不是格律。“假如我读一本书，它让我感觉我的整个身体冷到没有一种火可以暖和过来，我就知道这是诗了。”她说。

艾米莉不仅挣脱了诗歌形式的束缚，也冲破了诗歌内容的界线。在生与死之间，上帝与无神论之间，爱情与逃离之间，激情与嘲讽之间的灰色地带里，她开辟着独属于自己的蹊径，恣意行走，将维多利亚时期诗歌的架构，掏得只剩下一个空壳。等人们意识到这场一个人的暴乱给诗歌带来的颠覆性后果时，已经是下一个世纪的事了。

艾米莉对诗歌进行的那场革命十分彻底——从内容一直到包装。艾米莉写诗的用具十分简单，早期是铅笔，中期铅笔和墨水笔交替使用，后来干脆就只用铅笔头以便随身携带。而她对纸张的选择，更是随意至极。除了那四十本手工装订的诗册，其余大量的诗都是随手写在诸如巧克力包装纸、杂货袋、旧信封内里此类的废纸片上。那个时代清教徒家庭节俭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可略见一斑。没想到艾米莉的这个写作习惯，竟意外地给后世打开了探入她封闭生活的一条窄缝——就是在某个写着诗稿的旧信封上，细心的研究者发现了寄信人罗德的名字和邮戳，从而确定了罗德和艾米莉的通信关系，以及那封信的具体邮寄日期，尽管信的内容已经被销毁。罗德是艾米莉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会在后面给予他更多的篇幅。

死亡是艾米莉诗歌中最常出现的主题之一，后世的读者时常诧异于她对这个话题几近病态的痴迷。但熟悉她生活经历的人，就不难理解个中的缘由。

艾米莉十岁那年，由于祖父破产，全家不得不搬出狄金森家园，迁居到北喜街的另外一个住处，在那里一住就是十五年。新住处的屋后就是镇上的公墓，艾米莉经常看见抬着棺木的殡葬队伍从她窗前经过，死亡自童年开始就是一道熟悉的街景。

△狄金森故居侧面现状

十四岁那年，她的远房表妹，也是她的同学和亲密玩伴索菲亚·霍兰死于伤寒。死神虽然常常从她门前走过，可是这一次，它走进了她生活的小圈子。她悲恸欲绝，不得不离家去波士顿疗伤。

二十岁和二十三岁时，她十分景仰的两位朋友，艾默斯特学校的校长汉弗雷先生和父亲的实习生牛顿先生先后英年早逝。一直到十几年之后，在给希金森的一封信中，艾米莉还提到了这件事，可见当时的伤痛之深：“在我还是小姑娘时，曾有一位朋友教我永恒——可是他在探险永恒时走得太近，再也没有回来。”（张芸译）

这只是她在豆蔻年华时遭遇的几桩死亡事件。进入中年后，死亡更是成了她生命的常客。她四十四岁那年，父亲在州议会演讲时突然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在没有任何亲人陪伴下孤独地离开了人世。四年后，她的好友，那个送给她“女王隐士”外号的鲍尔斯先生，也弃她而去。

再一个四年后，她景仰多年的牧师沃兹沃思辞世。紧接着，她最钟爱的侄子吉伯不幸夭折……死亡在她的生命中如此随意地进出，它在她的诗里现身也就不意外了。只是，她诗里的死亡不是眼泪，也不是哀怨，更不是控诉，而是结了痂的平静。她和它面对面地坐着，眼神时而回避，时而对视。他们老熟人一样地聊天，对话中偶尔夹杂着一两句诘问——当然是她问它，可是她并不在意它是否回答。当她写下那句著名的“因我不能停下等候死亡 / 死亡友善地驻足等我”时，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她对死亡的态度究竟是渴望还是恐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艾米莉诗歌中的另一主要主题是宗教。她一生都在诗歌里同自己的信仰作不懈的角力——与其说她是在怀疑上帝的存在，倒不如说她是在质疑上帝的存在方式。年轻时，她会在安息日随家人去教堂做礼拜，而三十岁后她再也没进过教堂的门——这一改变与她之后的隐居生活方式相呼应。她身后留下的那本《圣经》里，在《启示录》上留有折痕——那是《圣经》的最后一章。她在曼荷莲女子学院上学时，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的宗教大复兴，基督徒纷纷被呼召在人前公开宣称自己的信仰和得救。艾米莉的家人这样做了，学校大部分同学也这样做了，可是艾米莉没有，因此她被打入了“没有指望得救”的另册。在当时严苛的清教徒环境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由此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被人群隔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世界成了不上锁的无边牢狱。

写到此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惑：后世对艾米莉父亲爱德华·狄金森的评价是否有失公允？在多个版本的传记中，他都被描述成不苟言笑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可是在这桩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上，他似乎并没有以父亲的权威给艾米莉施加太大的压力，而是默认了女儿对上帝的暧昧态度，尽管女儿的行为给素以虔诚著称的狄金森家族带来了无以言表的尴尬。

艾米莉从来没有否认过上帝的存在，可她喜欢的上帝是一个自由运行的灵，有时在花园的草木间，有时在季节变换的风里，有时在知更鸟的啼叫声中，她只是不肯把她的上帝固定在某座建筑物中，或者某张时间表上。如下这首诗，应该算是她对自己宗教观的一次辩解：

有人在教堂守安息日，

而我，则在家中。

食米鸟是我的唱诗班，

花园是教堂的拱穹。

—— 艾米莉·狄金森

诗第236首

本文摘选自

《三种爱》

张翎 著

本书为著名作家张翎最新创作的长篇散文集，是对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乔治•桑三位十九世纪女性作家贴近心灵的探幽与致敬之作。其写法上脱离了单纯的“作家论作家”的惯性表达，而是通过对三位作家故居的实地探访经历，融合自己对她们作品的阅读和接受体验，更具独家性地揭开了她们传奇命途鲜为人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