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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世人对《竹书纪年》的评价依然是贬多于褒。其中雕刻的大量辣眼睛内容,不仅容易引起严谨学者们的普遍反感,还能使广大儒学爱好者们如鲠在喉。唯有自带传奇属性的《穆天子传》,因充满离奇色彩和想象空间,而被所有能接触到的受众所追捧。

虽然故事的真实性较为堪忧,却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寻觅出线索片段。因为单单是西王母这个IP形象本身,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过多次转变,甚至事关地缘格局与文明的不断变迁。

魏国人的模糊世界观

魏国人的模糊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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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传》其实源于争议性很大的《竹书纪年

目前,有关周王穆天子西游寻觅王母娘娘的桥段,主要出自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笔藏。在被公元3世纪的汉朝盗墓贼发掘前,早已不为当时的学者或记录单位获悉。其中缘由之一,便是秦始皇兼并六国后的焚书坑儒运动,以及王朝崩溃后的大规模破坏。其次还是因为《竹书纪年》本就只是魏国当局的一家之言,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获得过其他诸侯认同。

相比之下,分布在《左传》、《列子》等正史中的周穆王事迹则较为清晰。此君在公元前977年继位,不仅是西周历史上的第五位天子,还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其主要政绩在于修订刑书,并在稍后对居住在西面的蛮族邻居犬戎发动过两次征讨。但都不是远距离的大规模战争,根本没可能抵达传说中的昆仑。何况西周都城镐京,就在毗邻西部边陲的关中盆地,向北去往河套或向西直抵地域都较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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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周穆王确有西征犬戎 但都是短期的近距离行动

于是,魏国史官笔下的天子出游路线就显得非常奇怪:因为在《穆天子传》中,周王首先向北渡过黄河,再翻越主体位于今日山西境内的太行山麓,抵达位于阴山附近的包头。随后又要接连越过贺兰山与祁连山脉,才转向西北方的天山北麓,直至缺乏更多细节描述的西王母之邦。这趟行程全长35000里,而天子本人又额外向北多走了1900里。换句话说,其足迹并无踏足昆仑山脉,而是跑到更远的哈萨克与俄罗斯境内。

不过,大量考古发掘与正史记载都已表明,周人从未将领域拓展至如此广袤的空间内。加之《穆天子传》成形于数百年后的战国时期,故而更可能折射出魏国方面的中原世界观,与早年立足关中的周人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因为华夏史家向来有托古创作传统,借先人名讳强化自身说辞的可靠度和权威性,才将有过西征经历的穆天子搬出来竖作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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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传》里的出行路线 并不符合西周情况

倒是更像战国时代的中原商路选择

正因如此,《穆天子传》里的巡游路线,其实更能反映出战国中后期的中原对外交流渠道。当时的魏国虽雄踞中土,却被日渐强大的秦国堵住了西进道路。虽然在和平时期,任何商人都能靠支付过路税换取顺利通关,却也会因此增加许多运营成本。所以,魏国人更热衷于向北迂回,由同为“三晋兄弟”的赵国触及河套地区,从而规避由秦国税吏把控的商路。尽管丝绸之路尚未贯通,但来自昆仑山脉的金属矿藏、玉石、马匹、毛皮和药物,已在遥远的东方获得普遍认可。这层关系也注定会在后来,推动西王母形象与周天子出游传说的情节转变。

当然,先秦史学家从未在西王母和所属邦国身上花费任何笔墨。我们只能通过考古成果判断,那是一个奉行斯基泰游牧文化的塞种部落联盟。所以贵族即便是女性,也能继承王位且具备很高权威。更为巧合的是,他们在东方不乏文化远亲,包括控制河套南部的大义渠人以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林胡和娄烦。三者都与战国时代的中原有过密切联系,且都恰好分布在穆天子的巡游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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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的最初形象来源

应该是某个生活在天山北麓草场的塞种女首领

汉朝人的世界观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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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的大量怪异内容

实际上是汉初文人整理大量先秦历史碎片的结果

既然东周时期的魏国人能以穆天子之名著书,那么后来的汉朝人就可以将理论源头延伸至更古老的大禹这种托古风潮的杰出代表,就是大约成书于西汉早期的奇谈怪论--山海经》。虽然该书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被任何人所提及,却并不妨碍后来光武帝将之定性成上古遗传。但过多碎片化的先秦信息复刻,难免不会在刀笔吏的转手中失真走样。

于是,周穆王的天山之行被巧妙转移至昆仑,而王母娘娘的也终于收获到具体形象。只不过后人很难想象,堂堂帝王竟会为一个“豹尾、虎齿而善啸”的西游记式妖怪驻足。唯有那句“蓬发戴胜”暴露出其原型灵感,来自长期生活于半山腰地带的羌人。彼时的他们,已经沿河西走廊的南部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而产自昆仑山的各类的奇珍异宝依旧畅想长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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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形象更类似于《西游记》里的妖怪

这种近乎180°的形象变迁,无疑反映出中原文明的世界观正经历着某种迭代更新。毕竟,西汉王朝不是局限于东方一隅的战国群雄,其领域早已随对匈奴的合战拓展至整个葱岭以东。因此,过去只有少数商人才能触及的西域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喜迎东土来客。随之消散的首个情节,便是只有隔绝而产生出来的神秘感。哪怕在天山北麓游牧的乌孙部落还坚持着斯基泰文化传统,也必须在经济、政治和部分军事层面依赖汉朝援助,自然很难被新时代的观察家们视为某种远方神圣。

与此同时,原先生活在天山草场的塞种部落联盟,正因这层地缘变迁而选择转进阿富汗与北印度。其前锋至少有两股,分别深入至喜马拉雅山对面的马图拉,以及紧挨着印度洋的古吉拉特半岛。从而使自己同中原地区的交流更为不便,也就很难与足不出户的中原记录者们追述西王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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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开始 西王母的形象被嫁接到羌人身上

此外,汉朝的西部拓边并非没有极限。除环境险恶的帕米尔高原外,南侧则是昆仑山脉这个难以逾越的高耸屏障。由于背后还有条件异常可怕的青藏高原,势必要花更多资源才能成功立足。更为关键的是,本地已有大量桀骜不驯的羌人部族。他们既不能放弃同各类山下人的贸易往来,也十分非常不乐意将自己的命运交于郡县流官。所以在同时代的中原看客心中,拥有极度野蛮又较为神秘的形象设计空间。尤其在乱世刚刚平息的王朝初年,大规模对外交流根本无从谈起,非常适合于被掌握只言片语的杂学家们随意发明。所谓穴居习性,完全建立在此类现象基础之上。

讽刺的是,西汉人对王母娘娘的丑化设计,居然在后来的东汉时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倒不是说刘氏天子决定与河西的部族们搞好关系,而恰恰是因为局面恶化才意外衍生出来的“距离产生美”。毕竟,当时的王朝以迁都洛阳,不再如过去那般倚重关西边陲。充当中流砥柱的统治阶层,也多为后世学者笔下的关东贵胄。当意识到朝廷无力靠单纯出兵就弹压羌人反抗,便萌生出放弃部分西部领地的消极想法。加之本土的道家理念,因吸收外来的教派思维而融合出道教体系,便在意识形态层面保留了对某个西方圣地的模糊憧憬。结果,西王母便由过去的穴居怪兽,一跃成为有银台居住的草药仙丹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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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与高耸的昆仑山脉绑定

脱胎于羌人形象的西王母便日渐仙风道骨

两晋时代的放飞自我

两晋时代的放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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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统一时间太短 不够文人们重建世界观

到了西晋时期,短暂统一的中原帝国开始按旧例构建世界观。但外有匈奴、鲜卑和羌氐威胁,内含八王、地方大族等不安定因素,整体呈现出某种诡异,好似暴风雨来临前的最后宁静。因而在当时文人伪托创作的《列子》中,王母娘娘的形象重回先秦风格,非常混杂且不清晰。

然而,永嘉之乱的烽火很快烧遍华北大地,迫使许多人带着破碎的梦想一同衣冠南渡。在这样剧烈的现实冲击下,整个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也不免激烈起来。例如选择投靠苻坚的王嘉,就在《拾遗记》中为西王母安排了混合形象。既有最初的模糊之美,但也保留着汉朝文人构想的山地野人特征。考虑到作者本人长期与羌氐首领打交道,就不难理解其在选材过程中的含量取舍。这种重回矛盾的创作心态,显然是对现状感到无能为力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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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的后果 就是让大量文人远离西王母的地理源头

当然,更多人面对动荡时局,只能选择寄情于山水或宗教来消磨注意力。于是,佛道两教在南方的半壁江山中发展迅猛,各类修仙事迹同样层出不穷。如果说前者更多是靠来自印度、南洋两地的商团支撑,那么后者就是更符合士人小团体的神秘主义梦境。最后幻化为《汉武帝内传》一类的意淫小说,将出游追求女王的主角换成了刘彻大帝。西王母形象也顺坡下驴,转变为服饰华丽、年方三十的风情少妇,还能凭借精湛的炼丹技艺实现腾云驾雾。

值得一提是,《汉武帝内传》中的西王母还敢于向刘彻说教,奉劝其勤政爱民、不可荒淫。可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自己侍奉的君主往往能力欠佳,无法替自己完成宏大理想。反而是外来的蛮族领袖更有担当,却终究只是华夷之辩伦理下的对手。但碍于社会等级限制,没机会向上层直抒胸臆,才不得以靠小说里的几乎话来含沙射影。不想类似操作很快为同行所获悉,进而模仿出情节愈发荒诞的《西王母传》,升格出“天上天下三界十方之女界尊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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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代 西王母正是由人转化为道教的仙

随后,西王母便正式踏足神话范畴,屡屡成为鬼神志怪作品中的铁打IP。不仅在对抗蚩尤的大战中支持黄底,还曾派九天玄女向对方传递多种符咒或计谋,成为主导上古局势发展的幕后推手。与之相对,凡间的男性君主无论有何不世功勋,都不可避免的沦为提线木偶。显然正是阴柔之气逐渐在南朝上层间传递的必然结局。完全脱实向虚的人物设定,更反映出士人群体的避世情绪。

不过,今人总结这轮西王母形象的重大变迁,也不应该将所有责任都推诿给身在其中的当局者。因为当初被战国先贤所获悉的域外文明,早已因多次残酷洗牌而不复最初模样。彼时的草原世界,已经是源于鲜卑大家族的柔然汗国天下。在更远的中亚地区,则由复兴吐火罗文化的贵霜和白匈奴势力瓜分。虽然还有坚持塞种传统的乌孙留在天山北麓苦撑,却也很难同涉外机构放在荆楚的南朝展开顺畅交流。换言之,就是最初承载西王母形象的斯基泰文化,早就在偌大的亚洲内陆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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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缘变迁

南朝文人距离西王母的两个形象产地都原来越远

此外,一度接过西王母设定衣钵的羌人,也已在十六国后期的混战中渐渐式微,逐渐遭强大的北魏鲜卑侵蚀。在不断向关中等西部边陲退守的过程中,他们还或多或少的走汉水流域,同长江对面的建康朝廷产生交集。这才让彼岸的文化人在心中保留下部分娘娘印记,再依托自己的现实处境展开虚无缥缈的二次元再造。等到这层地缘中间态也日渐凋零,与之有关的形象换代便免不了停滞下来。

于是,有关西王母的更新热度就在隋唐两朝戛然而止。在源自鲜卑军事集团的关陇贵族们看来,自己有太多的素材可供描摹,且多为成形于公元4-5世纪的新产品。除后人皆知的佛教文化外,源于西亚的拜火教、摩尼教与景教一样看着生机勃勃。由龟兹歌姬扮演的飞天形象不仅看着年轻,还体态轻盈且有丰富魅力。古朴的半老徐娘则只能退居二线,成为吸引部分道教信徒的文旅标的。虽然还能被后世学者从敦煌、瓜州乃至西域地区的壁画中寻觅出来,却早已不复当年的顶流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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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中的西王母形象 主要依托道教传播

重新炒作旧IP

重新炒作旧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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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IP在北宋时期得到初步复兴

但展现出来的形象也愈发保守

公元10世纪后,占据中原大地的北宋王朝同样在为构建新世界观而努力探寻。由于要对外直面极其糟糕的地缘压力,对内秉持纠正前朝胡风的文化倾向,便自然而然的促成道教复兴与西王母热度回升。但包括《云笈七签》在内的作品,都没有任何新的创意,只是把故纸堆里的内容搬出来重抄一遍。结果必然是不再对外部世界有感召能力,很难像隋唐道士资助洞窟艺术那样,将娘娘概念输出给辽、金或西夏。

好在官方层面的故步自封,挡不住底层民众的热情灵感。特别是在戏曲艺术大行其道的元朝,西王母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时髦剧本中。譬如至今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游记》、《牛郎织女》,都有其典雅庄重且稍显古板的威严身影。可见在混迹社会的升斗小民们看来,这位曾吸引过周穆王、迷倒汉武帝的上古女神,早已不复当年的卓越姿色。反倒更像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产物,屡屡出手教训那些渴望冲破伦理纲常的晚生后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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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戏曲剧本的《牛郎织女》与《西游记》

都将西王母塑造成维护封建礼数的卫道士

到了礼教做派甚嚣尘上的明清两朝,西王母的老封建形象更是随章回小说而发扬光大。在那个能够创作《金瓶梅》的特殊年代,其形象风评显然不会太让人满意。加之日益内敛的文化氛围,将许多曾平行传播的小教派扼杀,便将大量人口重新推回道家怀抱。后者也是再接再厉,先后推出《三教搜神大全》、《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瑶池金母金丹忏》与《王母消劫救世真经》等宝卷,将娘娘确定为具有创世和救世这双重属性的超级女神。

此时,中原王朝的外部地缘形势,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西王母形象的完全固化。因为无论是遵从喇嘛教的蒙元后裔,还是由中亚蔓延至南洋群岛的伊斯兰世界,都在文化层面上同中土有了巨大不同。尽管彼此间或多或少都存有交集区域,但很难触及由广袤内陆堆砌出来的偌大纵深。等到差异性更强的基督教随西方势力东进,便在无形中进一步催化着本土保守流派的抱团群暖。其中的最佳典范,莫过于曾是最大外来信仰的佛教。只不过在近代观察家看来,这些寺庙与僧侣早已同周遭的大环境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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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形象在明清两朝的道教中已然封神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当代读者心中的西王母形象认知,还是源于20世纪后期的电视传播普及。特别是影响力深远的86版《西游记》,很容易让人将娘娘与《红楼梦》中的贾母老太君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样的粗浅认知并非错觉,而是源自明清时期的作者真传。当代影视工作者们的形象捕捉也相当到位,尽可能为观众呈现出原著中的隐藏感官。如无意外的话,那么相关标准还将被这一行业所继承下去。

然而,任何文化形象的长期固化,本身都是文明限于某种停滞状态的不佳表现。回顾西王母形象在2000多年里的变化节奏,就能明显察觉出某些持续良久的静态阶段。尤其是在南北朝结束后的隋唐宋,以及元朝结束后的明清等等,几乎都是长达数百年的窒息式稳定。虽在器物运用等表层看着风起云涌,实则背地里的暗流已然干涸或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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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媒时代 每部《西游记》都少不了相对出挑的西王母

最后,时长2000多年的西王母形象变迁,还是一部中原文明的世界观修正历程。由于外部因素总是千变万化,不免会因地理隔阂造成观察偏差与信息流断裂。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记忆重塑,便是此类现象的最直接成果。每当深陷其中的当事人,不能及时跟进或转换载体,就不得不靠前人留下的资讯展开循环发明。因而《山海经》的准确性远不如《穆天子传》,《云笈七签》的文学价值又没法同《汉武帝内传》比拟,各类翻拍电视剧的观赏体验也不可能胜于经典旧版。

西王母早就不是那个洪荒岁月里的蛮族女神,穆天子的拥趸却尽可能的做到了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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