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孽债》这部电视剧，就不能不提开始于1978年底，而在1979年上半年达到高潮的西双版纳农场知青大返城的那股狂潮。这股返城潮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因受返城政策限制和对返回上海后生活状态的不可预知，一些上海知青抛下的不仅是红土地、橡胶林，还有他（她）们青春与爱情的结晶——孩子。很多与当地老乡或农场职工结婚的知青，匆匆离了婚，把子女留给了对方；还有个别的男女双方都是知青，但也把子女送给了当地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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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虽然不是那批知青返城潮中的一员，但由于是同龄人，再加上上海也是我的老家，所以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很多上海知青为了返城不惜，或者说不得不夫妻分手，子女离弃的经历深深触动过我。套用后来时髦的那句话来说：它触碰过我心中那根最柔软的神经。

岁月荏苒，一晃十年。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在云南电视台电视剧部做导演、编剧。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右派在下放地与一名当地的姑娘成家生了孩子，后来右派平反回城，夫妻离婚，孩子留给了女方。

男方回城后又结婚生子，但他始终思念着那对母子，一直怀着深深的内疚，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十字架......我联想到上海知青当年抛下的那批孩子，时隔十年，这批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有的或多或少知道了自己的生身秘密。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能怀着对亲生父母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千里迢迢去寻找养育了自己，又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然而，他们在上海的亲生父母一般都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儿女，当这些孩子走进这既陌生又有血缘关系的新家庭时，一定会引发一段段情感纠葛，上演一个个悲欢离合，令人唏嘘感叹的故事，把它写出来、拍出来，肯定能成一个热门电视剧。

我把这个想法报告给当时主管电视剧的孙副台长。孙副台长也是上海人，他的很多亲友也是知青，他对上海知青的这一段生活很了解，很关注。

我们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剧的基本内容、主题、作者等，我汇报说，我觉得这个剧的主要内容不是写十年前这些知青离弃子女的过程，而是放在这些孩子现在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时发生的故事和心灵冲撞，不是要通过这个剧从社会意义上去评判上山下乡的功过是非，也不是从道德层面评判当年这批知青离弃子女的对与错，而是要描述这些孩子在寻找过程中和找到亲生父母后的悲欢离合，从中发现和剖析人性的方方面面，写出情与理，情与法，情与爱，情与仇，情与妒等一系列矛盾和碰撞，从而解读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一代人的人生和情感经历。孙副台长很认同这些想法。

那么，由谁来创作剧本呢？我当时虽然也已经写过六七个电视剧本（云南电视台拍摄的第一、二、三部电视剧，都是我单独或与人合作写的剧本），其中一个还获得了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 ：我虽然从广义身份上来说，也算知青，但我仅仅在五七干校劳动过，既没插过队，更没有到过农场（建设兵团），对这类生活没有实际的体验；同时，我虽然是上海人，会说上海话，但我十一岁时，就跟着父母来到昆明，对九十年代上海的风土人情，市民心理都不熟悉；最重要的，我的创作功力达不到写这么一部连续剧的水平。

我和孙副台长把云南当时的作家排了排队，觉得都不是特别合适，最后不约而同想到一个人——叶辛。叶辛虽然不在云南而在贵州插队，不是版纳知青返城潮中的一员，但他本身是上海知青，既熟悉知青的生活和心态，又熟悉上海的风土人情，而且他已写过当时最有名的知青题材电视剧《蹉跎岁月》，在作家中是公认的写知青题材的高手。

当时，叶辛已调贵州省作协。我通过贵州电视台的朋友找到了叶辛的联系方式，与他约定后，我即乘车前往贵阳，时间大约是1989年的十月份。

坐了一夜火车，到达贵阳的时间大约是中午十二点多。因为车晚点了，所以一下车，我即赶去叶辛家，以免错过了约定见面的时间。见面后谈得很融洽，我告知了云南台对于这个题材的初步设想，与他在主题、主要事件、片长等诸多方面都作了沟通。叶辛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他习惯先写小说，再改编成电视剧本，所以他让我们不要着急，让他先写成长篇小说；二是请云南台提供一些西双版纳风俗民情方面的文字图片资料，并安排他到西双版纳去实地采访，我说这两点都没有问题。

于是我们就达成了口头的“君子协定” ，既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预付定金。此后双方都遵守了这个约定，例如小说出来后，曾有几家电视台想找叶辛购买电视剧的拍摄权，但叶辛都说，电视拍摄权已经先答应了云南电视台和杨导（他对我的称呼），婉言谢绝了。

叶辛后来的文章写到我们的这次见面时，还讲了这么个细节：我们谈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问我吃午饭没有。我如实相告，因为火车晚点，急着赶来与他见面，再加上在火车上感觉肚子不舒服，所以没吃。他很热情地马上给我下了一碗面，因考虑到我肠胃不适，所以他做的很清淡，只加了几滴香油，放了几片青菜叶，有点像上海的阳春面。我也没有推辞，吃完后一抹嘴，继续开谈。

不过叶辛虽是著名作家，文学大咖，但似乎也有脑筋短路的地方（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还是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性记忆？）。例如，他在后来回忆《孽债》的讲话或文章中，说我是北京知青，这可能是我后来调北京工作引起的误读。还有，在说到《孽债》的创作初衷时，叶辛有时说是他在离开插队的村子时，村里有一个已嫁给当地农民并生了孩子的上海女知青眼泪汪汪地来送他，触发了他的灵感，有时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登载了一篇写上海知青插队时生的子女来上海寻亲的报道，受到了启发。但一直没有提到是云南电视台对这个题材有了最早的设想和规划，主动去找他约稿的。

我认为，正因为有了云南台的指向性约稿，至少有了这么一个契机，才促使他有了写《孽债》的冲动与计划。再如，他在回忆中写道，我见到他时，说云南台近几年的栏目做得很出彩，但一直拿不出好的电视剧，希望他能予以支持，所以他答应把构思中的《孽债》交给云南台。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绝对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哪怕是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云南台的电视剧创作，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在全国都处于中上水平，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电视剧商品化之后，才因为经济实力、人才流动等原因，逐步衰退的。在我与叶辛的那次交流中，主要是我介绍云南台对这个题材的设想，和我所知道的上海知青返城时抛妻别子的一些情况，他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问我，自始至终也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他对这个题材和故事已有了构思和设想（难道是我愚钝？还是他城府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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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昆后不久就给叶辛寄了几本介绍版纳风土人情的书籍。1991年6月，我调到北京工作。大约是1992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收到叶辛从上海寄来的登载有长篇小说《孽债》的刊物和一封信，告知小说已经发表，正在着手改剧本，让我看完后提提意见。不久后，我又接到云南台电视剧部的电话，问我能否回去拍这部剧。我当时在北京有线电视台工作，有线台刚开播不久，人少事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请假，台领导研究后，说可以给我两个星期的假。按照当时的拍摄速度，20集的剧全部完成起码要半年。如果硬要去拍这个剧，只有辞职。我没有这个胆量，因为当时不管是调北京，还是进有线电视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非常遗憾地回电说，请云南台另派人吧。

1993年的春季，叶辛写完了剧本。听说孙副台长和相关编辑看了剧本后，觉得总体相当不错，但因为他缺乏在西双版纳农场的实际生活，因此这一部分写得比较弱，比较虚，需要充实。云南台为此又把他请到云南，台里派了专车专人，陪同他到西双版纳采访。还请了一些相关的人员，组织了一次剧本研讨会，叶辛从版纳回来后，到研讨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还和云南台签了剧本的书面协议。

云南台对这个剧很重视，为了保证质量，准备请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黄蜀芹（她拍过电视剧《围城》）来担任总导演。五月，孙副台长带人专赴上海，与叶辛、黄蜀琴以及上影厂的领导见了面，商定了合作的相关事宜。这时，云南台已经向云南广电厅、省委宣传部报备了这个剧，也在广电总局的电视剧规划中立了项，台里又作出了100万的资金预算，准备在当年的八月份开机。此时，似乎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等到雨季一过，就可以投入拍摄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东风没来，西风却来了。先是黄导演被厂里派出去临时“救场”，中途接手拍另外一个片子，《孽债》开机时间要推迟。接着，云南台得到一个消息：上级单位的某领导责问这个剧，说剧名叫《孽债》，是指谁在造“孽”？又要向谁讨“债”？孙副台长只好与叶辛联系，请他改个剧名，叶辛也答应了。但这位领导却说，改了名也不能拍。听到这个消息，云南台不敢贸然投拍，无奈和叶辛解除了协议，还给予了经济赔偿。

叶辛把剧本转给了上海电视台，上海台如获至宝，据说文学部主任立即找到叶辛，当即拍下一万元现金，拿走了剧本，后来又分两次付了三万元，这超过了上海台当时最高的电视剧稿酬标准。上海台安排精兵强将投入拍摄，导演还是黄蜀芹，演员中除了上海的一批实力派演员如赵友亮，严晓萍等人外，还有云南的一个僾尼族，一个傣族。

拍摄在1994年完成，1995年春节前在上海播出了沪语版，取得了42.62%的极高收视率，后来又先在上海，随后在全国播出了普通话版，之后的十多年里，上海台及各地方台又数次重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孽债》火爆荧屏，先后获得电视剧“飞天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后，人们追问到底是哪位领导在什么场合说过这样的话，是谁传达的，结果没有任何人承认发出过或传达过这个“指示”，当然也就无法弄清这真是某领导的“高见”，还是传来传去，走样了。

《孽债》的播出，在全国观众尤其是知青和知青家庭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重庆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当年在西双版纳勐腊农场插队的重庆知青陈俊，和当地的一位傣族姑娘依香娜有过一段纯真的恋情。

知青大返城时，回家心切的陈俊不敢面对与依香娜的别离，悄悄地离开了版纳，这一次的不辞而别，成了他内心一生迈不过去的心结。年近花甲时，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身体日益衰弱，而寻找依香娜，再与她见上一面的愿望却日益强烈。

依香娜当年在勐腊县勐捧区的场镇劳动服务公司当售货员，由于美丽善良，性格温柔，是当地众多知青心中的孔雀公主，很多知青以买冰糕为由，跑几里甚至十几里路去看她，所以她又被称为“冰糕妹”，陈俊和她也是买冰糕时一见钟情的。

众多知青战友通过不懈努力，找到了已在昆明生活的依香娜。陈俊的妻子（也是到版纳农场的重庆知青）又主动与依香娜联系，邀请依香娜到重庆与陈俊见了面。此事在重庆的知青圈里传为佳话，也引起了报社记者的关注。

记者在采访陈俊时，陈俊多次提到电视剧《孽债》，说电视台播放《孽债》时，自己每天一到播出时间，再有其他事也一定停下来准时收看，还差点打电话给电视台要求一口气播完全集，后来的每一次重播，也几乎一集不落。自己和依香娜的恋情没有留下“孽债”，但有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情债”。《孽债》唤起了自己的青春记忆，激发了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再一次见到依香娜的强烈愿望，也希望有一天自己的这段知青生活，能像电视剧《孽债》一样，给众多知青兄弟留下一段回忆。

记者据此写了一篇《重庆知青哥，傣族冰糕妹，一段埋藏了三十一年的纯真爱情》的长篇报道。巧的是这篇文章在报纸登载时，叶辛正在重庆开会，陈俊知道后，委托记者联系叶辛，希望能见上一面。

叶辛看了报道，也非常感动。在离渝前的头天晚上，他提前结束了其他活动，匆匆赶到陈俊家探望，并送给他一本自己签名题词的小说单行本《孽债》，题词写的是：“让我们永远记得那段难忘的日子”。极度虚弱的陈俊说话困难，无法与叶辛细谈，委托妻子播放了依香娜来渝的视频。叶辛看后很动容地说：“岁月无情，但他们的美好经历值得回味。”表示将考虑把陈俊与依香娜的故事写进自己的新作里。

关于叶辛写《孽债》，还有几件轶事可以在此“八卦”一下。

第一，叶辛是分成两个阶段写成这部小说的，据他回忆，他动笔不久，就从贵州调回了上海作协，并承担了很多事务性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写作就停了下来。有一个相熟的出版社编辑对他说：你调回上海了，也应该亮亮相，不过不应该在办公室亮相，而应该靠作品亮相，并问他手头有什么作品。叶辛说只有写到一半的《孽债》，在这位编辑的催促下，他给这半部小说加了个尾巴，先交给一个小说刊物发表。据说检字排版时，检字工人常常停下来，拿着手稿传看、议论，以至于忘掉了手头的工作，影响了进度。

第二，小说在电视剧播出前，印刷了三万册，电视剧热播后，一下就加印二十五万册，可见电视剧的影响之大。第三，叶辛后来又写了《孽债2》，说的是在《孽债》中到上海寻亲的这五个孩子长大后的故事，也拍成了电视剧，不过已没有《孽债》那样的轰动效应和收视率了。据报道，叶辛后来准备筹拍一个被业界称之为“新孽债”的系列剧《我们想要的幸福》，说的是知青后代在当今社会的故事。

《孽债》从初有想法到今天，已经快三十年了。这期间常有人问我：云南台或者你本人没有拍成这个剧，是否感到可惜？我想对于云南台或我本人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又是一件幸事。因为上海台相比云南台来说，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要好得多，而黄蜀芹导演与我比，艺术功力更是要高出好几个档次。由上海台和黄蜀芹来拍这部剧，可以说是在剧本的基础上锦上添花，保证了这部剧的艺术质量。

还有人说，上海台也不厚道，既然这部剧是云南台最早提出的，并为此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那在片尾字幕里，至少也应该给云南台参与过此事的相关人员打上一个名字，或对云南台表示个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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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尾字幕里有没有云南台其他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而没有我的名字，我觉得可以理解，一是我当时已离开云南台，二是那时的电视剧不像现在，光“策划”这个头衔就可以打上几个甚至十几个人的名字。如果放到现在，上海台可能就不会这样“吝啬”了。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剧本没有被“枪毙”，能够拍出来，能够被广大观众认可和喜爱，相比起我们个人的名分，那是更重要的。

（知青情缘荐稿，编辑刘乐亮老师）

作者：：杨凯（昆明三中高中六八届5班）