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1928年2月的一天，井冈山万籁俱寂，主席的住所还亮着灯，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看得出他遇到了难题。
就在这一天，教导队副队长将队长打死了。
副队长解释说，是自己失手造成的，但是不少战士有异议。这些人认为，很可能是副手为了上位，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么真相如何？责任人又该如何处置？
这一切，还要从红军教导队的成立说起。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后，面临很多问题，除了敌人的封锁，还有一个问题是红军的战斗力不高。
这也难怪，红军战士大多是穷苦农民出身，他们大多没文化，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队伍里不但缺乏训练有素的士兵，也缺乏优秀的军事干部。
如果战斗力不能提高，在敌人的“围剿”中生存下来都是问题，别说发展了。
因此，主席经过认真思考后，决定自己培养军事指挥员。
红军虽然主体是农民，但有一些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除了林彪、伍中豪，还有吕赤、陈伯钧、卢德铭、谭希林、张子清、余洒度、王尔琢等。
红一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听了连声叫好，说：“广东有黄埔军校，云南有陆军讲武堂，保定有军官学校，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红军军校？”
红一团团长张子清说：“军校？我觉得有点太大了，以我们现在的条件根本办不起。”
“办不了大名头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办小名头的嘛，搞个教导大队应该不成问题吧？”主席道，“豪子，你是黄埔高材生，有什么好主意？”
伍中豪，1905年出生，衡阳人，比林彪大了2岁，比林早2年加入组织，两人都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但当时的职务远高于林彪。
一来伍中豪是北大文学院毕业生，文化水平更高；二来他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考官，在那时就认识了主席；还有一点，秋收起义时，他也是领导人之一。
因此，伍中豪是主席的第一爱将，是当时的林彪不能比的。
“毛委员，您说得对，我军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必须全面提升，办军校很有必要，我赞成办教导队。”伍中豪说。
张子清道：“豪子说得对。”
“行，那就这样办。”主席说。
经过酝酿之后，1927年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在龙江书院明道堂正式成立。红军把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队分成干部和士兵两大部分培训，士兵由张子清负责，干部由伍中豪负责。
伍中豪所负责的干部训练队，实际就是军官教导队，一共一百来号人。
教导队队长由原军官队队长吕赤担任，蔡钟任党代表。
吕赤1904年出生，比林彪大一岁，伍中豪小一岁，也是黄埔四期生。
因此平时的训练具体由吕赤负责，伍中豪负责全面工作。
教导队分为四个区小队，王良、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担任区小队队长，鄢辉、黄天华等担任教官。
教导队成立后，学员的热情很高，教官也非常敬业，收效明显，受到主席的称赞。
就在这时，枪击发生了。
被枪击身亡的，不是别人，正是教导队队长吕赤。
枪击者，是教导队副队长兼区小队队长陈伯钧。
他们都是四川人，又一起参加革命。不同的是，吕赤是黄埔四期，陈伯钧是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虽然前者比后者大了6岁，但是因为是老乡，二人关系很好。
吕赤把小自己6岁的陈伯钧当其弟弟看待，半夜起来掖被子，分到什么好吃的自己舍不得也要给他。
陈伯钧也把对方当作大哥，有什么心里话愿意对他讲。毕竟在井冈山的队伍中，四川籍贯的战士不多，二人说着相同的方言，沟通也没有障碍。
既然如此，陈伯钧为何要枪击大哥？确切地说，祸起一把缴获的手枪。
当时的教导队，并不是专门的教导机构，有时候他们也参加战斗。
在1928年2月上旬的一次战斗中，陈伯钧在民团团长的桌子底下发现一把手枪。
这支手枪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弃之不用，扔在那里。手枪表面锈迹斑斑，枪栓怎么都拉不动，看起来就是一个废品。
按照规定，所有战利品包括枪械都要上交的，这支手枪破旧不堪，陈伯钧就没上交。其实他心里打着小九九，万一枪修好了，自己就能用了。
众所周知，红军缺乏武器，别说是井冈山时期，就是抗战时期手枪也是稀缺的。
陈伯钧面对着手枪，就像面对一个妙龄女孩，心里痒痒，一有空就看着手枪出身，还拿起来不停端详、摆弄。
吕赤见他对这把生锈的手枪爱不释手，就笑着说：“伯钧呀，一把拉都拉不开从破玩意，别整天魂不守舍的，等收破烂的来了卖了吧，没准还能换半盒香烟呢！”
陈伯钧的倔脾气上了，他执拗地说：“你信不信，我一定把这破玩意给整好，变废为宝。”他说干就干，从老乡家找来了煤油，将手枪放在里面泡了一天。
他开始拆解，把弹簧、撞针等主要零部件一一拆开。
经过一个时辰的倒腾，扳机居然松动了，这可把陈伯钧高兴坏了，像个孩子那样脸上笑开了花。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老乡吕赤炫耀，但这时候吕队长不早不晚外出打土豪去了，要几天后才能回来。
几天后，吕赤终于执行任务回来，风尘仆仆地走向队部。
陈伯钧老远看到就迎上前去，拦住了吕赤的去路，拿枪在对方眼前晃了晃说：“看看，我这是破玩意吗？”
吕赤笑着说：“怎么，这铁疙瘩还没有扔吗？”
陈伯钧当时才18岁，还有点孩子气，他听了之后，不服气地把枪指着吕赤的鼻梁，说：“好啊，你还笑我？这就给你瞧瞧铁疙瘩的厉害！”
说着，他便扣动了扳机。
陈伯钧疏忽大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枪里还压着一颗子弹。
扣动扳机之后，只听“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正中吕赤的额头，一股热血喷涌出来，吕赤应声倒地。
突如其来的状况，把陈伯钧吓得呆立在那里，他跪在地上，眼里满含泪水，撕心裂肺呼喊：“吕赤，我的好兄弟！”
可是任凭他如何呼喊，吕赤也无法回应，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值班的战士听见枪响出来察看，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快步赶往队部向伍中豪汇报情况。
大家得知队长被打死了，杀人者是他的副手陈伯钧，便心生疑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于是大伙一拥而上，将陈伯钧控制住。
其他干部听他讲述事情经过之后，也不大相信。
既然他将枪摆弄好了，在枪击发生前肯定不是第一次扣动，如果里面有子弹早就打出去了。
因此，有人不免往不好的一方面想，觉得陈伯钧是有意枪杀吕赤，自己好上位。
再加上吕赤能征善战，有勇有谋，大家对他的死感到非常惋惜，觉得应该严肃处理。
伍中豪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收缴了陈伯钧的手枪和子弹，下令将他捆绑起来，听候毛委员处理。
主席知道后，非常震惊，他在伍中豪的陪同下，看了吕赤的遗体。他眼里含着泪，嘴角抽搐着一言不发，非常难过。
肃立了一会，主席和伍中豪一同到了关押陈伯钧的地方。
看到主席和伍中豪，陈伯钧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无地自容，而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头痛哭。
他悔恨不已，声泪俱下说：“把我枪毙了吧，给吕赤同志抵命。”
主席没有斥责陈伯钧，反而转身严肃地对伍中豪说：“这样的事本不该发生，是你的责任；教导队管理严格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伍中豪立正站着沉默不语，他也十分难过。
离开关押陈伯钧的地方，主席的语调缓和了一点，他问伍中豪说：“陈伯钧和小吕平时感情怎么样？”
“非常好，友情很深，跟亲兄弟一样，不过……”
“不过什么？这说明他打死吕赤纯属意外。”主席说，“况且，他们二人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一直态度坚决、顽强不屈，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追随队伍上了井冈山。”
“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现在却打死了人，要慎重处理才好。”
伍中豪说：“按照军法，杀人偿命，无可厚非；可现在看是误伤，让他抵命又似乎不合适……”
主席说：“既然这样，你让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和党代表蔡钟去做做大家的工作，说明这是误杀，原则上是不枪毙的，接下来用什么办法处理你们做主。”
听到这里，伍中豪心里有了谱，知道主席在失去一个干部的情况下，不愿意再牺牲一个同志。
告别主席，他大步流星来到士兵委员会，安排张令彬和蔡钟尽快做通士兵的工作，以免大家情绪受影响，影响部队的训练和作战。
两天以后，主席和伍中豪站在队列前面。
伍中豪表情严肃，站在队前作了深刻的检讨，说枪击事件源于管理松懈，要引以为戒，杜绝类似再次发生，并诚恳地向官兵鞠躬致歉。
接着，主席发表讲话，他的脸上依旧带着悲痛，但尽量用很平静的语调说：“吕赤是好同志，陈伯钧表现很好，这是个误伤事件。他们都是军校出来的，是难得的人才！”
“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大家看怎么样，我讲的对不对？”
主席的话符合情理，绝大多数战士听后心悦诚服，态度一致，觉得陈伯钧情有可原。
这时，有战士问：“毛委员，难道他杀了人就这样算了吗？”
“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只是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是必要的。”主席说，“我建议罚他一百板子，你们说好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表示异议。
毛委员说：“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么你们谁来打呀？”
大家沉默不语，谁都不忍亲手来打跟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志。
主席便转身对自己的警卫员杨梅生说：“看来只好由你来打了！”
【右一为陈伯钧】
伍中豪将早已准备好的竹板子递给杨梅生，竹板子大约20厘米长、10厘米宽。在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下，对着陈伯钧的手掌啪啪打了起来。
从始至终，陈伯钧没有喊一声。
当打了大约二十板子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红肿起来，并且上面有血渗出，竹板子上也沾上了血迹。
这时候，杨梅生的手开始微微颤抖，额头上的汗滚下豆大的汗珠，手上的竹板子速度慢了下来。
作为监督者的陈士榘见状也不忍心，就对杨梅生说：“板子打得重，一板子顶五板子，已经打了二十下，可以结束了！”
士兵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听了，也纷纷表示赞同，他们知道，手打坏了人就废了，还怎么打仗呢？
于是警卫员停下了手里的板子，早已在一旁的卫生员也赶紧跑过来，给陈伯钧涂药、包扎伤口。
一场枪击风波，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陈伯钧被调离教导队，降职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
【左起：徐海东、罗炳辉、陈伯钧】
后来，陈伯钧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抗战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训练部部长，解放战争时作为四野骁将从东北打到广西，1955年成为开国上将。
主席慎重处理枪击事件，挽救了陈伯钧的生命，为我军留下了一员骁将，成为一段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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