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一季度还未结束，已经有多位医院“一把手”落马，医疗反腐态势继续升级。
1月以来34位“一把手”被查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统计，截至3月18日，今年至少有34位医院院长被查，其中多数集中在药品采购、药械采购等领域为他人提供便利，收受贿赂等。
由于医学的强专业性，关键少数往往对购销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在此背景之下，院长、主任等医院、科室的“一把手”，已经成了反腐工作的“着手点”。
3月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以案为鉴 | 心存侥幸企图隐瞒 最终难逃纪法严惩》的文章，披露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人民医院原院长莫益福受贿犯罪的案例。
为了能够让其利益相关的老板们顺利承接到医院项目，莫益福事先帮助他们跟相关科室打好招呼，了解医院的采购情况，便于后续顺利中标。
不仅如此，在医院班子会议上讨论的血液透析机及神经肌肉刺激治疗仪、胃镜清洗槽、腹腔镜、高端多排螺旋CT、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等大型医疗设备采购事项时，莫益福率先表态，同意自己中意的商人老板承接采购医疗设备业务。
2022年9月20日，莫益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12月2日，莫益福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违法所得被追缴。
尽管在药品、耗材零加成和带量采购推行下，带金销售已经得到极大遏制，但那些掌握着医院购销、招采话语权的“一把手”们，依然是企业和供应商们的围猎对象。
反腐手段“数据化”“全链条化”
反腐高压下，传统的金钱交易模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隐晦的“利益输送”。
今年2月，中纪委官网发布题为《深度关注|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的头条文章，针对院内隐蔽利益进行了深度解读。
例如：在医药用品、医疗仪器等招投标上，巧设“技术参数”“药效参数”等特定条件，打着“科技”“药效”幌子，加码“定制”招投标筛选规则，变相达到与“指定”医药公司长期合作、双向受益的目的；
医药企业通过隐形“供”股、研讨培训变相补贴、礼品药品无偿或低价兑现等方式，促使双方协商达成医药推销“高价协议”，形成医药回扣利益链等。
不过伴随着“利益传输”隐蔽化的趋势，有关部门的监管措施也在不断升级。
浙江省玉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黄先锋这样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可从长期合作的医药公司、长期不轮换的重点岗位、长期频繁存在的外出培训等细节入手，围绕重点岗位轮岗、科研学术活动、职工借款欠款等异常数据，层层抽丝剥茧，着重发挥好话单、账单“两单”作用，通过医药公司或第三方代理公司的资金转入、存现时间点及金额，倒查梳理利益输送人员关系，判断资金单向转（存）入、高息借贷、项目分红等现象，精准发现隐形风腐问题。
此外，在高值医用耗材（骨科、心内科）的监管方面，医保飞检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开信息，自2019年起，国家医保局正式启动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累计派出飞行检查组184组次，飞行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84家，发现涉嫌违法违规使用相关资金43.5亿元。
仅2022年各省就飞行检查定点医疗机构2756家，发现并追回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22.9亿元。
3月14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对比国家医保局2019年发布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管飞行检查规程》来看，新《办法》新增“新闻媒体曝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这一启动情形，同时，在智能监控方面，增加了大数据筛查的形式。这意味着，医保基金监督颗粒度进一步提升。
目前，对于医疗领域的监管已经逐渐深入到医药购销全部利益链条。除了医疗机构外，行政单位和药械企业同样是反腐部门密切关注的重点。
截至2023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五批次案件中，共有9家卫健局/委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被纠正。
披露情况显示，卫健局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垄断、制定配送、采购，以及限制医疗机构自主选择配送权和招标权的现象突出。
企业方面，招采信用评级持续发力，一旦被认定为“失信”，企业日常的招标采购工作都将被影响，甚至相关产品会被中止挂网以及取消投标资格。
从医疗机构到行政单位再到药械企业，反腐脚步已经遍及医疗领域的各个角落，医疗监管正在向新的维度升级。
来源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赛柏蓝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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